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秀夫:親中國而抗中共的日本駐華大使。(《人物真相》提供)
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卸任回國,給他的北京外交生涯劃下一個句號。垂秀夫「中國學校」出身,親中國而不媚中共,被稱為日本「抗共大使」。
在日本歷屆駐華大使中,很多人是「中國學校」出身,僅2001年以來的7任大使中,就有4人是出自「中國學校」,垂秀夫也是其中一個。
在日語的語境中,「中國學校」出身含有揶揄之意,意思就是盲目的親中派,中共政府的代言人。
所謂「中國學校」,狹義是指日本外務省中研習漢語的外交官;廣義是指通曉漢語並參與日中交流的一些親中派,既包括外交界,也包括民間人士。
然而,垂秀夫卻是「中國學校」出身的一個異數,被稱為「對中強硬派」「抗共派」。
1985年4月,垂秀夫從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進入外務省工作。新進外務省的人,都要選修一門外語,他就選了漢語。至於為何選漢語,他稱冥冥中覺得中國很重要,也覺得自己的性格很適合中國。隨後,他被派到南京大學留學。
1989年,他任日本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從此開始了他在陸、港、台的外交生涯。後來,他歷任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領事、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總務部長、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等職務。2019年9月,安倍晉三當政時,垂秀夫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駐華特命全權大使。
垂秀夫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共度過了18年,在台灣工作了兩次,在北京共工作過四次,是個真正的中國通。
「外交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2023年12月4日,垂秀夫大使在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舉行離任記者會。
他開場說道,「我將於12月6日完成任務,回到日本。回顧過去,近40年的外交生涯的大半與中國有關,不無感概:作為一介公僕,我常年積蓄知識、能力、經驗,建立人際關係,並將其應用到大使的工作中,能奉公到最後,感到欣慰。」
他說,他在上任時,給自己定了兩項重要任務,一是支援在華日本企業,二是保護在華日僑的安全。談到領事案件時,他表示,有很多案件是十分棘手的。每當那時,他就想,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親人身上,該如何做。有些案件,「曾讓自己流淚」。
今年3月份,日本安斯泰來製藥一名員工被中共官方拘留,他雖然親自去探視了那名社員,但他說自己有一種蒙羞之感。雖然不能把他立即救出來,但去親自見他,是盡人之道,同時也好當面表達歉意。
他表示,對中共的一些霸道行為,民間人士是很難開口的,「但是,我是日本的大使,就是要闡明該闡明的觀點」,必要時,發聲指出中共的行為違背常理。
關於任內工作的評價,他表示:「歷史決定一切,歷史會給予評價。」
日本的外交資料解密需要30年後。他表示,自己從事外交工作,是以後人如何評價、如何判斷為最大標準。「我常常對同事們講,外交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無愧於歷史。」
即將結束大使任期,他用「光風霽月」來形容自己的心情,非常清爽,沒有任何遺憾。
中共很多做法違背常理
有記者問到有關日中關係問題時,他表示,迄今的日中關係就像過山車,時上時下,時好時壞,兩國國民坐上這種過山車,怎麼受得了。
對日中關係前景,他表示並不樂觀,今後會很艱難。他擔心的是,日中之間的溝通渠道被關閉。
他還指出,中共很多做法違背常理。例如,當兩國就某事交涉,或提出異議時,中共官媒新華社根本不報導日本的觀點、主張。
中共當局把日本大使召喚去,本來是雙方各有說辭,但中共的報導只提中方的主張,看不到日本的觀點、反駁。這是有問題的:好像中方沒做錯什麼,而日本在找碴打架。
他說,日本從來沒有主動挑起事端,但「中共挑起事端後,日本一定會反駁,亮出我們的主張。這個世上,不能只有中國(中共)的主張」。
輿論說他是少數的對中共強硬派。對此,他並不否認:「的確,我經常說些很嚴厲的話。」「大家都覺得中國(中共)不正常,將這種想法傳遞給對方很重要。」
關於中共未來的敏感話題
有記者問,中共黨魁進入第三任期後,政治上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該如何對應。
對此,他說,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好問題。但他表示,自己還在任上,不能深入明說,但中國確實「發生着巨變,今後還將繼續下去」。
還有記者問到了更敏感的問題:中共黨魁上任後,社會統治變得日趨嚴厲,中國人的價值觀也變得多元化。中國能否承受這種嚴厲的社會統治;是否有某種力量試圖從中共內部改變現狀,以及日本對其如何幫助。
垂大使直呼:「這個提問可太敏感啦!但卻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像往常那樣,不公開報導的話,多少我都可以說,但這裏是公開記者會……
「正如您所說的,中國的社會統治的確是越來越嚴厲。想從內部改變的力量是否存在?我知道,這種看法本身是存在的。我也只能這麼說。至於說日本應該如何介入,或者介入是否妥當等,我現在還在任上,無法回答。」
被中共盯上的外交家
垂秀夫喜歡廣交朋友,他在赴任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披露,他喜歡「主動與人交往。一年裏,和中國人吃飯300多次。一個月里,在家吃飯也就一兩次」。他和中南海里的人打高爾夫球,和高官唱卡拉OK、喝酒、洗桑拿……總之,他盡一切可能與中國人交往。
他說,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建立人際關係,比別人快些拿到情報。因此,一些外國人很難知道的機密消息,他都能夠得到。每當那時,不管多晚,他都要回到大使館,打電話向日本外務省做匯報。
「我一直努力,看看自己能獲得多少中共的內部情報。」為此,他「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包括和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反共人士交往。像這樣的人,是不會出現第二個的」。
在沒有互聯網、社交媒體時代,他很認真地寫信、寄禮物,為此花了很多錢,都是自掏腰包。
他也承認,當時自己三十幾歲,並沒有為國家做事的想法,就像求道的藝術家、匠人那樣,想要把中國搞懂,僅此而已。
當然,他兩度在台灣任職其間,也是廣交朋友,與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陳建仁等高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結交了一些「摯友」。
已經打進了中共的中樞,並且在台灣也建立了廣泛人脈的垂秀夫,自然被中共盯上,也因此受到一些莫名的騷擾、威脅。
據他描述,他家裏的傳真機幾次不停地叫,然後源源不斷地從傳真機中出白紙。
為了防備被中共竊聽,他攜帶多部手機,頻繁廢棄插入電話的SIM卡。
2013年,正在北京任公使的垂秀夫突然接到日本外務省命令,讓他立即回國。回國後,他沒有對外界講述緊急回國的背後原因,也拒絕回答媒體的提問。
至今,他突然回國的原因依然是謎,但被認為可能是中共對他加強了監視,並要對他下手。
他也表示,中共政權就是那樣,在中國的「外交官、媒體都是被監視的」。
說該說的話
2020年12月11日,他在大使館召開記者會,談到日中關係時,闡述了他的對中外交理念:重要的是,直言不諱地表明該表明的觀點,能相互協助之處則積極協助。「我將與中國(中共)構建是非分明、具有建設性的關係。」
2021年3月18日,垂秀夫在天津會見了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李鴻忠稱,兩天前日本與美國舉行了「2+2」會談,表達對中共政權的行為擔憂。李鴻忠強調了中共「堅守主權與核心利益的決心」。對此,垂秀夫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共企圖單方改變現狀的行為,並直言「李書記的言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2021年12月1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過網絡在台灣智庫舉辦的論壇上演講,正式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論斷。中共外交部當天夜裏召見垂秀夫大使,提出抗議。
對此,垂秀夫反駁:首先,對於已卸任首相職位者的言論,日本政府沒有資格評論;其二,人們有必要知道,在日本國內有這樣一種觀點;其三,中方的單方主張是難以接受的。
2022年9月29日,為慶祝日中建交50周年,在東京與北京分別舉行了慶祝活動,北京會場設在釣魚台國賓館,會場內坐滿了一眾兩國高官、各界名人,包括中共執掌外交大權的王毅。
與會的大多人都努力營造喜慶氛圍,用美麗詞句讚美兩國友好。而垂大使在闡述日中關係的現狀時卻說:日中之間的「互相理解,沒有充分進展,那就更談不上相互信賴,兩國的相互信賴完全沒有形成」。他的發言,雖然相當真誠、直率,但對會場的氛圍而言,似乎顯得離經叛道。
2023年5月21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召見垂秀夫大使,聲稱G7廣島峰會上提及中國問題是中傷、攻擊中共政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垂大使反駁說:「中國(中共)只要不改變其行為,與以往一樣,作為G7必然要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這一點將來也不會改變。」
此外,在日本排放核處理水問題上,他也始終以科學數據與事實反駁中共官方的抹黑言論,並在大使館官網上開設的社交媒體上詳細介紹事情真相,引起關注。
日中關係就是人間大戲
一般而言,日本駐華大使平均任期為四年,而垂大使只做了三年。
為何換掉他,有各種猜測:其一,中共對這個敢言大使十分頭疼,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換人。日本為了整體戰略,不至於與中共關係搞得太緊張,決定將他換下來。其二,他在中國具有非常廣的人脈,接觸的人非常多,遍及各個階層,掌握了很多中共的相關情報,加上他收集情報與傳遞信息的能力很強,引起中共的警覺。為避免招致中共的過激反應,換下來對其保護。其三,今年7月,中共修改了反間諜法,日本政府考慮到他的人身安全,調他回國。
第三種說法,並不是沒有根據,2013年9月他上演的那場「垂秀夫北京失蹤劇」就是佐證。
當然,中共雖然修改了反間諜法,加強抓「間諜」的可能性增高,但作為大使享有外交豁免權,受治外法權保護,不會以間諜罪名被逮捕。然而,如果以間諜之名驅逐出境,就十分尷尬,很不光彩。
去北京赴任前,垂秀夫曾表示,他任上的抱負是,宣傳日本,把一個可享受民主、自由的日本的魅力介紹給更多的中國人。
他還強調:「日中兩國間,有很多靈魂碰撞的人間劇。日中關係就是透過這場人間大戲編織出來的,這個靈魂碰撞的故事,未來還會持續下去。作為這個故事的參與者,我非常希望中國社會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
三年裏,垂秀夫作為大使說了他想說的話,做了他該做的事。如今,他卸任大使,自感「光風霽月」,但他對中國未來的期待不會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