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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淦恭說:評青島案:不是底層互害,而是暴力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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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5日晚,青島李滄發生一起保安持刀殺害外賣員的案件。日前,《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再次把這個案件推向輿論場中央,引發廣泛討論。

此前幾天,輿論場對這一事件的討論,不少都基於一個基本邏輯,即這一事件是「底層互害」。簡而言之,外賣員和保安都是「社會底層」,外賣員受限於「算法」要趕時間,保安宥於「規定」要嚴格執法,外賣員和保安產生衝突,都是被「資本」和「機制」所驅使,所以這是「大環境導致的悲劇」。

輿論場上,還有一部分人聚焦到了外賣員本身的背景。他們的邏輯是,之所以產生和保安的衝突,那是因為「送外賣」這個行為,不送外賣就不會遇到這個事情。三聯報道說這個外賣員是留學澳大利亞的心理學專業「海歸」,不少輿論就轉向討論「海歸為何淪為外賣員」(留學的「性價比」問題),這樣的討論當然不乏流量,但和案件本身實在是離題萬里。

在這些討論中,有三個最主要的邏輯謬誤:

1**、以利害判斷代替是非判斷**

當下許多公共討論,往往以利害判斷代替是非判斷。

雖然青島案件的事實信息還遠不夠清晰,已經有很多人開始腦補說「外賣員比較軸」,外賣員一根筋,要是外賣員懂得「變通」,能給保安點支煙,就如何如何。

我們姑且不論這些「腦補」是否成立,在這個案件中最為關鍵的事實只有一點:保安為何帶刀,為何砍人?

就這一事件來說,外賣員遭遇天降橫禍,保安一方毫無疑問負有100%的責任。因為外賣員不掌握暴力,而保安掌握暴力並且使用了暴力。

當然,「不要招惹情緒不穩的人」,「不要和保安過不去」,都是生存智慧。這些生存智慧可能是實用的,可能是能夠讓人「趨利避害」的,但利害判斷不能代替是非判斷。

即使外賣員缺少某種變通的「生活智慧」,那說破天了,也只是一種個人的「過失」而已,甚至連「過失」都談不上。這可以被視為「不明智」,但沒有錯,更沒有罪。而殺人的保安,卻是實實在在的行兇者,法律意義上的犯罪嫌疑人。這很明顯是保安對外賣員的單方面侵害,何來「互害」一說,何來「都不容易,都有難處」的和稀泥?

當代輿論場上,流行一種非常庸俗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最喜歡說的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XX一方也有問題」。雙方發生衝突,那一定其來有自,再弱勢的受害方,也「有自己的原因」。

然而,世界上哪有那麼多「完美受害者」?如果受害者不是毫無瑕疵,施害者和受害者,就成了「雙方都有原因、雙方都有責任」?這顯然是荒謬的。

有無生存智慧,這是利害判斷;釐清雙方責任,這是是非判斷。在公共討論里,大是大非不容模糊。對一件事是非的討論,不應該和當事人的策略是否最優攪和到一起,無責任的一方因為自己的「策略不夠好」就變成「也有責任」,這種邏輯顯然是不成立的。

2**、以階層話語代替權利話語**

在青島案件中,大部分討論都在使用階層話語。

但這件事和階層真沒什麼關係。在這一案件中,保安是擁有暴力並且使用暴力的人,外賣員是不擁有暴力、被施暴的人。這個問題是外賣員作為保安的相對方其人身權利的保護問題,保安和外賣員的經濟收入高低、社會階層高低,和這一案件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君不見,2022年在廣州還出現過保安刺死私家車車主的事情呢。你說外賣員是「社會底層」,私家車車主那相比保安肯定不是「社會底層」了吧?

在擁有暴力的保安面前,任何其他不掌握暴力的人都是弱者。今天保安可以因為阻止外賣員騎電動車進小區和外賣員起衝突,明天也可以為了外來訪客登記、外來車輛入內等事項和其他訪客起衝突。在這一案件中,所有圍觀者應該代入的身份,都應該是自己可能成為被保安侵害的對象。但很多討論者把事情當成所謂的「底層互害」,成了看保安和外賣員兩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衝突,這是很奇怪的。

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就是要講「權利」。我們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一篇小文不展開討論了,但等級觀念在我們的社會仍然根深蒂固,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很多人總有各種不同的鄙視鏈,用權力、財富來區分階層,然後用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一切,你強就不會受人欺負,你弱你就要被人欺負。當然,我不能斷言這套邏輯在今天的社會完全不成立,但至少這一套邏輯不能用來解釋一切吧。

在當今社會,所有權利受到侵害的人,都一定是社會的最底層嗎?顯然不是吧。一個人是不是努力往上爬,就能免於權利受損,這也不是吧?那既然如此,我們難道不應該更堅定地站在「權利視角」來進行公共討論嗎?不同的人當然面臨不同的經濟社會處境,但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享受普遍的法治和安全公共產品,不是嗎?在青島案件中引入階層邏輯,這完全是不成立的。

3**、對社會階層的錯誤認知**

退一萬步說,回到保安和外賣員本身的社會階層,上來斷言一個「底層互害」,也是對中國社會缺乏起碼認知。

有一些數字經常引起人們的討論,比如6億人平均月收入不超過1000元,9億多人平均月收入不超過2000元,很多人覺得中國人收入真的這麼低嗎?我們來看看這種數字的算法。這些數字實際上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一家人掙錢的掙的錢是分子,一家有多少人口是分母。

根據人社部2022年的數據,全國就業人口7.3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離退休人員1.3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標準太低,在此忽略)。也就是說,全中國能夠獲得收入的人8.6億,佔總人口的60%。

所以,家庭成員的人均收入數字乘以1.67,大致就是這個家庭中有收入的人的平均收入。

6億居民對應的就業人口是3.6億,3.6億就業人口每月月收入不超過1700元,考慮到中國有兩億多農民,而大部分地區農民的生產效率並不高,這個數字就顯然不算離譜。同理,9億多人月入不到2000,也可以換算成,有5億多就業人口月入不超過3400元,這個數字也很實在。

這就是中國,而且就是官方統計數字裏的中國。2022年,青島的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64349元(稅前),平均每個月5362元,扣掉五險一金和個稅,就是低於5000。外賣員在青島,月收入整體顯然是高於此數的,在統計意義上,無論如何與「社會底層」沾不上邊。

關於外賣員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各種討論已經太多。但我想說的是,不要輕易去下斷言說外賣員是「社會底層」,更不要對外賣員釋放居高臨下的廉價同情。很多人都說,外賣員不交「五險一金」,(這裏不討論「五險一金」的正當性和可持續性問題,那是另一個問題)平台剝削如何如何。我就想問,今天中國的體力勞動者,如果不是在外賣平台「靈活就業」,有一個固定工作,是不是就一定交「五險一金」呢?難道所有流水線上的農民工就一定比外賣騎手更有保障?說得難聽點,不過是很多人天天日常打交道的體力勞動者就是外賣員,對更多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毫無體感罷了。

外賣員當然風裏來雨里去,當然也是被「算法」驅使,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送外賣?原因很簡單,因為即使到現在,外賣員的收入在體力勞動者里都算高的,考慮到外賣員工作的峰谷效應,他們的實際時薪比起流水線工人就更高了。而且,即使外賣員所在平台沒給他交五險一金,他自己按某種標準去交,交完了之後的稅後收入,仍然顯著高於一般的流水線工人。

事實就是如此,數以百萬計的外賣員,就是用腳投票選擇了這個職業。

中國不是個富裕國家,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仍然比較低,這是個客觀現實。但輿論場上對外賣員待遇的討論有些過度了,也歪樓了。因為一旦談起外賣員,人們就可以找到平台、資本、算法等各種參照物,來論證外賣員可能受到的種種「壓迫」,但其他產業工人,比如流水線工人背後沒有「資本」,沒有「制度」嗎?外賣員,只是中國體力勞動者的一種而已,他們的收入狀況和勞動強度,是整個勞動力市場中各個參與方形成的均衡。這個均衡狀態很不完美,但這歸根結底主要是因為中國不是個富國。一味地對平台、資本或者算法開展道德譴責,同樣偏離了問題的實質。

要之,公共討論要講是非,而不是只講利害;要講普遍權利,而不是放大階層對立。別再輕言「底層互害」了,把公共事件和共同討論轉化為群體對立衝突,這是許多人最慣常的邏輯,但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這種邏輯,往往和事實本身相去甚遠。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元淦恭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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