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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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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詞,叫「群體之惡」。在群體的名義下做壞事,士兵能夠濫殺無辜,工人能夠盜賣產品,農民能夠哄搶山林,學生能夠打罵老師……因為是群體行為,大家都幹了,個體在群體中扮演的只是追隨者的角色,誰也不用負具體的責任,所以,在個人的心靈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負面的痕跡。「文革」中的紅衛兵,少年意氣,風華正茂,動物生猛,遇上為所欲為的大好時機,在群體的相互激勵下,做出什麼都不足為怪了。

42年了,連一個嬰兒都已長成中年人了,何況一個當年十幾歲的少女。總有太多的記憶,儘管有些已經模糊甚至歪曲,但是總有一些情緒和感受是永遠揮之不去的。

如果有機會,我應該能對42年前的那場浩大的政治運動說些什麼,雖然大部分同齡人都不再想了,更不願說了,或者寧願塗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麼色彩也掩蓋不住的是裏面漸漸滲出的血的色彩,鮮艷的紅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還代表燒毀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飾一切的脂粉。

遺忘有多厲害

有個女友,在一次同學聚會中說,我反正在「文革」中沒做過壞事,從來沒有鬥過老師,沒有打過人,沒有抄過家。這時,同學裏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說,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在此突然打開!

這聲音令她終於想起那次經歷。「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個女生在校園裏遇上幾個男生騎着自行車向外走,問他們去哪兒,說是去抄家,還讓她們也快去。在她們終於借到自行車趕到目的地的時候,抄家似乎已經結束,人們在收拾現場。見她倆到了,就吩咐她們檢查幾個柜子。於是她們對包括床頭櫃在內的大小几個柜子認真搜索了一遍,還發現了「大毒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並且迅速私藏起來。她並不知道這是自己同學的家,只知道這家的主人是個民主黨派人士。

後來,那本《外國名歌200首》在很長時間裏都陪伴着她,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為偷偷擁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之後,成千上萬的新鮮事爆炸式地發生過之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起,這本《外國民歌200首》是從哪兒來的了。

終於,在這次班級聚會上,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學,向她鄭重地道了歉。

有一個詞,叫「群體之惡」。在群體的名義下做壞事,士兵能夠濫殺無辜,工人能夠盜賣產品,農民能夠哄搶山林,學生能夠打罵老師……因為是群體行為,大家都幹了,個體在群體中扮演的只是追隨者的角色,誰也不用負具體的責任,所以,在個人的心靈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負面的痕跡。「文革」中的紅衛兵,少年意氣,風華正茂,動物生猛,遇上為所欲為的大好時機,在群體的相互激勵下,做出什麼都不足為怪了。

而當時所謂的「組織領導者」,比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雖然她是小頭頭兒,但是在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之後,她除了繼續推動之外,已經無力做其它什麼了,甚至不推動都不行,更遑論制止;否則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那麼,這個組織領導者又如何肯為她領導下的群體之惡負責呢?在群體的活動中,她組織中的成員打死了校長,七手八腳,亂拳之下,幾十上百的參與者,誰的一擊是致命的呢?42年後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組織領導者,人們只記得她。

但在群體之惡中,宋要武絕對不會承擔這個責任,除非是她親手打死的校長。別說是她這麼一個小頭頭兒,就連殺人如麻的日本侵略軍將領們,在最終的審判中,也是以服從、群體、職務為藉口推脫責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體之中,追隨者就比領導者容易勝任;尤其群體中的專業分工(例如兩個女生只負責檢查柜子)也容易使個體將責任推給他人。

由此,反過來,有一個人生的結論可以得出,可以教給現下的小孩子——當任何群眾運動洶湧而來之時,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馬上躲開,遠遠地躲開。雖然這是庸俗的犬儒的實用主義的勸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42年前的血債,到頭來,誰都不肯負責。這是必然的。群體中所有的參與者都儘快地把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記」了。

而如何解釋人們在一段時間後的這種遺忘呢?也許在於,人類面臨壓力時,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種心理機制就是採取防衛的心態。有人將防衛的心理機制稱為「精神麻痹」——人類處於情緒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難以自持的情況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遺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痹的方式之一。

隱瞞有多自然

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在北京101中學讀初三,整整16歲,處於剛剛好的年紀——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當高年級學生跟屁蟲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級的18、19歲,看似什麼都該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麼事情都該自己負責了,實際上還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個自由散漫分子。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就脫離了班級,參加了一個以高年級學生為主的組織,理由是因為他們的大字報寫得很精彩。這個組織是主張「清算學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但是又反對血統論,很健康的。每天抄寫大字報,領紙,領糨糊,貼上牆;還參加校園裏這一場那一場大大小小的辯論,異常興奮的日子裏,以為這就是「文革」運動的一切。

而那時班裏的運動也在轟轟烈烈,遲一步加入運動的同學們為了表示革命,率先鬥爭了老師,有的還動了手。我卻不知道。

後來學校進了工作組,開始制止這一切,把學生們都送去軍訓,使運動停滯下來。我們又開始反對工作組,認為他們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其實我們學校的工作組真的是比較理性的,好像沒有怎麼整學生。可是當時父母聽了我的敘述,臉都嚇白了,他們不敢跟我講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為這太像當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讓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爭鳴,有什麼說什麼,到時候把你們一網打盡。

幾十年以後,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當時的某些領導人們恰恰是這個部署!而且師大一附中和師大女附中已經有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學生」受到處分了。雖然知道這一切的時候是幾十年以後,我已經老了,知道厲害了,還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個時期稍稍延長一點點……假如派工作組的那位國家領導人挺住了……假如……那麼你的一生就不敢想像。這是另話。

真正的嚴酷發生在一個傍晚或者下午,學校里似乎人不多,時間已經記不清了,經過上網查對,才明確時間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聽說學校的美術老師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見到的第一個死者,是個上了年紀的男老師。據說是因為他猥褻過高年級男學生,正在監外服刑。當我們聽說後跑去看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躺在學校噴水池旁邊,花白的頭髮貼在額邊,毫無生氣的一張黑黃色的臉,就像睡着了一樣,沒有血,沒有傷口,並不似傳說中的死人那麼恐怖。雖然其他細節都不記得了,但是記得我們問起過,是誰打死的?當時有人知道,就說了,誰誰和誰誰誰;不知道的人再問,怎麼打的?說什麼的都有,七嘴八舌。

對於死亡,年少的人們並不認為有多可怕,他們正處於吸取各方面知識的階段,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只是知識而已。「死原來是這個樣子的」而已。生命是什麼?生存的意義有多重要?別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貴在何處?他們並不真正了解。大概只有親人的死亡和離去,才可以驚醒少年們懵懂的心靈。

現在想起來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我們應該記住這個日子,但是沒有,我們可能太亢奮了,記憶掩埋了一切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的東西,包括生命。這才是真正的記憶。

8月19日,就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我們踏上火車,上路了。學校的一切拋在腦後,我們到更加廣闊的天地遨遊去了。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記得多少時間過去了,被大串聯沖淡了的學生運動又因為各群眾組織嚴重的分化再起波瀾。為奪取學校革命委員會領導權的權力之爭,使得學校里各派組織為表現「唯我獨革」發起了又一輪鬥爭。我們這個組織立刻成為保皇派。群眾組織成立了勞改隊,很多老師都進去了。我們隨即把老校長的辦公室兼臥室佔領了,在大套間的外間安營紮寨,為的是不讓其他組織來抓她、打她。老校長是老革命,1922年入黨,瞧瞧有多老的資格!當然她的革命經歷因為長久而變得很複雜,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對派手裏。

這時,又一件死亡事件發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師陳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裏。據說,她是被高中的學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長室的走廊盡頭。同一條走廊,不同的世界。我們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頭邊點着蠟燭,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沒有多少感慨,除了對生命依然沒有認識,對打死人犯法的認識也不足,只是更證明了我們對老校長實施保護的必要。這件事以後,我們勸說老校長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學校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想來揪鬥她。

幾十年之後,學校的同學說,陳司寇老師沒有死。——可見記憶是多麼的不可靠。親眼所見,仍然是不確實的。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我們懺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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