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的一本病中探望日記，也是一本關於衰老、死亡和母女關係的沉思錄。它記錄了作家試圖幫助母親從阿爾茲海默症中康復，但最終徒勞無功，以及照護中她所感受到的內疚、恐懼與沮喪。
我母親出過一次嚴重的交通事故，她被一輛闖紅燈的汽車撞倒，之後她完全康復了，但兩年後她開始出現記憶力衰退和行為怪異的症狀。在幾個月時間裏，她還能繼續在諾曼第伊沃托的老年寓所里獨立生活，她在那裏有一個單室套。
1983年夏天，在暑熱最難耐的日子裏，她突感不適，住進了醫院。人們發現她已經好幾天不吃不喝了。她的冰箱裏只有一包方糖。從此以後，已經不能讓她再一個人住了。
我決定接她來我家，在塞爾吉，堅信在這個她熟悉的環境裏，有兩個她幫我一起拉扯大的兒子——埃里克和大衛的陪伴，她的症狀會很快消失，她可以變回那個活躍獨立的女人，恢復她不久前健康的樣子。
結果什麼作用都沒有。她的記憶力繼續惡化，醫生提到了阿爾茨海默病。她不再認得地方和人，我的孩子，我的前夫，還有我。她成了一個神志不清的女人，要麼在屋裏四處走動，要麼在走廊的樓梯台階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1984年2月，因為她身體過於虛弱又拒絕進食，醫生把她送到蓬圖瓦茲醫院。她在那裏待了兩個月，接着在一家私人養老機構短暫過渡，隨後再次住進蓬圖瓦茲醫院老年部，1986年4月她在那裏死於栓塞，享年79歲。
當她還住在我家的時候，我開始在紙片上記錄母親的言行舉止，沒有寫日期，那時的她讓我心裏充滿恐懼。我無法忍受這樣的退化會發生在我母親身上。一天，我做夢夢見自己生氣地沖她嚷嚷：「別瘋了！」從那以後，當我在蓬圖瓦茲醫院再次見到她時，我要竭盡全力去寫她，她說過的話，她的身體，和我離得越來越近。我寫得很快，感覺很強烈，不假思索也沒有順序。
在這個地方，每時每刻，到處，都有母親的身影。
1985年末，我心懷歉疚，開始寫一個關於她一生的敘事作品。我感覺把自己放在她不復存在的時空裏。我內心充滿了撕裂感，一邊是在文字中想像她年輕時邁向人生的樣子，另一邊是現實生活中的一次次探望，把我帶到她無法避免的日益衰退的現狀。
母親死後我把這個開了頭的作品撕了，重新開始寫另一個敘事作品，1988年出版，《一個女人的故事》。在我寫這本書的整個期間，我都沒有重讀在母親生病時我寫的那些紙片。它們對我而言仿佛是不能觸碰的：我記下了她生命最後的歲月，最後幾天，甚至是去世的前一天，只是當時並不知道那是她最後的時日。那種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狀態——或許是這一時期我寫作的特點——從某個方面來看是很可怕的。這本探望日記以某種方式把我引向我母親的死亡。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永遠都不會出版它。也許我想留下母親的一個形象，我們母女關係的一個真相，那是我在《一個女人的故事》中試圖觸及的主題。現在我認為，一部作品的獨特性和一致性都應該儘可能地受到挑戰，不管你是否情願使用那些最自相矛盾的素材。把這些紙片公佈於眾，我認為時機已到。
我把它們原封不動地公開，帶着我寫作當時感受到的震驚和不安。把那些我陪在她身邊的時刻記錄下來時我不想做任何修改，仿佛沒有了時間概念——或許只有重現的孩提時光——，也沒有任何想法，除了一個：「這是我母親」。她不再是我這輩子認識的那個女人，但在她那張毫無表情的面容下，通過她的聲音，她的手勢，她的笑聲，她是我母親，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切。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這些文字解讀成是對在養老院「長期居住」的客觀見證，更不能把它當成是揭露（大多數護工都是細心且敬業的），只能把它當作是一種痛苦的殘留。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母親寫下的最後一句話。
我經常夢見她，就像在她生病前一樣。她還活着，但已經死了。當我一覺醒來，有那麼一分鐘，我確信她真的以這種雙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兩次越過冥河的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一樣。
1996年3月
1983年
12月
她坐在一張椅子上，在起居室。耷拉着腦袋，臉一動不動，鬆弛。沒有張開嘴，但從遠處看，就像嘴張着一樣。
「我的手不聽使喚了」，她說（她的洗漱包，她的開衫，一切）。所有東西她都抓不住了。
她想馬上看電視。她等不及我先把餐桌收拾乾淨。現在她什麼事都不理解，除了她自己想要做的。
每天晚上，我們上樓扶她上床睡覺，大衛和我。在鑲木地板鋪上地毯的地方，她把腿抬得高高的，好像她要下水了。我們笑，她也笑。剛才，當她剛高高興興躺到床上，想給自己塗點面霜時，打翻了床頭柜上的所有東西，她對我說：「我要睡覺了，謝謝你，女士。」
醫生來了。她說不出自己的年齡。她清楚地記得自己有過兩個孩子。「兩個女孩」，她說。她把兩個胸罩一個穿在另一個上面。我記得那一天，她發現我穿了一件胸罩卻沒有告訴她。她大喊大叫。我十四歲，那是六月的一個早晨。我穿着連衣褲，正在洗臉。
我又開始胃痛了。我對她，對她的失憶，已經不再生氣了。毫不在乎。
我們去商業中心。她想買菈·芭哲瑞最貴的一款包，一個黑色皮包。她反覆說：「我想要最好看的那個，這是我最後一個包。」
之後我帶她去莎瑪麗丹百貨公司。這次是一條裙子和一件長袖羊毛開衫。她走得很慢，我要攙着她。她無端地笑了。女店員們奇怪地看着我們，露出尷尬的神情。我並不尷尬，我傲然睨視她們。
她問菲利普，很焦急：「你是我女兒的什麼人？」他哈哈大笑：「她丈夫！」她笑了。
1984年
1月
她總是把她的臥室和我的書房搞混。她打開書房的門，發現弄錯了，輕輕地關上，我看到門把手抬起來，就像門後沒有人一樣。某種不安。一小時後，同樣的事情又重演了。她再也弄不清楚自己在哪兒。
今晚，我在改作業。她的聲音從隔壁的起居室響起，很平靜，就像在劇場演戲一樣。她對一個看不見的小女孩說：「很晚了，我的小姑娘，你應該回家了。」她笑了，很開心。我用手捂住耳朵，我感覺自己墜入某種殘酷的深淵。我並不在劇場，是我母親在自言自語。
我找到一封她寫了開頭的信：「親愛的保萊特，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現在，她寫不了字了。這些字仿佛是另一個女人寫的。而這只是一個月前。
2月
在餐桌上，她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她是一個農場女工，我兒子是夥計，我是老闆娘。除了小瑞士奶酪和甜食，她什麼都不想要。
伊莎貝爾（我侄女）周日在我們家吃午飯，母親的瘋言瘋語讓她笑得前仰後合。只有我們，她的孩子，我，才可以嘲笑我母親的瘋狂，她不可以。外人不可以。埃里克和大衛說：「她太好笑了，外婆！」仿佛，老年痴呆的她，依舊那麼與眾不同。
今天早上她起床，小聲說：「我尿床了，我沒忍住。」這是我小時候發生這種事時說的話。
星期六，她喝咖啡吐了。她躺着，一動不動。她的眼睛變小了，眼眶紅紅的。我給她換衣服。她的身體又白又軟。之後，我哭了。那是因為時間，因為從前。我仿佛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身體。我害怕她死去。我寧可她瘋瘋癲癲地活着。
3月
15日，星期四
在醫院，不，確切地說是在醫院養老院的走廊上，二樓，我聽見：「安妮！」是她在喊我，人們給她換了房間。她是怎麼認出我的身影的，她已經看不見了，或者說完全看不清（她有白內障）。當我走進房間，她說「我得救了」。或許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你在這裏」。她告訴我各種各樣的事情，還有確切的細節：人們強迫她幹活，不付她工資，不給她喝水。完全是異想天開。但她現在一直都能認得我，不像她在我家的那段時間。
17日，星期六
非常不歡迎我。抱怨說：「你來看我並不讓我感到高興！瞧你這副德行，你不感到羞愧嗎？」我驚呆了，我剛和A.一夜風流。她怎麼知道的？童年時代對母親的敬畏淹沒了我，她的眼睛能看到一切，就像上帝，看到該隱把亞伯埋了。她又說：「這不可能，他們給了你毒品！」之後：「我想這世界瘋了！」我笑了，稍稍鬆了口氣。沒有任何女人會比她和我更親近，親近到好像她就在我身上一樣。
18日，星期天
晚上七點，她已經睡了。我叫醒她。她以為她隔壁床住的是一個小男孩，剛在一個水池裏溺水了：「警察就坐在前面的一張長椅上。他們什麼也沒做，沒去救他。」突然，她對我說：「那婚禮是在兩周後？」（而明天，我要去見律師談離婚的事。）
28日，星期二
她的手變形了。食指從關節處突出，就像鳥爪。她交叉手指，揉搓它們。我不能把眼睛從她的手上挪開。一言不發，她離開我去吃晚飯。當她走進餐廳時，我就是「她」。看到她的生命以這種方式終結，令我無比痛苦。
4月
4日，星期三
我坐在她的扶手椅上，而她，坐在一張椅子上。一種可怕的分身的感覺，我是我也是她。她把麵包放進口袋，那是一種往日的擔心，擔心匱乏，擔心挨餓（以前總在口袋裏、包里放幾塊糖）。她抱怨不能和任何人交流，男人們只想着對女人獻殷勤。這是她一輩子的心結。
14日，星期六
她吃我帶給她的草莓撻，挑奶油中間的水果。「在這裏，我不受重視，他們讓我像黑人女奴一樣幹活，還不讓我吃飽。」縈繞在她心頭的憂慮，是我已經忘記的窮苦人家的擔心。
在我們面前，一個瘦弱的女人，布痕瓦爾德的幽靈，坐着，筆直，眼睛很可怕。她掀起睡裙，我們看到私處貼了紙尿布。在電視上看到同樣的場景會讓人驚恐。在這裏不會。不會感到可怕。她們都是女人。
26日，星期四
可怕的一幕。她以為我來接她，她要離開這裏了。她極度失望，什麼也吃不下。可怕的自責。不過，有時候，也會心安理得：她是我母親，但她已經不再是她自己了。
聽祖克說過：「人必須死了，才能確保不用再依賴任何人。」
29日，星期天
我給她刮毛給她剪手指甲。她的手指甲很髒。她很清醒：「我會在這裏一直待到死。」又說：「我盡我所能讓你幸福，而你並沒有如我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