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會」中人，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麼一點，越是有才華的人，危險似乎就越大。有人反過來說，這種危險其實成就了這些才氣亂冒者，讓他們寫出傳世的詩文，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受難的當口，當事人似乎沒有這樣自覺的受虐意識，幾乎沒有不想早點擺脫苦難、過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國文壇上，蘇軾幾乎就是才華的同義詞。雖然文人琴棋書畫都要弄一點，但在詩、詞、書、畫都有成就的卻並不算多。就當時而言，蘇軾在歌伎舞兒中大紅大紫，哪個不唱蘇子瞻的詞？如果有幸運兒得到品題，自會身價百倍，纏頭不知要多得多少。蘇軾的詩詞歌賦值錢，書畫也寶貝，當時就能拿來換錢換物，有個朋友嗜羊肉，一饞了就找個藉口到蘇軾那裏騙幅字去換上幾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華橫溢而且有幸在生前爆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點多嘴的毛病，在政壇，則表現為對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議」乃至「橫議」，令當局者滿是不痛快。蘇軾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後，發福得緊，肚子很大，一日閒來，要諸姬猜他肚子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人猜才學，有人猜智慧，只有愛妾朝雲說道：相公那裏面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點頭稱是。此公為官一生，始終不知道「站隊」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總有話說，朝廷不變法他不滿，變了法他更不滿（等到反對變法的一派上台，盡廢新法，他還是不滿意，當然這是後話了），攤上文字獄，委實也是「罪」有應得。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那個令共和國的大中學生考了多少年的「王安石變法」已經推行了十年，這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其是非功過，史家仍在聚訟不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由於變法本意就是強化行政干預的力度，因此給了官吏們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實行過程中，老百姓不大可能如文革中批儒評法運動中所說的那樣歡天喜地。這一年，蘇軾由杭州調任湖州知州。
前面說過，對變法蘇軾是不滿意的，屬於經常說三道四的反對派。不過，跟大批因反對變法而遭到貶斥的官員不同，蘇東坡由於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魚米之鄉享福，這讓許多新黨人士很是不平，因為蘇軾「誹謗」新政的詩文的殺傷力，實際上並不弱於舊黨領袖司馬光的長篇奏摺，用御史舒亶的話說，蘇軾譏諷新政的詩，「小則鏤版，大則刻石，流布中外，自以為能」，換句話說，政治影響極壞，不動動他難以「平民憤」（應該是官憤）。所以，蘇軾在湖州任上屁股還沒有坐穩，御史老爺的彈章就接二連三地遞到了神宗皇帝的手裏。先是御史何正臣，繼而御史舒亶，再則御史台的領班御史中丞李定。
於是，蘇軾被逮到了東京汴梁，關進御史台受審，人稱「烏台詩案」。典出於《漢書》朱博傳，漢朝的御史府柏樹森森，常有成群的野烏鴉棲居其上，朝出暮歸，人稱御史台為「烏台」（估計這裏也有罵御史們烏鴉嘴的意思）。蘇詩人進了烏台，嚴刑拷打倒是不多，不過審訊官們不是吃素的，晝夜連軸提審則免不了，在觸及靈魂的同時，偶爾也要觸及一下皮肉。蘇軾在僅能容身的臨時牢房裏一直呆了4個月零12天，幾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寫過的所有可疑詩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參考書都不給，全要憑詩人的記憶），一時間，蘇軾的詩幾乎成了今文經學家眼裏的《公羊傳》，御史老爺們拼命從裏面尋找微言大義，以便羅織蘇軾謗訕朝廷的罪名。說蘇軾誹謗的新政已經遠遠不夠了，審訊者所想要的是將此獄鍛煉成誹謗皇帝的重罪，雖然宋朝祖制不殺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為此，蘇詩中所有涉及「龍」字的詩句，都被反覆追究，上掛下聯，審訊者的想像力居然大到這樣的程度，蘇軾有首詠老檜的詩，其中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其實無非是說樹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審訊的御史老爺卻認為這是影射，講蟄龍的實際用意就是蔑視「飛龍在天」的皇帝，絕沒有一點讓文革時期的專案組專美於後的意思。當然，在尋找大罪名的同時，蘇的生活細節也沒有被放過，從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慣例，因此，連蘇軾借朋友的錢沒來得及還，托朋友裱畫沒有付費這樣的鬥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來，作為罪狀上報。
因言得罪，株連必廣。蘇軾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平時詩酒唱和，魚雁往來，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幾，到了這時，凡是和蘇軾有過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嘆晦氣，因為必須得交出蘇的詩文和書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過。一時間，翻箱倒篋，雞飛狗跳，眾文人被攪擾不說，還要被罰銅（俸），連死去的歐陽修的家人也不能倖免，一樣要因老子與蘇軾的交往受到懲罰，身為駙馬的王詵和蘇軾的弟弟蘇轍，因與蘇軾的關係太深，有通風報信之嫌，因而被貶官。
烏台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第一個文字獄，興獄者深文周納，必欲置蘇軾死地而後已。由於沒有先例，獄裏獄外，大家都不曉得結局將會如何，一時空氣相當緊張。蘇軾遭難，兒子蘇邁一直在外面為父親打探消息，蘇軾跟兒子約定，如果沒有什麼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魚。一次，蘇邁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為送飯，朋友好心，做了幾條魚送進去，蘇軾一見，以為自己難逃一死，不僅魚沒有吃，連絕命詩都做好了。當然，此案的結果並沒有這麼悲慘，皇帝最後否決了御史老爺給蘇軾定的最嚴重的罪名——針對皇帝的惡毒攻擊罪，僅僅以反對新政的罪名將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品級雖然降得不多，但從實權的富裕地區地方長官變成了虛銜的軍職，而且不許簽署公事，等於「掛」了起來。在黃州，蘇東坡很是閒了一陣，在四處閒逛，跟漁夫酒徒廝混之餘，還在江邊的東坡上開了一塊地，由此自命「東坡居士」，還燒出了著名的東坡肉。
蘇東坡的牢獄之災，在文學史上一向是作為文人遭嫉的典型來解讀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蘇自走出巴山蜀水以來，文名滿天下，而蘇軾又是三蘇中的翹楚，早早的就接替歐陽修成為文壇領袖，遭人嫉恨，原是應有之意。更何況蘇軾一肚皮不合時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無遮攔，看不慣就說，交結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連一向穩重的理學大師程顥、程頤之輩都對蘇軾頗有微詞，嫌他「輕浮」。而且，文人相輕，並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縱，難免會幹出些嫉賢妒能的事來。看過《夢溪筆談》的人，大多會認可作者沈括的才華與見識，但還在御史老爺們彈劾蘇軾之前，他擔任兩浙察訪使期間，在杭州與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交往甚密，臨走前特意向蘇討要了幾首近作，說是作為紀念，回過頭來卻詳加「注釋」附在考察報告裏，交給了皇帝，雖說沒有即時興起大獄，但對後來蘇軾的遭難，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鋪墊作用。對此蘇軾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謫居黃州時，愛妾朝云為他生了個兒子，三朝洗，他給為兒子做詩一首：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蘇軾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別人對他的嫉妒不無關係，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蘇軾固然恃才，但遠沒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換言之，他離一個狂士還有相當距離。朝中大老，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賞其才華的也大有人在。烏台詩案案發，不僅舊黨人士連聲抗議，連偏向新黨的宰相吳充也勸神宗皇帝赦了蘇軾，甚至連王安石都表示不滿（王時已罷相，但新法依舊在推行），上書營救，新黨的另一中堅人物章惇也出來為蘇軾說話。其實神宗皇帝自己，對蘇軾也是相當賞識的，在此案之前，儘管明知道蘇軾反對他所鍾愛或者說迷信的變法，但依然優待這位才子，讓蘇軾在江南溫柔鄉里過了許多年依紅偎綠、淺斟低唱的日子。實際上，導致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屬於新黨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討厭蘇軾反對變法，骨子裏則有公報私仇的因素，因為蘇軾曾經攻擊過李定不為母親服喪，這在那個時代的確過於有殺傷性。二是蘇軾利用詩歌對變法的冷嘲熱諷，的確讓迷戀變法的神宗頭痛，或者說，影響了變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問題，由來已久，惡性循環，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對於這一點，所謂的新舊黨人其實是有共識的，他們的分歧實際上在於怎麼改，而不是改還是不改。在現在看來，新黨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呂惠卿、章惇等人，對於改革所引起的民生問題，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舊黨的司馬光和蘇軾他們要大得太多，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實現國家強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個對着國家強盛有着執着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繼續忍受朝廷對外戰爭中的恥辱，急於展示大國和強國的面貌。王安石變法的快速增強國家能力的思路，實在很對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價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權最弱，為了防止軍人暴政而形成的優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傳統，使得皇帝推行變法的「乾綱獨斷」往往流於形式。為了打破這種局面，神宗需要對傳統的政治文化有某種突破，這個時候，恰好御史台盯上了蘇軾。監察部門從來都是皇帝制約和平衡行政體系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北宋，這個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說，個別御史的意見還可以無視的話，那麼，御史台的整體聲音，是皇帝必須要重視的，更何況，這個聲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儘管整個皇室對蘇軾非常喜愛，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蘇的才華，但為了大局的需要，蘇軾也只好做犧牲了。
應該說，放在歷史的長河裏看，蘇軾還是幸運的，如果他早生幾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裏，或者晚生幾年落在蒙古人的馬蹄下，可以肯定地說，他就沒有機會發明東坡肉了。只是，有着歷代最寬鬆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烏台詩案之後，改革越來越變了味道，改與不改，只是兩派或者多派勢力的權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後一個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