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寫了篇短文，投給海外《議報周刊》，題目是《我看江平吳敬璉的「最後吶喊」》，既悼念江平老師，同時也為江、吳（敬璉）二老的法制化市場經濟鼓與呼。元月9號，這個主題，居然成為上海「第一財經」的社論標題：《法制經濟才是最好的市場經濟》。如何定義」最好「？當然可圈可點，不過在我看來，如果說市場經濟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那麼，不同階段和水平，都可以理解，最重要的，還是是真假市場經濟，或者說合格還是不合格的市場經濟。咱們跟西方各國的爭論焦點，不就是真假市場問題嗎？
開始醒悟，期待更多
一家官媒，敢把「法制經濟」提到如此高度，說得這般直白，讓我吃驚。是受到江、吳二老的啟發影響？還是高層特別授意？老關無緣猜測。但無可否認，「無法無天，就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對此論斷，如果說80年代的第一輪改開時，多數人還稀里糊塗，未予重視，那麼如今，顯然成為社會共識。
回顧八十年代那場「夾生改開（或局部改開）」，曾經有過「姓資姓社」之爭。改革派（未必正式派別，但肯定是不同觀點）認為，要搞市場經濟，就不能迴避私有產權和法制公平，改革必須配套，政經司法，以及文化教育，需要全面改，否則不倫不類，非但健康的市場起不來，還容易造成權力尋租，導致全面腐敗。胡耀邦、趙紫陽及許多思想解放的經濟學家，都支持全面配套。
但陳雲、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幫（原教旨）頑固派，則主張「鳥籠經濟」，即把捆綁百姓的繩索，稍微放鬆點，小鳥籠換成中鳥籠、大鳥籠。例如，明明解散生產隊，但不許說「分田單幹」，名義上還得叫「包產到組」。至於「砸爛鳥籠，放飛活力」，要素自由流通，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接軌等等，想都別想！因為那是「復辟資本主義」，是萬萬不能的「罪孽」。
老謀深算的鄧小平，跟頑固派勾兌，用「不爭論」，「黑貓白貓」，「摸石頭過河」等手法搞折中。他們畢竟經歷過自由市場，知道自主經營比「社會主義大鍋飯」有效，於是製造出「市場工具論」，說什麼「市場自古就有，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從而搞出一個怪物，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
所謂中國特色，就是「共產黨領導，公有制為主，國有和集體經濟佔主導地位」，私有的民營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和調節」，或曰「暫時工具」。隨着社會主義發展壯大，將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仍然是共產黨的目標和方向。直到今天，還有原教旨馬列信徒，在宣揚「不是人類消滅市場，就是市場消滅人類」的奇談怪論。於是，市場經濟的「工具論，權宜論，過渡論，調節論」等等，陸續出籠。從骨子裏說，中共仇恨和敵視市場經濟的本性難改。由於意識形態作怪，它不可能把私有制市場經濟，當成國家的發展方向。
據趙紫陽的智囊陳一諮說，當年如果搞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或配套改革）並非不可能，比如農村改革元老杜潤生，以及他的支持者萬里和趙紫陽等人，都同意過配套改革。如果當時能統一思想，眾口一詞，把配套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半截改革的危害性說透，從輿論上壓倒保守派，有可能說服鄧小平，一鼓作氣，解散公社，分田到戶，土地私有，國企改制，銀行民營，黨政分開，並在彭真支持下，重新立法，確立私有產權不可侵犯，商品經營者地位平等。因為當時，配套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思想認識層面，而非既得利益層面，因為全社會一窮二白，收入大體平均，社會風氣相對廉潔，就算有腐敗個案，也沒形成風氣，更沒制度化。
當時最糟糕的決策之一，就是老鄧的「不爭論」。他擔心改革派坐大，非但否定毛，還會否定他自己，從而動搖中共根基。於是，公社不能解散，計委不能取消，僅僅改名「鄉鎮」和「發改委」。公務員和編制內鐵飯碗，不減反增。其中許多人，並不熱衷市場，反而趁改開之機，利用「雙軌制」吃拿卡要，以權尋租，成為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的絆腳石。
六四屠城後，江澤民試圖全面倒退，「讓資本家傾家蕩產」，但被老鄧制止。通過南巡，逼迫老江「悶聲發大財」，開啟全民走資，尋租公開化，市場進一步扭曲，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當權貴體制相對固化，權錢交易無法逆轉之後，再有任何觸動體制的改革企圖（比如財產公示），都意味着追究和請算，所以拼命抵抗。因此，今天撥亂反正的阻力和難度，絕非80年代可以想像。
儘管難度加大，但經過折騰，內外壓力更大，經濟危機深化，反倒逼迫大家反思，在認識上有了明顯進步。終於有人發聲，公開提出「法制經濟才是最好的市場經濟」。這讓老關眼睛一亮，在沉悶和黑暗中，多少感到一絲亮光。社論的美中不足，是僅僅局限在法制經濟層面，不敢觸及更深的「法制政府」，或「法制社會」問題。當然，未必因為作者水平有限，而是因為言論審查尺度太嚴。所以，老關不得不倚老賣老，用本文來彌補社論的不足。
法制社會，必須配套
仔細分析，社論的三條建議，並無可行性。比方第一條，「對民營經濟發展政策碎片化進行清理」。什麼叫「碎片化」？怎麼定義？誰來清理？如何清理？清理出來又能怎樣？在以黨代政，權比法大的情況下，黨政機構隨意出台政策，一句屁話，就是一個新政。換個領導，就換一套做法，已成官場惡習。中央如此，地方亦然。這些惡習不改，清理碎片可行嗎？有用嗎？
再看第二條：「明確保護是最好的促進原則。既要保護民營企業的產權，也要保護其人格權」。這句話也可圈可點，包括孫大午在內的許多企業家，都說過「我們不需要保護，更不需要特殊照顧，我們只需要依法行政，公平對待」。曾為第一次孫大午案做過辯護的江平老師，針對大午集團二次淪陷，氣憤地批評道，「公司法明文規定，企業法人必須跟自然人區別對待，不能因為公司經營過失，隨意追究法人刑責。這次大午出事，居然把他全家跟高管，一股腦抓捕嚴判。先定罪，再搜證，無限上綱，哪有一點法治的影子？」
第三條：在法治建設方面，說什麼「要進一步體現市場主體對競爭中性化的期待」。拐彎抹角，謹小慎微。什麼叫「體現」「期待」？直白說，不就是建議政府，別在競爭中偏袒國企，或關係戶，而要秉持「中立」或「中性」原則嗎？但這話說了也白說，因為沒有司法獨立，還是黨管司法，都是政法委（甚至書記一人）說了算，他（她）能不偏袒自己人（國企），或者權錢交易的關係戶和白手套嗎？
說到此，不僅想起江平老師的另一感慨：「中國的問題是『有法條無法治』，只立憲不行憲『」，點到了要害。論法律條文，中國不缺，甚至也有類似三權分立的制度框架，但都是擺設，並不實行。老毛公開講，法律（包括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不能用來束縛共產黨自己的手腳，所以，他跟江青都標榜「無法無天」。文革復出之後的彭真，曾主導過人大立法，苦於對「無法無天」的恐怖記憶，他對健全法制相當熱衷，還鼓勵過「黨大法大」的民間討論。當然，胳膊擰不過大腿，司法獨立（中立）還是無疾而終。
當然，要從理論上對法制市場追根溯源，還得提到西方政治學理論。咱們老祖宗的儒法兩家，或儒釋道三家，都走不出王朝治亂興衰的「鬼打牆」，要不是西風東漸，推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咱們恐怕連留辮子裹小腳的陋習，也無力革除。不幸的是，十月革命「送來馬列義」，最終演變成毛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至今跟主流文明對着幹。如今，要想清理歷史垃圾，重回普世價值，還得從重溫西方理論做起。圍繞法制經濟，本文先介紹四種經典理論：
一是「人類為什麼建立國家」？或國家機器的基本功能（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大意是說，國家的出現，是為了終結叢林法則，建立基本秩序，保護國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沒有國家，就沒有秩序；沒秩序，就沒法律，沒財產權，也就不會有公平正義、市場分工和科學人文的發展。國家是為社會服務，而不是社會為國家服務。
二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愛德華·阿克頓）。他指出，人類需要國家，但是國家權力越大，其危害也越大，因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任何人都不應該美化、崇拜、和擴充權力。但請注意，這裏說的是「權力」（英文power)，而不是「權利」（英文right)。這兩個嚴格區分的單詞（「權力」是支配他人的力量，而「權利」則是依法保護自身的工具），在咱們中文習慣中，常常混用。其中，既有翻譯問題，也有觀念含混。
三是如何限制權力的論述（代表人物是英國的約翰·洛克）。洛克首次提出「有限政府」的構想，即政府的權力須經立法授權，並受法律約束，包括普選制，分權制衡，輿論監督等等，應該是「法無許可皆禁止」。而公民的權利，則更為寬泛，應該是「法無禁止皆許可」。
四是如何防範民主的弊端（多數暴政）問題（代表人物是法國的亞歷克西·托克維爾）。民主，可通過公平選舉、自由結社和輿論監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約公權力。但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民主最大的危險，是當「多數派」變成絕對權威，民主很容易被寡頭操弄，走向「多數人的暴政」。避免的方法之一，是權力制衡，在議會中應用權利法案，阻止出現「多數人暴政」，避免通過壓制少數民族或少數派別的極端法案。當然，基督教的「你活我也活」寬容博愛精神，也有很大平衡作用。
「五毒」俱全，缺一不可
最後回歸主題：法制經濟應該包括哪些基本要素？我愛用「五毒俱全」的調侃語言，概括為下列五個方面：私有產權、民選政府、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公平競爭。以下稍作說明：
一，私有產權不可侵犯，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產權應該包括所有動產（機器設備原料等）、不動產（土地廠房礦山等）、資金和知識產權，也包括勞動者自由出賣的勞動力。至於馬克思說的」剩餘價值「，或者」剝削「問題，將另有分析，此處不贅。為啥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因為市場交易是所有者之間的等價交換，實現價值，賺取利潤。
至於人為啥有私慾？一定得佔有？必須得競爭？那得從人的兩面性（既競爭攀比，又相互依存）探討，本文不想展開。總之，經濟規律和歷史經驗均證明，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要素的最佳配置，促進生產力和人類福祉的最快提升。而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私有產權，資本積累，市場競爭，自由交換，包括物物交換和勞動力與薪水福利之間的交換。
私有產權跟互助合作，個人利益與集體福祉，追求利潤與無私奉獻之間，究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還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老關認為，從市場經濟的普遍成功與計劃經濟的失敗教訓看，上述關係看似矛盾，實際是辯證統一。只有明確私有產權，才能保證所有者之間，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實現自願的互助合作。馬斯克說，資本之間等價交換，不是剝削根源，特權支撐的巧取豪奪，才是剝削根源。各國實踐證明，只要產權受到保護，其它任何形式的互助合作，都可試驗。各方滿意就繼續，不滿意就散夥。由於競爭推動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快速增長，勞資雙方通過討價還價，可保財富共享，水漲船高。
二，民選政府定期換屆，分權制衡地方自治。上文提到國家功能與限制政府權力問題。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普選制和地方自治。美國總統無權罷免州長縣長，因為州縣有地方分權，自行制定地方法規和選任官員。中國歷代王朝，皇權只達縣級（縣由朝廷任命），鄉（鎮）和村（里）兩級，由民眾公推鄉紳，自治管理。台灣至今沿用舊制，有利於社會基層的和諧穩定，值得中國大陸參考。國家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維護社會秩序，平衡利害衝突，一方面通過法制保護各階層各地方的合法權益，另方面，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衝突。當然，要想政府廉政高效，權力來源須經依法普選產生，主權在民，公開透明，任期有限，黨派競爭，媒體監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三，司法獨立不受干擾，依法審理公開透明。司法獨立，也屬於國家權力分散制衡的一部分。多數西方國家，都是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分立。民國政府多搞出兩個院（監察院和考試院），變成五權分立。其實，監察與公務員選拔功能，可以適當分攤到立法、司法，以及人力資源部門，另一部分交給媒體（號稱第四權）去管。無論三權還是五權，司法功都不能由行政主導，更不能由執政黨包辦（或操控），那就成了又當裁判又當球員，利益衝突，角色混亂，效果不彰，淪為國際笑話。如果認真拜讀河北省高碑店地方法院，對孫大午案件的審理消息和相關資料，包括事後對大午集團資產的巧取豪奪（吃相特別難看），就知道黨管司法的鬧劇，是如何醜陋不堪。司法不獨立，沒有公平正義可言，市場秩序難理順，法制經濟從何談起？
四，言論自由媒體開放，學術研究不受干涉。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保證公民有「知的權利」，同時也發揮社會對政府的監督防範，防止官員個人、公眾人物和政府機構的腐敗墮落，因此被稱為「第四權」。具體到對法制經濟的保駕護航，可舉的例證跟多。比如說，權錢交易，市場黑幕，惡意壟斷，強買強賣，偽劣假冒，有毒食品，等等。這些破壞市場經濟的醜惡行徑，之所以大行其道，當然跟權錢交易有關，也跟官媒的封鎖庇護有關。如果有言論自由，媒體隨時曝光，無疑是市場秩序的重要保障。可嘆的是，凡涉重大醜聞，都被官方藉口「維穩」，嚴厲封殺，從三聚氰胺，毒奶粉，蘇丹紅，紅毛藥酒，到李文亮醫生的悲劇，經驗教訓太多，簡直罄竹難書。
五，公平競爭拒絕強制，壟斷行為必須追究。這一條，必須說到市場競爭中的壟斷趨勢。假如沒有法制約束和輿論監管，商家的壟斷欲望與發展趨勢，有可能從小到大，難以約束，最後成為破壞公平競爭的黑惡勢力。因為追逐超額利潤（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是商品競爭中始終存在的趨勢，國營私營都不例外。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一書（全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此有過詳細分析。為防壟斷，從古羅馬開始，就有相關法律。美國稱《反托拉斯法》，其它國家稱《反壟斷法》或《公平競爭法》。它要求公司或財團，對該行業的市場佔有率，不得超過法定比重，如果超過，就必須強制分拆成較小的公司，以便保護市場的競爭活力。
如今，反壟斷法逐漸涵蓋定價，競標，併購，傾銷，市場准入等方面，特別是有國家在背後撐腰的超低價傾銷行為，已成歐美等國抵制中國出口的重要原因。中國常常用「出口退稅」等形式，給外銷商品和勞務巨額補貼，支持它們，把價格壓低到成本以下，讓國外競爭者無利可圖，破產停業，從而形成自己的壟斷或獨佔，奪取定價權，賺取超額利潤。這就是列寧批判過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簡稱國壟資）行為。據說在光伏，橡膠，電子，電動車等領域，中國已經成功佔據了壟斷優勢。
總之，以上就是老關總結的，法制經濟必須具備的「五毒俱全」，缺一不可。如能做到，就是貨真價實的法制經濟，或合格的市場經濟；做不到，或者根本就不想做（像朱鎔基說的，「先加入再說」），那就沒法融入世界市場。當初，朱總理代表中國，在入世協議上鄭重簽字，承諾按要求標準，逐步改開，最後達到世貿要求，讓中國經濟跟國際市場完全接軌，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結果，入世的甜頭嘗到了，但承諾的改革不落實。所以送根子上說，中西體制的摩擦碰撞，是無法避免的宿命。
如今，法制經濟的口號算是喊出來了，但法制國家的整體輪廓，還不見蹤影。所以，老關才站出來，戳破皇帝新衣，寫下這個令人不快的主題：沒有法制國家，焉有法制經濟！
2024年元月10號初稿
元月20號完稿
與北京寓所
作者關鳳翔為北京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