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tricia Adams以及 Lawrence Solomon
20世紀30年代，世界上有三個大國渴望稱霸世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主義者，他們尋求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將財富重新分配給人民大眾；希特拉領導下的德國納粹黨人，他們尋求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政權；以及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他們尋求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儘管這三個大國相互爭奪全球統治權，但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他們還是尋求結盟。斯大林試圖與西方結盟以對抗希特拉的崛起，在遭到拒絕後，他與希特拉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後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俄國結成聯盟，共同對抗法西斯德國。
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全球主義精英，他們都有世界性的抱負——共產主義中國和伊斯蘭主義者加入了20世紀30年代三大全球主義精英的後繼者行列。與20世紀30年代一樣，這些精英結成聯盟，在許多領域開展合作，這往往是為了粉碎本國人民的反對與挑戰。
今天的社會主義者
蘇聯的解體並沒有泯滅卡爾·馬克思有關廢除私有財產和家庭、轉而支持平等主義經濟模式的願望「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今，其最直觀的支持者出現在美國民主黨的進步派，由伯尼·桑德斯、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和美國民主社會黨人所擁護。
今天的社會主義者以文化馬克思主義和身份政治為旗幟，贏得了學術界、大部分政府官僚機構和大部分媒體的支持。他們是反家庭、反資本主義者，希望工人控制，由政府擁有公共事業和其他主要行業。他們成功地將美國文化轉變為交叉性、性別流動性和身份政治，這一點可以從許多民意調查中看出，比如哈佛大學哈里斯民調最近對下一代的態度進行的調查：79%的18-24歲年輕人支持」白人是壓迫者，非白人和某些群體的人一直受到壓迫，因此今天在大學和就業中應該受到青睞」的意識形態。
今天的法西斯主義者
法西斯經濟模式是一種混合形式的資本主義，在小企業層面有一個競爭性的自由市場，而在主要行業則有政府支持的卡特爾和寡頭壟斷——僅納粹德國就有2100項卡特爾協議，其中最著名的涉及化工行業的 I.G. Farben、電氣行業的西門子和 AEG以及軍備行業的克虜伯等巨頭。
這種將大企業置於法西斯經濟制高點的產業集中也得到了美國工業家的青睞。1931年，通用電氣公司總裁傑拉德·斯沃普在美國商會的支持下，呼籲將所有美國大公司強制卡特爾化，成立由聯邦政府控制的各行業貿易協會。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威廉·克努森在會見戈林後，稱德國是「20世紀的奇蹟」。
如今，法西斯式經濟或公司主義的支持者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庇護下組織起來，該論壇由1000家成員公司（通常是銷售額在5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公司）和支持它們的政府資助。世界經濟論壇尋求一種名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新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將削弱選民的影響力，轉而支持一項名為」全球再設計」的大重啟計劃，在這項計劃中，跨國公司聯盟將與各國政府合作，在管理世界經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民選官員將與企業合作，為企業提供資金，以實其想要的結果，但不讓其成為最終的決策者。
在其吹捧的家長式權力結構下，企業的任務將擴大到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不是狹隘地局限於為股東賺取利潤。財產將由管理精英控制。世界經濟論壇的口號是「你將一無所有，卻很快樂」。世界經濟論壇的領導人包括比爾·蓋茨、貝萊德的拉里·芬克，以及大製藥公司和大科技公司的掌門人，他們都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制定公共政策來獎勵自己的組織。
美國外交政策鷹派
約翰·甘迺迪在古巴的豬灣行動和林登·約翰遜不得人心的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的和平運動推動民主黨放棄了使用軍事力量打擊共產主義蔓延和促進海外民主的傳統做法。作為回應，鷹派自由民主黨人和傳統共和黨人找到了共同的事業，主張建立一支強大的干預性軍隊。他們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通過中央情報局、美國軍隊和北約進行干預，以打擊世界各地的反美主義。在烏克蘭、中東和東亞，都能看到當今外交政策鷹派的肌肉存在。
儘管新保守主義者主要因其外交政策立場而聞名——羅納德·里根的「以實力求和平」概括了他們的意識形態——但他們最適合被描述為建制派中間派，他們最初是為了反對左翼反主流文化而走到一起的，左翼反主流文化包括嬉皮士、和平主義者以及激進的社會計劃，如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共和黨內反對唐納德·特朗普的主要是外交政策鷹派，他們反對特朗普的粗暴風格、對北約的矛盾態度以及從海外基地撤軍的意圖。
伊斯蘭主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與納粹德國結盟，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賽因領導下的阿拉伯人也與納粹德國結盟，1941年，侯賽因在德國與希特拉會面，並試圖組建一支與軸心國結盟的阿拉伯軍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國家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推動下，注意力還是集中在地區目標上。
20世紀後半葉，聖戰主義從地區現象演變為全球現象，最初是由於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捏造了美國的」帝國猶太復國主義」，並贊助亞西爾大穆夫提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中東對抗西方。20世紀70年代，霍梅尼發動伊朗革命推翻了伊朗國王；20世紀80年代，貝魯特爆炸案發生，俄國人在阿富汗戰敗；20世紀90年代，世貿中心遭到首次襲擊，穆斯林開始大規模移民美國。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發動襲擊後，聖戰分子稱霸全球的目標對西方來說變得清晰可見。
共產主義中國
千百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地區性大國，經常與俄羅斯和亞洲的近鄰發生戰爭，這往往是內向型的。21世紀初，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在全球範圍內佔據主導地位。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它通過收購西方公司、向大學注資和提供資金，以及影響其他國家政府官員的選舉，向西方進行經濟滲透。
2013年，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BRI），涉及約150個國家，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國也表示希望在2049年，即毛澤東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100周年之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中國不再被視為良善的巨人。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警告說，金磚倡議可能會使夥伴國成為「附庸國」，而許多美國人現在將中國視為美國的頭號軍事和地緣政治威脅。
怪異的夥伴合作
五大全球主義集團在意識形態上互不相容，每個集團都在尋求最終擊敗其他四個集團。在美國國內，每個集團都通過遊說和公關活動擁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沒有一個集團有能力單方面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持懷疑態度的選民。作為回應，全球主義者結成怪異的夥伴集團，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改變政策。
例如，當今美國社會主義進步派所推行的事實上的開放移民政策，就極不受美國公眾和美國外交政策精英的歡迎，因為它威脅到國家安全，增加犯罪，破壞國家的社會結構。然而，開放移民卻一直存在，因為它符合各種全球精英的利益。
大企業的公司主義者從中受益，因為大量移民湧入勞動力市場，降低了他們的勞動力成本。伊斯蘭主義者從中受益，因為開放移民允許恐怖分子滲透，也允許大量穆斯林通過抗議活動影響美國國內政治。共產主義中國獲益，因為開放移民使間諜活動成為可能——根據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說法，大多數中國非法移民都是與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有聯繫的適齡軍人。
同樣，氣候政策損害了普通大眾的利益，卻使大多數全球精英受益，儘管這也出於不同的原因。社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公司主義者各自擁有自己的世界政府品牌，他們之所以推動氣候政策，是因為這些政策符合全球工業和人類行為監管標準。作為可再生能源設備的主要供應國，共產黨中國在經濟上受益匪淺。伊斯蘭教徒也從經濟上獲益，因為西方國家會抑制自己的生產，並將市場份額拱手讓給為伊斯蘭教徒提供資金的穆斯林化石燃料出口國。幾乎所有人都因為氣候政策的道德信號優勢而對其青睞有加。
同樣，種族批判理論傷害了普通大眾，卻有利於社會主義者，因為對他們來說，種族批判理論是其存在的理由；有利於伊斯蘭主義者，因為他們可以證實對伊斯蘭恐懼症的指控；有利於共產主義中國，因為每當中國被指控侵犯本國少數民族的人權時，他們就可以指出美國的道德缺失。
由於西方激進的社會創新——無論是性別流動性、BLM事件還是批判性種族理論——破壞了西方的凝聚力，因此西方的所有敵人都支持它們滲透到西方社會中。這一點，以及對公民行使個人自由的厭惡，概括了五大全球主義精英的共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