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大圃和可心。他們的媽媽王佩英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學的操場上舉行一次震懾群眾的「鎮壓反革命大會」。囚車是一輛人們俗稱為「悶子車」的龐然大物，車身玄青，不帶窗子，駛入五十七中後，停在校門裏側。車裏囚禁着六七個即將批鬥示眾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着鐐銬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個午後，日光毫無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師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學、玉淵潭中學、羊坊店中心小學、鐵路七小、鐵路五小等校數千名中、小學生，列隊進入會場，在嚴寒中席地而坐。現場觀眾還有鐵道部專業設計院職工，北京鐵路局職工，以及羊坊店地區的街道居民，人數多達萬餘。
五十七中的語文教師楊秀媛，那時二十八歲，上午得知被批鬥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學生張大圃的媽媽。「鎮壓反革命大會」時常舉行，她熟悉其陣勢，痛苦便襲上心來：大圃聰明懂事，處處要強，他還不到十五歲，怎能目睹那種現場？又怎能那樣與母親生離死別？慈悲的楊老師決定，由同班的兩個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裏「複習功課」。
可是，在進入會場的小學生隊列里卻有大圃的妹妹張可心。可心才十二歲，是鐵路五小的學生。那天上午第四節課，老師沒有讓她上，在教師預備室里，她得到了專門針對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開會批鬥你媽媽，全年級都去參加，你也要去，要站穩立場，跟你媽媽劃清界限。」這位中年女教師，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為什麼老師這樣冷酷？為什麼召開可怖的大會？媽媽，你在哪裏？為什麼他們給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圃和可心的媽媽叫王佩英，曾在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工作。在五十七中會場上，不少孩子認識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鄰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記得，媽媽與王阿姨常來常往，「三年困難時期」自己還吃過王阿姨給的包着玻璃紙的牛奶糖，家裏還有一件王阿姨送的禮物，是個漂亮的紙制小手風琴。
有人領頭喊起了口號。犯人們都被押上來，會場秩序森嚴，殺氣熏天。大圃和可心的媽媽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軍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掛着大牌子，寫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紅的叉子。她不服，被強摁着頭與其他犯人排成一溜。發言人宣佈他們的「罪狀」，喊到「王佩英」時，押她的兩個人突然從身後兇狠地揪住她的頭髮，猛地將她的頭扯起，向觀眾揚了一下。
楊老師看清了大圃的媽媽那張慘白、消瘦的臉。一條骯髒的寬帶子緊緊地勒着她的下頜，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現出凹陷。她不肯低頭，分明是在抗議，掙扎着要說話，可是卻發不出聲音。鐐銬「嘩啦」一響，楊老師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腳上，一隻腳上沒有鞋，凍得通紅。
恐怖大戲就這樣在眾多中小學生眼前繼續。會場上口號震天。犯人們被押下去時，鐐銬「嘩啦、嘩啦」的聲音令人聞之悚然，全場突然鴉雀無聲，一片死寂。可心抱住雙膝埋着頭，一直在屏息靜氣地忍耐。聽見鐐銬的聲音，她知道親愛的媽媽走了，越走越遠，她再也不可能見到她了。這纖弱的女孩一動沒動，悄無聲息的淚滴滴落在地上。
散場時，五十七中的學生們排隊返回教學樓，外校的學生們也都排隊走回自己的學校。那輛囚車從校門裏駛出，在他們身邊揚起一路煙塵，消失在街道盡頭。
元旦過後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鐵道部宿舍一帶貼出了毛澤東語錄打頭的佈告：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十年後，這一冤案得到平反。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九期，201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