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陰沉，氣候燥熱。我像往日一樣，早早來到辦公室。多年來，黑龍江日報編輯部形成一個習慣：編輯、記者上班後，第一件事是瀏覽一遍當天的報紙，既了解國內外新聞，也找報紙上存在的問題，如有發現，就寫到評報欄上。我拿起散發着油墨味的當天報紙，看着第6版上由我拍攝的一整版「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圖片，心裏美滋滋的。
哈夏音樂會是在「毛主席親手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開幕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猛烈開火」是這屆音樂會的主旋律。報社為突出宣傳這屆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音樂會，特地從編輯部各部門抽調記者，組成一個哈夏報道組。我被指派參加該報道組，負責攝影採訪。報紙每天刊發我拍攝的單幅新聞照片，我希望在音樂會閉幕前發個整版的圖片專刊，今天這個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圖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開始不久，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報紙取消了記者的署名，文字記者一律署「本報記者報道」，攝影記者則署「本報記者攝影」。說實話，我從小成名成家思想濃厚，信奉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為一個剛剛走上新聞崗位的年輕人，我心裏整天想的就是儘早成為名記者。現在報紙突然取消記者署名，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怎麼實現我當名記者的夢想呢？心裏雖這麼嘀咕，卻不敢說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滿整整一塊版，雖然只署「本報記者攝影」，但社內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這是我李振盛拍攝的作品。想到這一點，也有一種自我滿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編輯部的評報欄上很快貼出了第6版的圖片專刊，評報者在報紙上用紅筆寫出評語，建議給這個照片專版評為「好稿」。
就在這時，有人跑進3樓攝影組辦公室，慌慌張張地對我說：「不好了，哈軍工的紅衛兵把咱們報社包圍了，揭發今天報紙上的哈夏音樂會圖片專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們要求揪出肇事的攝影記者，還要揪出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總編輯讓你先到樓頂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們衝上樓來把你揪走。」
我還沒弄清今天的報紙上到底出了什麼反革命事件，就被人連推帶拽地弄到樓頂平台上。躲在樓頂，仍能聽到報社大門口傳上來的喧嚷吵鬧聲。我在樓頂探頭下看，但見黑壓壓的數百名身穿草綠軍裝的紅衛兵，擠滿了報社門前的行人路和那塊不大的綠草地，花草被踐踏得一片狼藉。看起來，紅衛兵們群情激憤，有的揮動着《黑龍江日報》，比比劃劃地在向過往的行人宣講着什麼，有的又吵又嚷，在與報社職工爭論着什麼。
我獨自一人在樓頂平台上轉來轉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過了許久，有位同事氣喘吁吁地跑上來，對我說：「那些紅衛兵太不講理了，非要讓攝影記者出面交待問題不可，總編輯怎麼解釋，他們都聽不進去，說今天這塊圖片專刊版面的攝影記者不露面，就決不收兵。總編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讓你下樓去對紅衛兵講一講發稿的過程。」我問同事，他們究竟抓到了圖片專刊什麼問題，這時才從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時我們的報紙每天4塊版，有重要報道時才臨時增版。8月22日的報紙，為突出對文革開始後第一次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增版兩塊，共出6版。我拍攝的9幅音樂會舞台照片，發在第6版，通欄大標題是「歌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歌頌社會主義新時代」。左上角是革命職工高唱《東方紅》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紅旗，旗杆頂上有一個鋒利的槍頭。背面的第5版，是有關音樂會的文字報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勁》，配有哈夏音樂會會徽——毛澤東側面浮雕像。單獨看這兩塊增版，翻來覆去怎麼看都找不出絲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跡，反而會稱讚這一天報紙對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報道實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極好。
然而那時不知是誰發明了「透視看報紙」這一損招兒，一些紅衛兵常拿着報紙對着太陽透亮看，總想從中找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8月22日的報紙，對着陽光一看就發現問題了：第6版那面紅旗旗杆頂上的槍頭，正巧從第5版毛澤東側面像的下巴部位刺進去，斜着穿透腦殼，在頭頂上刺出。這樣，「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圖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紅衛兵憤怒地指出：「更為惡毒的是，在這個掩藏的反動圖案旁邊，還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標題——『越看越有勁』，真是何其毒也！這種反動氣焰何其囂張！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把此事定性為：「這是以極其險惡的用心來發泄對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這是有意製造的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當誅，罪在不赦！
我聽了同事的介紹，仍不相信天底下會有這等湊巧的事，急忙跑回辦公室，拿起報紙對着窗外的陽光仔細看。天啊！那紅旗的槍頭真的是不偏不斜，正從毛澤東頭像頂上穿過。心中不僅暗暗叫苦：這種倒霉的事兒，怎麼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為馬的荒唐歲月里，曾聽說過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一幅《你追我趕》油畫，有的人疑神疑鬼，從油畫前景的蘆葦叢中硬是發現了「蔣介石萬歲」的反動標語。有的人從八大山人的國畫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動內涵。國畫大師李苦禪畫的潑墨大寫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惡毒污衊八個革命樣板戲」。這些傳世之作，都被宣判為黑畫，橫遭批判。
我懷着極為憤懣的情緒走向一樓大廳，想與那些缺乏常識的紅衛兵理論一番。大廳里擠滿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其他大中專院校的紅衛兵，報社的許多職工也聞訊趕來，與紅衛兵們爭論着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總編王慶功被紅衛兵團團圍住，逼迫他交出與這起反革命事件有關的攝影記者及幕後策劃人。
「這就是拍攝這一版圖片專刊的攝影記者李振盛同志，請他介紹一下哈夏音樂會照片的發稿過程吧。」王副總編見我來到一樓大廳，便向紅衛兵介紹。
紅衛兵一看我是一個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人，沒等我對發稿情況做出解釋，就七嘴八舌地盤問起來。我如實介紹了這一版圖片選片定稿、版面設計、製版、付印的全過程。他們大概也聽不太懂，仍然不着邊際地問這問那。我有點不耐煩，說話時帶着很不服氣的腔調。
「你就是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製造者之一，你還敢嘴硬？！」他們大叫起來。「你們沒有調查，不了解情況，憑什麼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們有什麼證據？天底下有你們這樣看報紙的嗎？純粹是沒事硬找茬兒！無事生非！」
「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你們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證據全都印在報紙上了，這種反革命的伎倆，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一看就明白，還用去調查嗎？」他們振振有詞地嚷着。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一個紅衛兵頭頭號令在場的紅衛兵，一起打開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集體朗讀了一段「最高指示」。這分明是把我們報社的編輯、記者都當成是「不拿槍的敵人」。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結論是產生在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我也不示弱，你們是紅衛兵，咱也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難道還怕你們不成！就順口背誦了一段最高指示。紅衛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頂撞他們，跟他們打語錄仗，更是惱怒，威脅說：「你再不老實，就揪鬥你！」一名小個子紅衛兵衝上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說要拽我到他們造反團總部交待罪行。
「我們報社就他這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你們要是把他帶走了，你們明天在哈工大操場上舉行的造反點火大會，我們就派不出記者去採訪了。」在這關鍵時刻，王慶功副總編撥開人群，從容地走到我的身邊，用他那特有的不緊不慢的語氣，對那位揪着我衣領的紅衛兵說。明天的造反點火大會要首次揪鬥省委領導幹部，如果省報沒有記者到場採訪報道，豈不缺少權威性？紅衛兵頭頭一聽王總編這話，就說：「先不用帶走他，讓他戴罪立功！」那小個子紅衛兵極不情願地鬆開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齒地說：「你聽見沒有？今天暫時不揪你，是讓你戴罪立功！」
「好漢不吃眼前虧，算了吧，別跟他們這幫小孩子們一般見識。」站在旁邊的報社經理部的小鮑輕聲勸我。
假如我被紅衛兵拉到他們的造反總部，肯定沒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還是抗拒，都會受皮肉之苦。那時紅衛兵打人最常見的招數是掄起軍用皮帶，用那鐵扣子沒頭沒腦地亂抽一頓，不少人就這樣被打傷致殘，有的被打致死。哈爾濱三中的老校長，就被該校的鬼見愁紅色造反團用皮帶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里。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向社會大量印發傳單，揭發《黑龍江日報》發生的這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時轟動全省、全國。一位在另一家省報當記者的老同學來信說，當時他看到了紅衛兵郵寄的傳單，說「這是一起公然利用黨報製造的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還點了攝影記者的名字，很替我擔憂。
經協商，由前來包圍報社的哈軍工等3個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和報社印刷廠的工人赤衛隊組成聯合調查組，負責調查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後做出結論，公諸社會。
調查半個多月，9月10日發佈一份調查報告，由報社印刷成傳單，有好幾萬張，送各大專院校紅色造反團，散發全省各地市縣，還郵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報社，以消除起先紅衛兵廣為散發的透視看報紙發現反革命事件的傳單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我心想，應當保留一張調查報告原件，作為這次痛苦經歷的歷史憑證。幾萬張調查報告傳單都散發、張貼光了，我把報社大門前牆上的一張揭了下來。這張四角有粘貼痕跡的傳單，與一張增刊報紙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將近40年。這份調查報告傳單如今大概僅存世這一張。
現在讀這份調查報告，覺得十分好笑，一個本來明明白白的事兒，卻興師動眾地去「認真調查，反覆核實」，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歷史玩笑。
調查報告對紅衛兵圍攻報社、揭發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動給予充分肯定：「廣大革命學生對兩個版面提出質問，是出於對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階級覺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現，也是出於對黨報的高度的關心。《黑龍江日報》的革命職工，對提出質問的革命群眾表示敬佩和謝意。熱烈希望廣大革命群眾對報紙工作繼續加強監督，經常提出改進工作的批評和建議。今後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強政治責任，認真改進報紙的編排校印等工作。」折騰了半個多月的鬧劇總算結束了。
這張傳單的落款是「聯合調查組」，其成員是哈爾濱電機廠四車間紅衛兵、哈爾濱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哈爾濱建築中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造反團和黑龍江日報社赤衛隊。在這4個造反組織中，有兩個造反組織用了「毛澤東主義」，而不是「毛澤東思想」。當時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北京，紅衛兵們覺得，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都可稱為「主義」，毛澤東的理論卻被稱為「思想」，這不公平！他們發出一個倡議：要把「毛澤東思想」改稱為「毛澤東主義」！全國紅衛兵紛紛響應這個「偉大倡議」，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據說周恩來曾為此專門請示毛澤東，最後確定還是稱「毛澤東思想」，這場毛澤東思想升格鬧劇最終平息。
調查報告總結的教訓之一是：「過去出版報紙沒有隔紙相望檢查的習慣。因此，在報紙的各個環節上，也就沒有用透視的方法去檢查報紙。所以，在《黑龍江日報》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現了這種情況。」鑑於此，報社領導立即整改，總編輯通知經理部，讓木工房加班趕製幾張燈光台。燈光台有普通辦公桌那麼大，台面是一塊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裝4支日光燈。一開燈，整個台面通明透亮，把報紙大樣放在上面，就像醫生看X光片那樣，能看到「透視效果」。各版大樣合到一起，放在燈光台上隔紙相望，反覆透視檢查，一旦發現問題，立即讓排版車間改版，調整版面位置。
那時，報紙的第一版經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澤東照片，其他各版通常都是各種批鬥會的報道或大批判文章。剛開始的時候，要求不得在毛澤東像的背面出現含有「反面內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標題，還是正文中的小號字。這種嚴苛的要求是根本辦不到的事。實在沒有辦法，後來又退了一步，改為不准有「反面意義的大字標題」印在毛澤東像背面，譬如當時批判劉少奇是「大內奸、大叛徒、大工賊」，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大批判中還常用「修正主義，反革命，走資派」等等，這些字眼決不允許疊印在毛澤東像的背面。值夜班的編輯，人人神經高度緊張，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煩。
報紙大樣放在燈光台上，反覆透視看幾遍，改來改去，沒完沒了，如此「整改」，給排版車間額外增加許多麻煩，排版工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改動重排，到下班時間也無法下班，苦不堪言。
據說黑龍江日報社是最早製作燈光台透視檢查報紙大樣的報社，後來中央各大報社以及全國各地方報社也都先後增設了燈光台，供夜班編輯透視看大樣。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九期，201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