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曾在美國求學的經濟學家和意志頑強的私募股權交易撮合者,單偉建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了不起的,或許是他能從絕處走出一個職業生涯來。
單偉建是中國「迷惘的一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這代人的教育幾近中斷。12歲時,還在北京的單偉建突然間無學可上,15歲那年,他與300來個同齡人登上了火車,前往戈壁沙漠務農。
在戈壁的六年時間裏,單偉建與同伴們受過凍,挨過餓,還在糞肥里爬過。他當過農場工人,做過制磚工,在上了一個醫學速成班後,他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名「赤腳醫生」——本質上就是對醫學只懂點皮毛的農民,在農村地區行醫。
年齡:65歲
職務:私募股權公司太盟投資集團(PAG)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
地點:香港
一位導師: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她是單偉建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攻讀博士項目時的導師。
**********************
文革結束後,沒有接受過初、高中教育的單偉建進入了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現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後來,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單偉建得到兩個去美國的機會。他拒絕了有望讓自己成為聯合國同聲傳譯的培訓,選擇前往美國一所大學學習。最終他拿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博士學位。
1993年,他辭去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的教職,前往亞洲從事金融行業。在新橋資本(Newbridge Capital),他談成了兩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生意,一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控股韓國第一銀行(Korea First Bank),另一項是拿到深圳發展銀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控股權,這是外企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中國一家全國性銀行的控制權。
單偉建現任香港私募股權公司太盟投資集團(PAG)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最近,他因個人書籍《走出戈壁:我的中國和美國故事》(Out of the Gobi; My Story of China and America)的出版事宜來到紐約,並向《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講述了他與眾不同的人生軌跡。以下是經過編輯的採訪摘錄。

單偉建,太盟投資集團(PAG Group)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從一名在戈壁沙漠勞動的年輕人變成了亞洲最大的私募股權交易撮合者之一。圖片來源:MICHAEL BUCH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單偉建(右)與母親和弟弟。照片攝於1959年。圖片來源:WEIJIAN SHAN

嚴冬時節,單偉建在戈壁沙漠已冰凍的湖上割蘆葦。圖片來源:WEIJIAN SHAN
你在戈壁自學是冒了很大風險的,可以這樣說嗎?
我因為看書惹了麻煩。當時讀書是禁忌;除了毛主席和馬克思的書,其他書都是禁書。但我認為正是閱讀讓我在文革結束後能發展自己的職業。
我找了一個工具房,晚上提一盞煤油燈偷溜進去,我會在地上壘兩堆磚頭,中間橫一把鏟子,坐到鏟柄上看書。冬天有時候溫度能到零下10華氏度(譯者註:相當於零下23攝氏度)。我的閱讀很不成系統。有一次我實在沒書可看了,就只好看一本殺蟲劑手冊。但我總能在各種書里學到點東西,所以文革結束以後,我不至於像同代人一樣茫然失措。
我想說,我確實有博士學位,然而我的知識小屋是在沙子上建立起來的。
你認為在戈壁學到的那些技能對你之後的人生有幫助嗎?
直接影響是沒有的。我以後都不用造爐子了,也不用再砌磚、造磚。但我認為,這些經歷總是間接讓我很受用。比如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生物技術公司。去沃頓商學院當教授以後,我又繼續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如果不是當過赤腳醫生(我叫自己「庸醫」),知道一些醫學知識,我不會有這方面的興趣。
如果當時去了聯合國,你就能拿到國際化的薪資,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你為什麼選了另一條路?
中國有句古話:書中自有黃金屋。因為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所以我覺得去美國讀大學是一個千金難買的機會。
如果去聯合國,我就能把妻子帶上。去美國求學,我能拿到250美元的津貼,但妻子沒法和我一起去。就機會成本而言,不少人認為我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對我而言,最難的是要和妻子分隔兩地。但最終在我看來是值得的。(數年後夫妻倆團聚了。)

1985年,單偉建的妻兒終於來到三藩市與他團聚。圖片來源:WEIJIAN SHAN
你認為鄧小平為什麼會讓大批學生離開中國,接觸美國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
我至今還有點不敢相信當初鄧小平允許這件事發生了,因為兩國之間的收入差距太大。他應該預見得到人才會大量流失。但是今天你會發現人才在回流。
此舉對中國經濟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美國的一名風險投資家告訴我,如今在深圳開公司比在矽谷容易。
市場是一個巨大的均衡器。與40年前相比,現在中國人的生產力要高得多。當時我們就像籠中鳥,逃不出去。我們有食物,但不夠吃。鄧小平上台後,籠子變大了。最後,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籠子打開了,像我這樣的人就能去美國學習了。
在戈壁的經歷對你之後的職業生涯意味着什麼?

1990年,單偉建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辦公室里。圖片來源:WEIJIAN SHAN
我想,如果說那段經歷對我之後的人生有什麼幫助,那就是培養了我堅韌、頑強、有耐心和樂觀的品質。回想2000年,我在新橋資本時,為了收購韓國第一銀行,我們和韓國政府談判了15個月——15個月!談判進行到一半時,沒人知道能不能成功,有人勸我說,在交易談判這一行,懂得抽身而退也難能可貴。但我還是堅持到底,最終把這筆交易談成了。
我的哲學是,人一生能取得多大的成績,取決於得到什麼樣的機會。如果是因為沒有好機會,那無需惋惜。但如果機會降臨時沒有做好準備,那才該後悔。
我的大多數朋友沒有任何技能,因為戈壁的生活讓他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我很為他們難過,因為其中很多人都比我有天賦得多,然而他們的天賦被那個時代和當時的政策埋沒了。
我在戈壁時沒有個人自由。你不能選擇工作,不能看書,當然也不能交女朋友。一切都由直屬領導控制。如果與那個時代相比,今天的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如果和其他國家比較,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