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廣州工作的楊女士馬上40歲了。龍年將至，她告訴記者，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期待，比以前要強烈很多。
這種合同可以簡單理解為，在一家公司連續工作十年的勞動者，將不會被用人單位單方面強制解僱。在教培行業工作的楊女士，目前沒有辦法得到這份合同。
對職場護身符的期待，印證了對失業的惶恐情緒。1月24日，中共官方發佈信息，指全國12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就業局勢保持總體穩定。多位中國一線、二線城市的中年職場人士告訴美國之音，「總體穩定」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表達方式，普通人特別是他們這樣的中年人，求的是現實的穩定。
然而，穩定難求。中國經濟復甦呈現出諸多不確定性，光明論和巔峰論正激烈交鋒，職場中年危機較以往來得更強烈一些。
等不到的護身符
在廣州工作的兩位女性告訴美國之音，眼見着經濟不景氣，她們不會跳槽。
楊女士目前在一家培訓機構教授鋼琴、電子琴，工作對她來說是頭痛的話題：「我的初始學歷是中專，這麼多年工作換了不少，我爸爸以前可沒少罵我。生二娃後才發現自己也是奔四了，美女小楊都變楊姨了。年輕一點兒時，離職多是自己的原因，說不干就不干。年紀大些，比較踏實了，一心想着一份工作連干10年，就可以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算是有個護身符。但培訓機構也不好做，競爭激烈、政策限制多，公司倒閉或者換老闆的情況很頻繁，所以龍年希望自己別分分鐘失業。」
40歲出頭的賀梅女士是一家報社的記者，在擁有三家報業集團的廣州，她算是所跑條線的老人了：「房地產紅火的時候，好幾位跑地產的記者、編輯被挖走做營銷，年薪高的有五十萬。我沒跑過地產，也沒那個能力，所以還是老老實實把記者做好。單位現在年輕人多，原來有很多老員工，後來被勸退，簽保密協議拿錢走人，所以無固定期限合同也沒啥意義。」
資料照片:2022年8月26日中國數百萬年輕人激烈競爭越來越少的工作崗位
賀梅介紹，傳統媒體步履維艱，藉助互聯網轉型融媒體之後有所好轉，但中年記者、編輯處境尷尬：「我們單位十年沒漲薪水了，現在普通記者每月收入不到一萬元人民幣。不怕你笑話，我們這一行，去外面採訪拿到手的紅包、車馬費都是越來越少。一方面是生意不好做，找你寫關係稿的企業減少，另一方面人人都是自媒體，不少機構找個平台開個賬號宣傳自己，偶爾也出爆款，那找記者幹什麼？」
十幾年前，在廣州樓市均價破萬的時候，賀梅和丈夫買入一套市價不到7成的法拍房作婚房。嘗到甜頭的夫妻倆，多次買賣換大房：「目前家裏自住一套，房貸還得七七八八，還有一套放租，就希望租金高一點，少還一點房貸。」
根據中國房地產報的信息，廣州房價2023年持續下跌，當地官方推出了大量救市措施，包括打響了一線城市放鬆住房限購的第一槍，多番舉措的結果之一是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漲31.7%。二手房進入租賃市場的減少，或許讓何梅對租金有了更多期待。
到延安去
在廣州工作的趙女士，是一家商業銀行支行副行長，她說自己應該是遭遇過典型的40後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前剛滿40歲時，想動一動的衝動特別強烈，因為在同一家單位呆了快20年，但苦於尋不到機會：「去外資銀行的話，信心確實不夠；一度想到高校做行政，托人去問了，行情早已和我本科畢業時不同，博士進廣州高校都不一定能分配到教師崗。」
趙女士2023年被提拔為支行副行長，仍要跑業務、拉存款，但心態平和了不少：「分行行長也就比我大幾歲，直接管我的支行行長比我還年輕，人家都在干，我一個支行副行長也沒理由不干。2023年見了很多客戶，他們對行情普遍悲觀，這也更讓我打消了走人的念頭。以後有機會的話，再沖一衝哪一家支行行長的位置，實在不行就朝50歲退休努力了。」
趙女士提到了政治學習帶來的壓力：「黨建任務很多。去韶山、延安學習紅色基因，回來後還要寫心得、開座談會。我們銀行系統一周工作6天基本上是常態，還要搞很多黨建，有時確實力不從心。目前這一階段，銀行系統反腐敗抓得很嚴，總行高管和地方分行行長都有被查的，聽說抑鬱的也不少，然後到我們這邊就是開會學習思想、念緊箍咒。」
在媒體工作的賀梅女士也提到了政治學習：「報社其實一直重視講政治，但我個人的感覺是，現在這種風氣越來越盛。有時候在外面採訪，辦公室也會打電話叫人回去開會聽精神傳達。這是我們紅色的煩惱。報社可能還好一點，我了解到的廣州一些高校，習近平主題教育一波接一波，老師們疲於應對。」
東莞：想干到60歲的城市
快滿40歲的孫展稱東莞是一座讓他想干到60歲的城市。他在東莞一家不乾膠標籤印刷廠工作了十年，剛成為機長不久：「機長，可以簡單理解為技術總監。只要能貼的東西，方便麵盒子上的代言、冰箱上的品牌等等，我們都可以生產。機長要把關標籤材料的選擇、是否和粘合劑匹配等等，既要和客戶溝通，也要管理生產流程。我從普通工人做起，到技術員、副機長，一直到機長，現在每月拿到手上的收入剛好過萬。」
孫展之所以想一直幹下去，是因為他覺得老闆對他不薄：「我比較愛乾淨，在東莞也沒買房，所以成了副機長之後，老闆就已經安排我一個人住一間宿舍。年終獎最多時拿過三萬，今年應該會突破這個紀錄。老闆娘平時常說把我當哥哥看待，所以雖只是打工，我的幸福指數還是挺高。」
孫展的中年危機來自家庭。他離婚後，把孩子送回了湖北老家由孩子的奶奶照顧，而孩子就要上初三，孫展的母親一直催他趕緊辭工回去：「孩子大了，管不住了，在家手機不離手，社會上朋友也多，心思不在學習上。如果孩子到時候學壞了，你賺再多錢又有什麼用呢？」
孫展告訴美國之音，在知道家人催他辭職後，老闆奉勸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剛成為機長，幹這麼多年才拿到這麼高的收入，你就走，不是有病嗎？而且湖北的一個縣城，哪裏還會有那麼高收入的崗位？退一萬步，就算有好單位，你出來這麼多年了，當地沒有什麼社會關係，怎麼輪得到你？」
東莞產業工人的數量，高峰時期穩定在500萬人左右，而孫展這樣的高技能人才不到15%。留下去干到60歲或許是不錯的選擇，但孩子沒人管、老人也需要照顧，孫展面臨選擇：「一直沒在東莞買房，開始時是不懂，等有概念的時候，房價是8000元一平米，也買不起了。所以也談不上遺憾。我早就用打工收入在老家宅基地建了三層小樓，手裏也有一些存款，回去是遲早的事情。」
「有些人天天是危機」
曾在深圳工作多年、目前回到河南鄭州，在混凝土行業子承父業的一位年輕企業家告訴美國之音，二三線內地城市的中年綜合症少很多：「在北上廣深，也加上長三角、珠三角不少城市，很多從業者都是外鄉人，雖說現在落戶相對簡單了，但房價太貴，多數人最後會返鄉。而河南鄭州、洛陽這樣的二三線城市，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三四十歲的很多，早上一碗羊肉湯10塊錢、或者吃碗胡辣湯4塊錢，中午就在單位食堂吃，象徵性地出個幾塊錢，所以一個月雖然拿三四千塊，日子也還是很滋潤。」
這位企業家表示：「人在職場干到中年，是不是有危機，除了地域，當然也要看行業。IT或者純粹用腦的行業，年齡大一點後比較燒腦。但在我們這樣的行業，不管你是做生產、營銷還是研發，經驗累積起來了、一個一個項目辦成了，三四十歲其實都不是問題，反而更受歡迎。包括生產一線的工人，現在很多是機械作業，身體不太差都能應付。」
談到經濟不景氣對員工的影響，這位企業家介紹：「我們能挺住，員工就能挺住。三年新冠疫情，我們生意受到影響，但也沒有出現裁員的情況，一直都是100多人的規模。房地產市場不好對我們當然不利，我父親給到的思路是，銷售團隊多跑項目，研發團隊增加產品附加值着眼中長遠，目前總體穩定。我們和員工是一體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會把員工照顧到，比如說哪個部門下了班聚餐喝酒，牽頭的都可以去辦公室免費拿幾支酒。」
這位30歲出頭的企業家告訴美國之音：「我不知道中共官方公佈的就業率、失業率是真是假。但我想說的是，職場人要是天天看老闆不順眼，干工作挑三揀四，那你天天是危機，根本不用等到4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