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初，我因為懷第二個孩子，當北影劇團全團都去「四清」（有的到外地，有的到遠郊區）時，我接受了在劇團經管各項事務的工作，天天坐辦公室，月初給不在家的同志送工資，外出的同志要辦什麼事都給我來信。我們劇團因各種原因留下的演員，加上工人，只有十來人。到夏初，報上常常出現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批《海瑞罷官》，又批《三家村》、《燕山夜話》，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倒不是發現這些文字所包藏的「禍心」，而是直覺到這種批判，字裏行間藏有利刃。那些被批的作者真是凶多吉少，有點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又好像比反右時更來勢洶洶，總覺着不知又將要發生什麼大事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生下第二個孩子。我進醫院的那天，鄧蜀生（作者丈夫——編注）又被點了名，他沒有任何新問題，只因是「摘帽右派」。我們事先已請好一個保姆，就為生下孩子時能有個人手幫幫忙，但在我生了孩子第七天，剛從醫院回家，保姆卻不幹了。於是，我在產後的第十七天，自己帶了孩子到上海，和我母親、二姐在一起度過五十六天產假。
那時，秦怡（作者姐姐——編注）因為直腸癌開刀後，在外地療養，金焰也因病在無錫療養院住着。一九六六年夏天上海特別熱，我整天在家照顧嬰兒，上海文藝界的人一個未見，也沒去過上影廠，甚至沒逛過街。八月二十日產假剛滿，就接到劇團電報叫「速回」。我回到北京（兩個孩子都留在上海），一進劇團宿舍，感到氣氛特別：原來很熟的同志，忽兒躲着不打招呼，人人都是低了頭進出，眼睛都不敢東瞧西看。第二天，我剛進劇團院子，就被「揪」了出來，歸到以趙子岳、李百萬打頭的「牛鬼蛇神」行列中。
記得那天的情景是，本劇團的紅衛兵（原來都是很熟的人，忽然翻臉變成揪人、審問人的人了）問我：「在上海搞了什麼勾當？」我如實回答：「我哪裏也沒去，在家帶孩子。」結果，那領頭的大聲問革命群眾：「不老實怎麼辦？」齊聲答：「揪出來！」於是，我就和謝芳（前一天被「揪」出來的）一前一後站在一起。我們這些包括王人美、于洋、陳立中、張瑩等十六人的「黑幫」，每天得接受廠里廠外紅衛兵的揪鬥。那天，我聽說在排練間貼有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我趕緊去看，想知道群眾對我到底是什麼意見。沒想到，我剛在大字報前站定，還沒來得及瞧，就有造反派進來大喝：「不許看！」原來「黑幫」不許看大字報，只能背地交代問題。
開始階段，紅衛兵質問我「犯了什麼罪」，我真是張口結舌地答不上來。後來，聽到說廠里有一個職工，當時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揪出來後，紅衛兵問他話時，不許他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只許他說「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雖然聽了實在覺得好笑，但在那時倒也若有所悟，明白了紅衛兵聽話的角度。為免皮肉之苦，我迅速地照着報紙上的口徑，如「為文藝黑線出力賣命」，「替資產階級鳴鑼開道」等等來回答，果然像答對了考卷一般有效。批鬥的時候，他們在我面前停留時間少了，因為答的話對了那些小將的心思，他們也就覺沒趣了。
有一天，造反派忽然發給我一個黑布上有白的「孝」字的袖圈，叫戴上。我一看謝芳也有這麼一個，而陳強則披麻戴孝，手執哭喪棒，站在頭裏。聽說是命令我們去遊街。我心想，文化大革命不是「破四舊」嗎？怎麼用這種「四舊」方式來批「黑線」？但當時哪敢說！不過，也不知為何那天沒有遊街，只站在小西天北影劇團劇場大門口，站在「北京電影演員劇團實驗劇場」的霓虹燈下面，劇團的革命群眾與紅衛兵、工人，七嘴八舌地批判着說：「今天就是要砸爛這個黑招牌」，大家高呼：「砸爛文藝黑線！」一個工人爬上房頂，「當」的一聲砸爛霓虹燈，玻璃碎片掉了我們一頭一臉一脖。我們十六個人，則一聲不敢出，誰也不敢動一下，好像這霓虹燈確實是我們的罪證似的。我雖然噤若寒蟬，可心中卻疑團重重，不知這算什麼「革命方式」？
後來，每天還勒令我們勞動，在院子裏把早已挖好的兩個防空洞的土倒過來，挖過去。不許回家吃飯，只能在食堂吃五分錢一個的菜，而且，要等革命群眾買完後，才讓我們去買。去時一律彎腰低頭進食堂，買完飯也不許在桌上吃，只能放在煤堆上或者地上吃。當時這一切，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更不知為什麼就得這麼照着辦。
幸好這樣的日子不算長，大約十來天后，就讓我們十六個人進入劇場的地下室，去寫交代材料，規定每天要交一份思想匯報。在那陰濕的地下室里，每人還能有一個凳子坐着學毛著和寫交代，這在當時，簡直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享受了。有外面的紅衛兵來揪鬥時，叫誰誰去。那時趙子岳、陳強、張平、于洋四個人，則天天要經兩場鬥，上午十時一場，下午四時一場，好像演出似的準時。到時候，四個人都要掛上黑牌子，到院子裏去站着，讓社會上的紅衛兵與革命群眾來批鬥。他們常常在回到地下室時，滿身污黑，渾身是汗，背上有腳印，很長時間坐着發楞。大家誰也不敢問怎麼了。
那個時候，我兩個眼睛都患了「麥粒腫」，又紅又腫又疼，這大約是急火攻心，也是因讓我們去打掃舞台死角里的灰塵，感染所致。這個眼好了那個眼長，那個稍好這個又長，甚至兩眼同時長，牽扯得連頭也跟着疼。但又必須寫那些陳年糠爛芝麻的「交代」，挖空心思編「思想匯報」。因為每天到時候，紅衛兵要來收的，交不出來就要挨批鬥，所以下午五點以前，必須編好。由於眼病，我一邊擦淚一邊寫，別人看上去倒確像是在痛心疾首地「認罪」。
過了些天，自己團里的紅衛兵，忽然轉變態度，常常「保護」起我們來了，外面衝進人時，就來給我們示意，讓大家躲一躲。有一次，哈爾濱來的「哈軍工紅衛兵」，在台上鬥廠長汪洋，我們在舞台下的地下室里，聽着上面大喊大叫和跺腳的聲音，灰土往我們頭上掉，但沒有叫我們出去。不過，另一次北大附中來了許多人時，就把所有的人都叫出去，還說要把陳強、張平揪到北大去鬥。這一次可厲害了，我們劇團中個別人也乘此大大表演起來了，自稱「紅五類」與紅衛兵拉近乎的有之，起來控訴遭劇團領導「迫害」的也有之，揭發陳強在「四清」中包庇「走資派」的更是把鬥爭會引到了高潮。我們統統跪倒在地，皮帶、剪刀在頭頂飛舞，有人被剪掉了頭髮，有人被滿臉塗黑。有個紅衛兵在我背上踏上一隻腳，他用手在我背上打一巴掌，我正在害怕不知他還要往那裏打我時，忽然聽他罵道：「他媽的，一身賊肉！」我雖然不敢拾頭看他，但聽得出這是個孩子的聲音，當時實在的又忍不住想笑，當然也不敢笑，只是趴在地上。我過去也經歷和見識過大小運動，而像這樣搞鬥爭的運動，可真正是史無前例！
我對我個人的遭遇，並不記恨在心。許多動手打人的，是些不明事理的孩子。這裏不妨再說一件恐怖氣氛中的插曲：一次李百萬帶着我們躲外來的紅衛兵，沒想到繞來繞去，卻與衝進來的學生撞了個面對面。那打頭一員女將喝道：「站住！」李百萬在她面前站住，當她定睛一看後，忽然叫道：「嘿！大春哥！」（李百萬在《白毛女》電影中演大春）這時，李百萬機靈地暗示我們後撤，我們逃也似地進了黑屋，大家無論如何忍不住的笑了起來，笑過之後，有人又不禁哭了起來。就這樣，在黑幫組誠惶誠恐地過了四十天。
我們十六個「專政對象」是分批被「解放」出去的，我屬第二批，和李百萬、張瑩（《董存瑞》中的連長）、楊靜（《結婚》等片的女主角）一起被宣佈為革命群眾的那一天，張瑩因大口吐血住進了醫院，連「解放」他的「喜訊」他都沒有聽到。後來，肺癌奪去了他的生命。
我被「解放」後，一種重新獲得革命群眾身份的興奮感，使我在家坐不住。當時，正是「大串聯」的高潮時期，我與劇團的畢鑒昌、黃鐘、方輝、吳素琴、白銘幾個同志，也要學報上的「徒步串聯」精神，騎自行車到天津去了一趟。我們冒着凜冽的寒風，清晨出發，經通縣騎到天津。我的車是很舊的，路是陌生的，又頂風，但我始終騎在前面。有的人半路腿抽筋了，有的下來推車走了一段路，我堅持着沒有下車，車也沒出故障。我們在晚上七點多，騎到了天津「中國大戲院」。那時他們當然沒有演出任務，還備有專門接待串聯的人用的被子。我們就在後台的地鋪上睡下。大家同時覺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地方，就是九年前我們演出《家》時，熱鬧非凡的場所。第二天，我們到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去看大字報後，也學造反派的樣子，在他們的牆上刷了一張《趕快解散黑幫組》的大字報。第三天，又騎車回到北京。天津人藝的人，還以為大字報是「革命小將」貼的呢，誰也沒有想到是我們幾個年近四十的演員、剛獲解放的「黑幫」乾的。
回來之後，本想也去參加群眾組織，以為那是「緊跟文化大革命」。但是，廠里幾派正在大打派性仗，我參加了一派，又被開除了出來，因怕我是「黑線人物，鑽到革命群眾組織里去」。我覺得那年月，真正是不分青紅皂白，有理無處說，有勁無處使，於是，我就哪派也不去參加，乾脆在家帶孩子，當逍遙派了。
軍、工宣隊進廠以後，大家又都集中到北太平莊現在的新影廠內，後來又到「五七幹校」。北影是連同幹部、演員、職員和工人統統下幹校的，廠里只留幾十個人在拍「樣板戲」。這幾十個人也不知是怎麼經過挑選，留下來不需要走「五七道路」的。
全廠大多數人，在幹校三、四年，我學會了種稻全過程。記得那年去幹校，是過年期間，在大興縣黃村天宮院一個過去關押勞改犯的地方。房子是漏風的，但不讓生爐子，大家凍得不僅手腳長凍瘡，有一部分人連臉上也長了凍瘡。下地勞動要走四十五分鐘的路程（開始連自行車也不讓騎，後來才讓騎車），走着去出工時，還要大家頂風冒雪地唱革命歌曲，說唱一支革命歌曲就是「上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於是，排長、班長在路上就要不停地叫大家：「一、二、三，唱！」走到田裏得馬上幹活，不能休息一下，那時，我們看到附近農民下地，還歇一會兒，真羨慕不已。
最緊張的是插秧農忙季節，早五點就得起床，只給一刻鐘漱洗、上廁所時間，不管你辦完這些事沒有，都得集合出發。插秧插到八點，才能吃早飯；中午吃飯帶休息約有一小時，此時草垛旁，牲圈邊、田埂上，破工具房內，都是東倒西歪的「五七戰士」。因為大家實在太累，不擇地點躺一會兒。下午，有時要插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收工。下雨也要照樣出工幹活，還要高喊：「天大雨，人大干！」回到連里吃飯大約已晚上九點鐘。一間小屋住十來個人，不許放床，一律要睡在炕上（其實冬天也不讓燒火，要炕何用？）屋裏的土炕佔了大半地盤，地上放兩個盆就沒法轉身了，勞動完後大家不能同時洗，女同志這時特別緊張，因為還沒洗完，就敲鐘叫打晚飯了，如去遲了，食堂當然不會等你這些「改造對象」的。
那時，我們是兩個星期放一天假，但一定要在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才能離幹校，星期一中午必須返校。每次放假的那天，就要去拉磚，拉磚又必須把牲口卸下來，用人代替牲口拉大車。大家到磚場裝上磚，拉約四里路，把磚卸下，再走到磚場裝第二次、第三次。當時廠長汪洋常常駕轅。如不能推、拉着跟着大車跑的，自己就要背着磚走。趙子岳老團長就每次背六塊磚，來回的走着運。所以，我們每次乘上回北京的火車時，總是又髒又累又餓，好像遠地逃來的難民一般。
最為頭疼的，是白天勞動，晚上哪怕已到十一點，還要「清隊」，搞大批判。不發言要被說成是對「最高指示」的態度問題，在軍、工宣隊剛進廠時，就曾因我們在小組會上都沒言可發而被訓斥，指着我們說：「你們過去演戲都能說會道，一套一套的，現在怎麼都啞吧了？在這大是大非面前不發言，你們要考慮考慮這是啥態度？！」從那以後，每當開會時，演員們總得沒話找話說上幾句，否則要被叫去挨訓的。有位那時已經有六十多歲的老演員辛酸地說，在批判他時他最盼望聽的話是：「夠了！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說：因為這一句的後面，緊接着的是「滾你媽的蛋！」他就可以走了。
到幹校第二年，又來了個「清查五一六」的混亂仗，每天抓出一大批「五一六」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造反派，這時統統又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全廠弄出了三四百個「五一六」，連崔嵬也在其中，還用大喇叭廣播說他「承認」了，「交待」了！直到林彪摔死，清查「五一六」才嘎然而止。
在幹校三年多，倒確有一項收穫，那就是能伸手抓糞也不怕，豁得出去了。在幹校後期，則又是另一番景象，上午勞動完了在自己搭的「草棚浴室」洗個澡，吃午飯，睡午覺，看會書，又吃晚飯，再睡覺。當時，大家稱那日子叫「三飽兩倒」。每天日子好像很好過，但是，心情上非常苦悶，文化大革命結束遙遙無期，當演員的前途已成渺茫。我一家四口，分了四處（鄧蜀生在湖北文化部幹校，女兒在上海崇明農場，兒子在上海家中，我在大興縣），哪天才能有工作可做，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呢？當時也有個別人挖空心思地走關係調出去，為的是早些離開幹校。但是，我一輩子沒有學到「走後門」的手段，我堅信自己，第一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第二當幾十年的演員是憑勞動干出來的。如果天下真是沒有真理了，我寧可當一個農民自給自足，也不想再當什麼演員了。
到一九七四年初，我才又隨着大批回廠的人，回到了北影廠。到劇團院子一看，遍地雜草叢生，當年的排練間、舞蹈廳，有的地上被挖成大洞，有的改成了倉庫，牆上還有「砸爛……」等字樣，屋子裏千瘡百孔。而我，經過十年動亂這番折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已經年近半百，演不了年青角色了。
十年動亂中，有一些地方，我是跟錯了的，比如，一度緊跟軍工宣隊，以為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代表無產階級佔領上層建築領域的領導。也真以為自己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是當務之急，於是，他們說什麼，我聽什麼，信什麼，從不想是否他們錯了。等到事實證明是錯了時，我還頭腦中出現許多「為什麼」？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我才心服口服地知道，自己一度跟錯了。回想起來，凡是強制自己緊跟當時的「兩報一刊」以及什麼「中央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號召、動員以及他們製造的理論，統統都是錯了。
然而，有些事我以自己的經歷，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做人標準和良心，倒是因堅持了正確的做法，至今想來還甚感欣慰。第一件是當時有許多搞外調的人來找，要我揭發秦怡，說她是「特嫌」，說她社會關係複雜，在重慶時結交過國民黨的人，還有什麼「二流堂」問題。叫我要站穩立場，劃清界線，如果隱瞞不說，有我的麻煩。有社會上來的外調人員，也有自稱是上影造反派的。我堅持了知道什麼說什麼，對「特嫌」之說，我統統以「相信群眾相信黨」作為回答，決不無中生有。雖然對我有壓力，但我堅持有什麼是什麼，至於因此而說我該擔什麼罪名就擔什麼罪名吧！
一九六七年秦怡被集中管理，不許回家了。在她被集中的那天，正好是我已從「黑幫」組「解放」出來之後，回上海去看孩子，有七、八個人跟她回家抄家，然後叫她去上影廠，就不讓回家住了。秦怡去上影廠時，還是我送她去的，當時只以為是集中學習，發現忙亂中未帶毛著四卷，於是我又回家拿了給她送去。我回京後，她被轉移到市一級的什麼地方去隔離審查了，家裏再得不到她的消息了。金焰在十年動亂開始前，因患胃潰瘍，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後，又得了肺氣腫，但當時每天一早，必須到廠黑幫組報到，不得有誤。他因為吃了東西後胃有反應，難受，不能行動，每天只有不吃東西，清早步行去上影廠，因為電車沒有力氣擠不上去，餓到晚上回家才能吃飯。這樣拖到一九六九年也去了奉賢幹校。他們兩人，每月只有幾十元的生活費，工資都被停發了。這段時期，家中只有母親、二姐，加上秦怡和我的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有病，大的只有十二歲，小的剛一歲。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她再也沒有能力像抗日戰爭時期那樣為家庭奮鬥了。十年動亂中，母親又像抗戰八年時那樣提心弔膽過日子，日常生活的擔子必然落在了二姐身上。我當逍遙派的時候，曾一年回去兩次，當時鄧蜀生每月工資七十多元，但被揪出來後，只發生活費，自顧不暇。我一百元的工資，平日我們省吃儉用，積下的，我除了用在火車票上，儘可能多地寄給上海家中維持生活。二姐在每天應付紅衛兵抄家（抄走的東西至今無下落，也搞不清楚是什麼人抄走的）之外，還總想為秦怡送點衣物、食物去，但一到上影廠里，就被造反派把東西都扔了出來，而且對她威脅性的呼吆喝六。二姐每去上影一次，總是哭着回家。有段時間，還不許她寫信給我。那時金焰曾對二姐說：「這樣的日子，又有一身病，本來可以不必活下去了，但是不相信以後就是如此了，一定要活着看個究竟，看看這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結束？」母親很擔心秦怡，整天盼着她能忽然回家。有一次，我回上海，母親在陽台上晾衣服，看到我進弄堂口，喜出望外，跌跌撞撞跑下樓。我已走到樓梯口，她迎出門來，我叫「媽媽」，她撲上來，緊緊摟住我。我正奇怪：平時感情內向的母親，怎麼忽然如此熱情奔放？但她看清楚是我時，頓時情緒一落千丈。後來母親怕我不高興，還一再解釋說，不是不歡迎我回家，而是實在的看錯了，以為是秦恰回來了。我非常理解這種慈母之心，因為當時我是安全的，母親心中牽掛的，是生死未卜的另一個女兒。可惜母親沒能等到再看見秦怡回家，就憂心忡忡地去世了。那時我又被集中學習，不能請假回滬。當時的上影廠，連喪葬費也不付，我從北京湊了一百元寄去辦後事。母親的靈前，只有二姐領着三個小外孫與她告別。
文革後期，金焰先落實政策，後來秦怡也回家了。八年抗戰，秦怡回來見不到父親，十年動亂，她回來又再見不着母親了。「四人幫」粉碎後，我們姐妹從浩劫中走了過來，當年的別後重逢，有如隔世之感。
再一件事是因為我演了《停戰以後》中的謝梅初一角惹起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聽說《停戰以後》的作者辛毅同志自殺了，據說他是「反革命」，還說我演的謝梅初，是「替王光美樹碑立傳的」。先後有過四批自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派來的人，來向我調查，每批三、四人，穿着嶄新的軍裝，都告訴我，辛毅已死，是「反革命畏罪」，要我揭發當初北影廠領導與導演，是怎麼指使我來扮演「王光美」的。他們每次都還要加上一段：「演員麼，沒關係，問題不在你，只要揭發就成了」的說教。同時，又威脅我說，不揭發問題，誰也跑不掉。在這段日子中，我沒有見到過廠長汪洋、田方，也見不到導演成蔭，更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回答的。但是，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人對我說過我演的是「王光美」。我在拍《停戰以後》的當時，也根本沒想過要以王光美同志作原型。我不能把事實隨心所欲的瞎編。所以，每次我總是回答：「沒有人叫我演王光美。謝梅初是劇本中的人物，我根據劇本演角色。」每次他們都悻悻而去。粉碎「四人幫」之後，《停戰以後》又重映了，我見到成蔭同志時，我們談起這一段往事，知道他當時的壓力比我大得多，但彼此都因堅持了實事求是而感到心情愉快。
再有一次更是荒唐，那是去幹校之前，集中在廠里「清隊」的時候。忽然唐山來人外調，說要問我一九四八年我的兩位上海劇專的同學和我是怎麼「潛入解放區」的？工宣隊以為我隱瞞歷史，這下子被他們發現了，於是限我三個小時內寫出自己以往的經歷。我問為什麼要寫，又不告訴我。當時我真是以平生寫字最快的速度，居然在三個小時中，寫完了我一生的經歷交給他們。他們覺得無甚破綻，就讓唐山來的兩人與我直接見面，而工宣隊則在旁邊監聽着。那兩人改了口氣又說：「你沒潛入解放區，那你說說你那兩個同學是怎麼潛去的？」氣得我一時不知怎麼辦。我突然想到是不是那兩個同學被他們打死了？或者是被打的亂說了？因為我知道其中一個已被劃為「右派」，根據當時鄧蜀生雖早已摘掉帽子，但又被「揪」出來的情況，我想他們一定凶多吉少。但是，我想即使是用逼供手段使我的同學屈打成招，我也要實事求是，決不亂說。我當年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冒着危險，滿腔熱情投奔解放區的，於是，我拒絕寫材料。那兩人又用蠻不講理的姿態想壓服我。那時我的確未考慮到頂撞外調人員，會給自己招來什麼禍害，只覺得黑白不分太可恨，我與他們爭吵了起來，他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毫不退讓。一九八二年，我重返唐山時，見到在文革中被作為外調對象，而今已是唐山文聯領導人之一的老同學，我們為當初彼此信任，不說違心之言，不被詐供、逼供所嚇倒而更增進了友誼。
摘自秦文：《從影斷憶》，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