「造反派」、「保守派」與「逍遙派」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將「文革」引向了群眾運動。群眾運動中出現了「造反派」、「革命派」（援引毛澤東延安時期提出的「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亦稱「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亦稱「保皇派」）的分野。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後，「造反派」一路猛進，甚囂塵上；「保守派」則或偃旗息鼓，或匿影藏形。而後，隨着譚震林等「大鬧懷仁堂」的所謂「二月逆流」（亦稱「二月抗爭」），以及軍隊介入地方文革的複雜變局，文革群眾運動便呈現出「造反派」多因「主義－路線」（虛）和「權力－權利」（實）之爭而分裂；「保守派」則部分消散，部分改換旗號、蛻變崛起的兩重態勢。至此，全國各地展開了兩派、三派乃至多派之間的「全面內戰」。
1967年5月，高層決策掀起針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其實內含着整飭「全面內戰」的需求。然而，「大批判」是喧騰的「宣傳戰」，為「權利－權力」的「派別武鬥」才是嚴酷「血肉戰」。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除了各派別的領軍人物和骨幹分子鏖戰於前線外，大批的群眾脫離了文革運動的現場，衍變成了「逍遙派」。
為什麼逍遙派成為群體現象
到1967年，「逍遙派」已是普遍的社會存在。這個群體的經典特徵被輿論概括為：你搞「路線鬥爭」（即「打內戰」），我搞「線路鬥爭」（指男生裝收音機、電視機；女生織毛線等），具體還表現為下棋打牌、談情說愛、私鑽業務等等。總之，不管左右爭鋒，背離文革運動的政治方向，自顧自地朝着娛樂悠閒、修身養性的路徑上走。
於是，就有來自正規報刊的《不做小資產階級「逍遙派」》（文匯報）和刊印於所屬各造反組織的群眾報刊、傳單上的文章，如《「逍遙派」往何處去》（華東師大）、《堅決煞住這股「逍遙」歪風》（上海鐵道學院）、《討伐「逍遙派」》（同濟大學）等，儼然站在「革命」的制高點上（此為革命造反的「常態」），指責「逍遙派」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時期」，是在「兩條路線的決戰時期」，「不關心無產階級政治」，且「逃避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而「逍遙」之實質則是「對革命的背叛」等。
那麼，為什麼會在這個當口，出現「逍遙派」，且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群體的現象呢？造反派的文章指出：一種情況是某些人在運動中「犯了一些錯誤，喝了幾口水」，便躑躅於岸上，一蹶不振；一種情況是某些人懷揣着個人目的參加運動，當發覺「願望無法實現」時，便止步圖安逸。如果說前者是運動中的「失落者」，即從行進着的隊伍中退出，屬被動型的；那麼後者就是運動中的「失意者」，即從變化着的局勢中退出，屬主動型的。
其實，這兩種情況均是正得勢的造反派眼中——可稱「革命近視眼」中的景象——只見曾經的「對手」退隱，卻不見更廣大的群眾（從統計的角度說，應占各大中學校五分之四左右的學籍人口），只在文革造反8、9月間「破四舊」、「大串聯」等初始階段，隨波逐流地在社會上跟隨了一段（約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所謂「黑五類」子女，早在「血統論」的喧囂中就閉門了），10月份一回校園號召批判「資反路線」時，就紛紛擇路而走，正面觀望者有之，側面留意者有之，絕大多數則背身而去。主導的原因不是消極生厭，逃避革命，而是這「革命的主題」已濃縮成派別的陣營和對峙，而與自身的境況、心念和需求無關，以至在校園裏留下數路激進的骨幹（稱「頭頭」和「干將」），或為「主義－路線」，或為「權力－權利」而戰鬥就不足為怪了。
一場非常形態的大運動，只可能在短暫的「時－空間」（形勢、情勢之適宜），召喚起成千上萬的群眾呼嘯着、吶喊着往前走（可稱「廣場效應」），其內里是有一批「非常人」在策動着和支撐着，一旦這行進的隊伍走向了這「時－空間」之邊緣（形勢、情勢之變化），必然發生「鳥獸散」般的結果。在上海，因沒有發生全市性兩大派之間的軍械性「武鬥」（上柴「聯司」及「支聯站」初成氣候時，即被「工總司」一舉剷除），各學校、各單位的造反組織多是圍繞着自身利益的「內戰」，由此產生大批的「逍遙派」，無疑是很正常的社會嬗變了。
三點結論
此結論有三個要點：
之一，引用慣常的說法，文革是一場「全民運動」，甚至造成「夫妻離婚」「父子反目」。事實上，即便在派性紛爭最激烈的1967至1968年間，奮力投入「內戰」的骨幹仍是少數（頭頭、追隨者和關係者），游離於「內戰」之外的是多數，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個與文革運動的「政治場」相區隔的「社會場」。承認這個「社會場」，是研究「逍遙派」的前提。
之二，其實，「逍遙派」既沒有主導的政治理念，更沒有嚴密的組織構架，所以，它寄寓於存在的「社會場」，不是一種被指定的「時－空間」，而是自發形成的以滿足興趣、愛好、特長乃至個人情感的人際交流圈，大致有娛樂型、消遣型、安逸型、養生型、情愛型、自我奮鬥型，等等。從非常態的政治運動的角度說，它是消沉避忌的；但從正常態的人性需求和發展的角度說，它何不是在積極尋求和回歸生活呢！這應是「逍遙派」的本質所在。
之三，從政治上批判「逍遙派」的借端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從思想上指責「逍遙派」的說辭是「無政府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甚或在相關材料中還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至今仍然很時尚的詞語），以至引出了「最新指示」，即「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多麼駭人聽聞啊！「逍遙派」所呈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傾向，竟然關係到文革是否「勝利」！！
然而，恰恰是這個「關鍵問題」，賦予了「逍遙派」的形成和成型、形態和能量、擴展和傳播，代表了一種社會集體心理的趨動和方向，那就是革命不能席捲生活，運動不能替代發展，批判不能消泯思想。
「逍遙派」並不成「派」，但它「離析革命」而去，且不斷積聚起巨大的人流，它以個人愛好和情感，個人發展和成長為軸心的追求（此後遭遇批判的還有「養魚熱」、「養鴿熱」、「換房熱」、「奇裝異服」、「三十六隻腳」等），確確實實在潛移默化中，因情隨事遷而構成了消解文革政治運動的社會基礎。
附：鄧小平談「逍遙派」
查閱《鄧小平文選》，在第二卷中有二處談到「逍遙派」。
其一，鄧在《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1981年7月2日）一文中指出，很多材料反映，「文化大革命」以前幾年大學畢業的，絕大多數是表現比較好的。這些人大體上年齡四十歲左右。這樣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間表現不好的有，但大量是「逍遙派」。這是一個政治標準。
其二，鄧在《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1982年7月4日）一文中，強調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大多數還是比較好的。這些人應該好好地培養。一步一步，一個台階一個台階，走快一點。
由此可見，文革開始不久就已經「靠邊站」的鄧小平，以他「旁觀者清」的了解，認同「造反派」是少數，「逍遙派」是大量的。而這些「逍遙派」因沒有參與革命造反，「大多數還是比較好的」，「這是一個政治標準」。正是這人數和表現方面的兩個「大多數」，決定了鄧小平認為「這些人應該好好地培養。一步一步，一個台階一個台階，走快一點。」
這是鄧小平的政治態度，具體則成為選拔和任用幹部的標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