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12月12日，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曉宏在美國因病醫治無效逝世，時年45歲。徐曉宏是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和中國研究領域極具天賦的學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2000年以後出國求學一代中的傑出代表，也是時間社的主要發起人與領導者之一。為了弘揚他的學術遺產，時間社同仁將在中英文學術界組織和推動一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在公號的「緬懷曉宏」專題發佈曉宏的文章和學術同仁的緬懷文章。
這篇紀念文章的作者是陳朗博士（曉宏夫人）。陳朗是耶魯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學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2019年她辭去在香港的教職隨徐曉宏赴密歇根，不久即遭遇疫情，長期工作亦無着落。2021年秋立志改行做心理諮詢師，2022年春收到密歇根大學臨床社工碩士項目錄取，同時收到的是曉宏的癌症診斷書。
標題源自：《臨江仙》（宋·葉夢得）
唱徹陽關分別袂，佳人粉淚空零。請君重作醉歌行。一歡須痛飲，回首念平生。
卻怪老來風味減，半酣易逐愁醒。因花那更賦閒情。鬢毛今爾耳，空笑老淵明。
2009年暮春徐曉宏於耶魯大學某樓頂。陳朗攝。
如果有靈魂存在，曉宏一定會驚訝於朋友們對他的厚愛和高度評價。我也很驚訝，同時為他驕傲。我發朋友圈、感謝作者、轉發給我的父母，希望他們終於徹徹底底地知道他們女兒二十年前的任性並沒有用錯地方。直覺告訴我，他會喜歡看到我這麼做，他想讓更多的人、讓全世界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怎樣努力地成為一個完美的人，證明傳說中的「鳳凰男」不都是他們想的樣子。這種「證明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貫穿他的一生呢？這真讓人心疼。
然而我也知道我內心深處的「不明覺厲」。朋友們和他的靈魂交流讓我嫉妒。我曾經也是多麼地熱愛哲學和理論。如果我們不結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我想起小孩因為新冠停學在家的時候，我在家裏疲憊不堪，他在網上揮斥方遒。國家、革命、現代性，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和他的朋友們聊女性主義的時候，我心中冷笑。
我曾經跟我的心理醫生說，嫁一個情投意合的人怎麼可能幸福。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於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說現在我明白了，人如果要結婚的話，就應該和跟自己愛好不同的人結婚，比如如果你愛虛無縹緲、形而上的東西，就最好嫁/娶一個發自內心熱愛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勞動分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傑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但曉宏不希望也不期待這種沉默。當他聽到我內心的尖叫的時候，他絕對不會認為那可以被忽略或和他的成就相抵消。這是一個在男權的結構內，卻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男人——這真是一個尷尬的位置。這個位置對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實際。男權的結構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潛意識中想讓他——事業成功、養家餬口、揮斥方遒、廣交豪傑，關心國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訴他身體疼痛的時候忍着不去看醫生。但同時，他也感受着、承擔着我的痛苦，卻無能為力。他可能沒有好好想過，歷史上的多數學術大師們背後恐怕不是殷實的家底，就是甘心情願伺候他們、為他們奉獻一生的女人們。可能在他心裏，他自己永遠是那個從浙江山村蹦躂到北大、又蹦躂到耶魯的孩子，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以為憑着一顆聰明的大腦、刻苦努力，還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曉宏在去世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受洗禮成為基督徒。在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對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問他：如果這個問題是人和人之間的問題，為什麼不通過人和人的方式解決呢？當然患癌這個事本身足以讓你皈依，但我們之間的事情與上帝有什麼關係呢？他沒有給我答案。現在想來，或許他已經累了，亦或許「我們之間的事情」的確超出了人和人的層面，本質上是個人和父權結構、資本主義學術生產方式的對抗和矛盾。
寫到這裏，我好像看到他對着我笑，說：有道理哦，你好像比我更社會學呢——然後拋出幾個理論家的名字供我參考。
為什麼你生前沒有想到呢？你們社會學家不是最喜歡凡事歸咎於「結構」嗎？難道在這件事上你被「情」迷糊了頭腦？
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覺得重要的東西，我不再覺得重要。我敬佩他對大問題的執着，但我也暗暗希望他能發一些水一點的文章，趕快把書出版，趕快評上終身教授，讓生活變得從容、安定一點。2022年10月，他需要動一個被稱作「手術之母」的十幾個小時的大手術，簡單說來就是把肚子打開，把能找到的腫瘤切掉，然後在腹腔里噴化療藥水，靜置幾小時，再清理、縫合。在手術前三四天，他最嘔心瀝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絕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評審者的意見修改之後被同一個評審者拒絕的。他認定那個拒絕他的評審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我陪他去附近的一個公園走走，天氣陰霾寒冷，周圍幾乎沒有人。曉宏在山坡上大哭起來。那是野獸一般的嚎叫。他說：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在任何會議發表這個研究，所有人都覺得特別有意思，但是他們就是不給我通過。我手足無措，心裏只有一個聲音：我恨學術[體制]。還有一次文章被拒，發生在他做完化療的當天，身體最虛弱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學術工作者一直都被告知要tough（堅毅）：「不用比誰發的文章多，先比比誰收的拒信多。」但有的時候，那疼痛過於殘忍，殘忍到讓人懷疑是否必要。
在他去世前幾周，他破天荒地表達了對學術的厭倦，說剩下的時間，他要為女兒寫點東西。但我們誰也沒有料到，「剩下的時間」比我們任何人估計得都要少。至今我沒有找到任何他留給女兒的文字或影音。
2010年1月徐曉宏於埃及尼羅河上。陳朗攝。
12月9號他的同行好友們從美國各地來看望他，還說列了個問題的單子。那天早晨我問他我是誰，他說他不知道。我報出我的名字，他才明白了。朋友們到來之前，護士囑咐我不要讓他太累。我問他：你學術上的事是不是和羅毅（他系裏的同事）交代得差不多了，這一隊人的問題是不是都已經解答了，就不用再說了吧？他搖搖頭說，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我只好心想，求仁得仁吧。當然，朋友們看到他的狀態，並沒有忍心拿出問題清單。他幾天來目光漸漸渙散，眼神中有一種老人的天真。他看着圍繞身邊的朋友們，說你是張楊，你是龍彥，你是毓坤……然後看着我說：你，我不認識了。接着狡黠而天真地笑了，大家都笑了。他可能是在自嘲早晨的事吧。
9號晚上，當房間裏只剩我們倆的時候，曉宏越來越頻繁地自言自語，內容不是自己講課就是主持別的學者的演講，躺在床上翹着二郎腿，全程說英文，自信、瀟灑，幾天前開始變得含糊的口齒又一次清晰起來。我坐在一邊淚如雨下。我知道一個強大而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把他從這個世界奪去。我多麼想和他說說話，哪怕是在他最後的想像里。他躺在床上，清晰而冷靜地說：我們可以想一想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讀韋伯。
後來曉宏甚至多次試圖坐起來，甚至站起來。護士告訴我這是terminal restlessness。他恐怕是想起來和那要將他帶走的力量搏鬥。
第二天早晨，他終於安靜了，睡着了，但從此不再能說整句話。護士給他輸液的時候，他把我的手拉向他，輕輕咬我的指尖，我說你幹嘛，他就繼而親吻我的手背。護士說，he is so sweet。我才從悲傷和幾乎一夜無眠的疲憊中回過味來：也許他還知道我是誰，他可能真的在試圖告訴我什麼。
八月底常規化療失效後，他曾經問我：你害怕嗎？這個問題讓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什麼答案似乎都不合適。十一月他受了洗禮後，我們在德州被告知沒有任何臨床試驗可用時，輪到我問他：你害怕嗎？他堅定地說：不怕。從住院到過世的十天裏，曉宏幾乎沒有流過眼淚，即使他蜷縮在床上對我講「我恐怕扛不過這幾天」的時候。他過世那天的前夜，每當他似乎有一些意識，我就拉着他的手說盡好話。當我說到我會把孩子好好撫養成人，兩滴淚水從他眼角滑落。這是他最後的日子裏流的唯一的眼淚。
十二號上午，幾日來持續陰沉的天空放晴了短短的一陣子。曉宏面朝窗子的方向。我想他一定感到了光明和溫暖，決定向那個方向去了。
過去兩年患癌的時光，他固執地自立着。我說我可以放下一切，脫產照顧他，他斷然拒絕了。我說我來幫你研究臨床試驗，他說這個學習曲線很長的，他自己來就好了。除非萬不得已，他拒絕讓我陪他去外州看醫生，在機場都用輪椅服務了，還執意要自己從機場開車回安娜堡，理由是坐着的時候是不疼的。那天我正好要做一個小報告，我說那個不重要，我不非要去，我去機場接你。然而他不同意。即使在他面臨大幅度減薪的時候，他也不想動用一分我父母的退休存款，就想着自己怎麼能接着工作而保持一些收入。
我想，這兩年來，他是希望讓我的新事業和他的癌症賽跑。我以前常常幻想我的畢業典禮，打定主意要腆着臉提名自己去做畢業演講。我要用這種特別美國的、從前的他可能會嘲笑的方式，當着所有人感謝他，讓他為我驕傲，讓他的病痛不是枉然。他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後，我決定重新開始跑步，因為自己「積極的生活態度」而心情不錯。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畢業了。我這個拿過不少貌似高大上文憑、對畢業典禮鮮有興趣的人，竟然因為這樣一個書呆子氣的理由在操場上痛哭了起來。
在安娜堡，我和朋友們一起為曉宏選了墓地。墓碑將是朝東的——呼應他的名字，面向他最愛的公園，俯瞰那裏蒼翠的小峽谷。我們曾經在那裏玩飛盤、遛狗、放風箏。以後也總會有密歇根大學的年輕人們做同樣的事情，年復一年。走在墓園裏，我第一次注意到西人的墓碑——特別是那些古舊的——是多麼的謙卑：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些晚近的墓碑上會寫：父親，祖父，丈夫，等等。只有區區幾個提到逝者的職業。也許在上帝或生死面前，所有這些只是虛妄。而膚淺如我，恨不得在碑上刻一個二維碼，讓所有好奇的路人都可以讀到他的論文。
不少墓碑上都刻了兩個名字，有的還缺一個年份等待填上去。有個墓碑上嵌了夫婦倆年輕時的黑白合影，真是一對美人。想想一起在黑暗中安眠，多麼誘人。誘人得如同婚姻一般。
家父的一位朋友知道曉宏過世，發微信慰問。父親回復時，按着傳統的修辭，落款是他本人「率陳朗和外孫女敬謝」。我看到想了想，告訴父親：你以後謝就好了，不需要「率」我們。我好像看到曉宏又對我笑了，似乎充滿驕傲。他曾經的春風得意和曾經的病苦困頓，他的無能為力和愛的凝視，讓我成了一個badass。他和我都知道，再沒有人可以「率」我了。
是不是我在未來最好還是歸於大海、山川？也許那樣，我可以更好地愛你。
2023年12月27日初稿
2024年1月12日改訂
*關於曉宏當時猜測誰是那個評審者，我的記憶或者對曉宏想法的理解不一定準確。我在十月的那天聽他說的「按照評審者的意見修改之後被同一個評審者拒絕」和「評審者知道他患癌」可能指的並不是十月被拒的文章，而是另一篇。然而和他主觀的痛苦比起來，在這篇很個人的文章里，客觀的事實似乎不那麼重要了。
緬懷曉宏｜陳朗：我的幾點說明
沒有想到我的小文竟然引來如此大的關注。感謝大家的閱讀甚至憤怒和眼淚。聽說在網上有一些誤讀和曲解，在此我想以簡明的語言澄清一些事情。
1.我對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甚為熱愛，曉宏生前也知道我的激情並全力支持。我從不得已離開學術體制到尋找到真的自我，是一個值得細細道來的題目，以後會寫。文章是回憶曉宏的，沒必要喧賓奪主，但因此使得一些讀者誤以為我改行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其實並非如此。
2.曉宏一直是非常好的父親，一個盡其所能顧家的丈夫（即使有的時候笨拙）。雖然因為我們所有人對於病情發展速度的低估，他沒能為孩子的未來留下一些文字和影音，但在我們一起共度的日子裏，我們留下來太多美好的回憶，值得小孩一生回味。曉宏在最後的日子裏最難過的是因為身體不好沒精力陪孩子玩。他堅持要去臨終關懷醫院而不是在家中離世，就是因為他不想讓孩子因為他的病情而必須輕聲細語，失去童年應有的歡樂。
3.對於瀕死體驗，恐怕我們很少有人有發言權。據醫生說死前幻覺的內容是很隨機的。曉宏對於講課的幻覺（包括講韋伯），我覺得特別可愛特別真誠，因為在那一個最後的時刻，沒有誰可以偽裝。像一個朋友寫到的，他是一個「學痴」，到死都是。雖然作為個人也希望在最後得到他的愛（第二天我也得到了），但我深知他並無此義務。
4.這是因為我一直覺得夫婦不應該「屬於」彼此，而應該彼此相連（connected）。他愛研究他的革命國家現代性，我亦終於找到了真正屬於我的領域。彼此內心都有依託，而又彼此相愛是最理想的狀態。愛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都是學生。如果沒有癌症和死亡，他做學術，我做心理諮詢師，多麼平衡的安排，我們也可能會去看couple’s therapy，學着更好地彼此相愛，相連接。然而癌症的到來讓我們失去了這個機會。因此那些覺得我「怨」的讀者（不管是同情我還是批判我），其實都低估了我作為一個獨立自我的立場。曉宏從來都不應該是屬於我的，正如我也不屬於他。在愛之前，我們必須先成為自己。我們二十年來，互相幫持着，都做到了。曉宏走之後我要做的，就是繼續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因而我覺得他——作為一個真誠的女權主義者——是為我驕傲的。
5.既然我們都是沒死過甚至沒有瀕死過的人，我們大多數也沒有被末期癌症折磨得痛不欲生，那麼評價一個病人的行為表現是無知，是不敬。因為——說的直白一點——如果我的身體承受那種痛苦，我還不一定怎麼表現，不知道還能不能愛別人。曉宏走得很高貴，很有尊嚴，愛着亦被愛着。我為他驕傲。
6.可能有人會問，如果你不是「怨」，那你寫那些幹嘛？
第一，特別是作為一個女孩子的母親，我要誠實，不想續寫「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榮幸」之類的神話，來讓更多的女孩子誤解婚姻的意義。這一點我肯定曉宏是絕對支持的，因為他從來不覺得他是一個完美的丈夫。我說出「真相」的勇氣里也有他對孩子的愛在裏面。
第二，如果有「怨」，那是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我想說的是，即使如曉宏這樣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這麼多痛苦和遺憾，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作為父權結構的受害者承受了什麼？我們的學術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異化？
第三，作為心理諮詢師，我相信每個人應該允許自己內心懷有各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緒。任何情緒都是合法的。作為一個佛教研究者，我多年沉浸於「一念三千」和「性具法門」。這些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文風，讓我不加解釋地記錄很多矛盾的情緒，可能也因此讓很多不同的立場的人都在文中找到了可以投射自我的地方吧。
因為寫作時沒想到會有這麼廣泛的讀者群，很多細節沒有交代到位，本人深感遺憾，但不後悔發表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