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聯繫上了杜女士的公子金祖武先生，他約我在地處大安區國泰醫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我在羅旭彰先生的帶領下，找到了那家咖啡館。我一推開玻璃門，金先生就認出了我，起身迎接，幾句寒暄，我們就用上海話交談上了。他雖然出生在台灣，但上海話講得十分正宗，上海是他祖父和外祖父發跡的地方，更是他父母夢牽魂繞的故鄉，他的家庭母語一定是上海話。
我們相互贈送著作，他送我一本《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誕辰紀念》的紅封面精裝書籍。他告訴我，目前正在負責"孟小冬女士國劇獎學基金會"的工作，並和大陸的京劇界有許多互動。
我問他手頭有沒有冬皇的錄音資料，他說有，答應下次見面時送我一份。
我和他談到他的外公杜月笙，談到他的祖父金廷蓀，談到他幾位舅舅，杜維藩、杜維善、杜維屏在海外的生活，也談到他家在上海新樂路和陝西南路口的公館的變遷，他說現在已經成了一家飯店，前不久他還去消費過。
最後談到香港《大成》雜誌的沈惠窗先生，他告訴我，台灣秀威出版社將要出版《大成》的全套複印本。我說，《大成》雜誌曾經登過我的稿子：記得一篇是《墨荷泣訴》，是寫張大千三侄張心銘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事；另一篇是《倔老頭葉淺予》，寫我八十年代初採訪葉淺予的舊事。沈惠窗先生告訴我，拙稿在給葉淺予審閱時，葉還特地畫了兩幅插圖。
我為《大成》寫稿，從無得到稿酬。一次回國，在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談及此事，文匯報記者鄭重先生也在場，他要我轉告沈惠窗先生，說《大成》登載了他寫唐雲先生的好幾篇稿子，沒給稿費，連招呼也沒打……我告訴他，不給稿費也就算了，我還賠了一幅畫。我寄《墨荷泣訴》一文給他時，附了一張張心銘畫的墨荷照片，沈先生收到照片。說不夠清晰，要我將原畫寄去，誰知他收到原畫，沒及時歸還，說我到香港後親手交還，不久沈先生突然歸西，於是我的那幅畫也就不知下落了，此畫上面有謝稚柳先生的跋語，彌足珍貴，至今想來，甚為不舍。不過沈先生在香港辦刊也頗為不易，每期靠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的五萬港幣補貼，和大千先生的贈畫勉強維持，也很難為他了。
金先生告訴我《大成》合訂本已經在印刷，裝訂畢他會關照出版社給我留一套。
最後他向我致歉，說我約你在這醫院附近見面，原本想如果家母今天精神好，就陪你去見一下，誰知她今日依然羸弱，所以非常抱歉。我會意一笑，從羅先生手中取過鮮花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今天無緣，請你代我把這鮮花獻給她，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復，下次我來台時再作拜見。
握手作別，談得極為融洽。
附：剛才翻閱《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誕辰紀念》，其中有不少孟小冬晚年在台灣的留影，尤其她和張大千的那些合影，以前從未見過，彌足珍貴，欣喜之下，贅筆記之。
（三）
梁劍如先生是我在悉尼認識的朋友，他是香港企業家，雖落籍澳洲，卻長期在香港工作。去年他來悉尼度假，我倆在飯桌上舉杯約定，今年五月在台北見面，一同去中央研究院，參觀胡適紀念館和傅斯年圖書館。
那天一早，我們在台北好友羅旭彰先生的陪同下，一行四人來到了中央研究院。
這裏環境幽靜，棕櫚參天，紅磚的建築群體，透泄出民國的氣氛，走進她，仿佛走進舊日南京的街巷和上海江灣的民國建築群，有一種回歸民國的親切感。
我一直尊奉胡適先生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燈塔，他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圭臬。
一九五八年，胡適受蔣介石邀請，再度從美國回來，擔任中研院院長，在履新典禮上，蔣介石致辭讚揚他，並要中研院"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鉅任務…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會上還有人提到中共清算胡適的問題。
輪到胡適發言時，他第一句就指著蔣介石說："總統你錯了。"接着強調，中研院應該為學術而學術，不是政治機構，在談到到共產黨對他的清算時，他辯解共產黨不是清算他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反對他幾十年來提倡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問題。此舉使蔣介石非常生氣，當夜他在日記上寫道，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胡適"真是一狂人。"以致氣憤到他吃了安眠藥也無法入睡……
不管怎樣貶低蔣介石，不管怎樣胡適在許多方面和蔣介石抬槓，蔣介石在胡適過世後，還是親筆書寫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就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和"智德兼隆"的挽額。蔣介石是君子，他沒有卸磨宰驢，也沒有羞辱文人，他是近代史上維護中華民族文化道統的英雄……
在這裏我補述幾句閒話。
二零零年春，我去安徽績溪上莊鎮的胡適故居——"胡適紀念館"參觀，認識了館長胡育凱先生，他是胡適先生的侄孫。那天胡育凱先生向我抱怨，說紀念館沒有經費，人民政府不關心，我說，你家叔公是中共最大的敵人，如今憑着績溪老鄉胡錦濤的面子，給你掛上這塊牌子，已經夠賞面子了，你要把紀念館辦好，只有自己去爭取，你可以爭取社會募捐，也可以向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求助。我的話似乎提醒了他，他說，台灣胡適紀念館的館長曾經來過，說以後可以加強交流，可惜我把他的名片丟了。回到上海後，我把台灣"胡適紀念館"潘館長的聯絡地址給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