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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本文原刊於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之《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4卷3期（1998年11月），由1997年7月引爆的亞洲金融風暴作深入省思。
一、前言
從1997年7月起，「金融危機」就成為世人的夢魘，原先還不被當作重要事務，甚至於還被認為很快就會消失。沒想到一年多以來，風暴不但未止歇，還像傳染病似的到處蔓延，東南亞諸國固不必說，就是台灣、香港、新加坡這三個經濟基本面被稱為良好的經濟體，也遭受嚴重波及，尤其香港這顆曾經是「自由經濟堡壘」的「東方明珠」，竟然飽受摧殘。風暴的威力繼續掃到東北亞，南韓的景象淒涼，而本就深陷不景氣的日本，更是雪上加霜；其後俄羅斯、中南美，甚至美國、歐洲也都無法倖免。局勢的演變會伊於胡底，眾說紛紜，除了應驗「無國界經濟」確實已經形成，禍福與共是全球人士必須接受的事實之外，事件的演變會不會惡化為全球經濟大恐慌？1930年代的惡夢會再來嗎？一直受到高度關切，為了防範於未然，各種論點紛紛出籠，期盼政府祭出有效政策的呼聲此起彼落，而被認為醫治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功臣的凱因斯（J.M. Keynes）備受懷念，不但希望其再世，而且他所倡導的「創造有效需求」之「政府干預」政策又大行其道，「反自由化」言論和行動瀰漫，尤其防止資金自由流動的所謂「金融保守主義」已經抬頭，政府管制力取得合理擴張，外匯管制和課稅手段固然是通用方式，但以對抗所謂「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最值得注意。
問題是：通貨緊縮會形成嗎？以擴張通貨的政策可能防止嗎？還是會有難以逆料的長期後遺症會來到呢？為了釐清問題，非得尋根探源，將金融風暴的來龍去脈仔細解剖，俾找出罪魁禍首不可。以下先看通貨緊縮課題。
二、通貨緊縮會來嗎？
近年來「通貨緊縮」一詞頻頻被提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其禍害較諸「通貨膨脹」有百倍之大（馬凱，1998）。對於通貨膨脹，世人耳熟能詳，但與之相對的通貨緊縮又是何指呢?
顧名思義，「通貨緊縮」就是通貨呈現緊俏局面，通貨量不足以融通需求，顯示出來的現象是「一般物價」都滑落到「一般水準」以下。與通貨膨脹一樣，這裏的一般物價和一般水準之說法都不太明確，可以說很難尋得一個共識標準，不過，我們倒可以找到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明，這就是1929年到1933年間的世界景象，當時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物價下跌近百分之卅，伴隨而來的是生產衰退、企業大量破產，以及失業率升高。其實，換個大家都熟悉的名詞，全球通貨緊縮就是「全球經濟大恐慌」的同義詞。那麼，大恐慌或通貨緊縮會再來嗎？而當前在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帶動下降息、寬鬆通貨、信用膨脹政策是避免通貨緊縮或大恐慌的良藥，或者反會出現生產停滯加上通貨膨脹的「停滯膨脹」後果呢？
無可置疑的，至少自1998年第二季以來，全球各國的實質生產都呈現停滯局面，證據就是「經濟成長率」的一再下滑。不過，縱使成長率是往下跌，但全球平均值卻還不至於跌至負數，而表現最差的泰國、南韓及馬來西亞，據WEFA估測，最壞的1998年各為負成長8.2%、6.7%和4.8%，還未降到兩位數負值呢！而就一般物價言，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表示的通貨膨脹率，1998年全球平均為4.5%，最低的日本也有0.4%，並無下跌現象。再據英國倫敦《經濟學人》周刊報導：當前富裕經濟體的大多數服務價格不降反升，只有少數國家產品價格全面下跌，但離1930年代的景況遠得很，真要舉出一個呈現類似情景的國家，日本差可一比，其物價、產品價格及薪資同時下降，利率已接近於零，即便如此，離1929-33年當時的百分之卅以上的跌幅還差得遠呢！（參見《經濟日報》，1998年10月17日三版）
因此，無論以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下滑來呈現通貨緊縮或經濟大恐慌，迄今都無此現象，即便再加上失業率，除了印尼1999年的城市失業率被預估可能達40%，差可與1930年代的美國一比外，連被認為情況極差的日本，其1998年的失業率仍未衝破4%，也當然更能凸顯出截至1998年底，全球並無通貨緊縮或大恐慌的局面。不過，目前還沒發生的現象，不能說未來不會出現，何況金融風暴仍方興未艾，那麼，未來有可能發生全球經濟大恐慌嗎？
關於1930年代之後，全球出現經濟大恐慌的預言，已有多次經驗，較著名的有兩次，一次是1978年美國印裔學者巴崔（R. Batra）出版《浩劫1990一經濟大恐慌即將來臨》（The Great Depression of l990）一書的預言；另一次是日本1995年1月17日發生大地震，引發資金緊俏、利率上升、股市將崩盤、銀行大量倒閉、信用也隨即崩潰，於是被認為將重演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該次的預言家也是巴崔。這兩次的預言都沒實現，是巴崔危言聳聽還是因其警告引起世人驚覺而有所因應乃得避免呢？無論如何，迄1998年為止，可確定的是尚未重現1930年代景象，但未來有可能嗎？
由於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源頭是美國，而美國現今仍是全球最強經濟體，在亞洲、俄羅斯、中南美洲諸經濟體都飽受風暴摧殘之際，美國經濟再有三長兩短，不就是更有全球大恐慌的可能嗎？於是就有美國摩根銀行擔心若連美國也開始走入衰退，那麼全球勢必陷入六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大衰退之虞，也就是說，1930年代的蕭條慘狀將會重現，而柯林頓總統性醜聞面臨彈劾就被視為一個關鍵。因為就在二十五年前，美國彈劾尼克森總統，於是國會和總統都忙於政治攻訐，加上石油危機、越戰結束，引發近半世紀來最大的經濟衰退。記憶猶新的人士，目前也擔心柯林頓的彈劾案將使美國重蹈覆轍，此由近期美國股、匯市劇烈波動多少有些端倪可見，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於1998年10月15日使出的四年來首見之「緊急」降息措施，是否就是已經意識到危機極有可能來到所匆忙採取的防範對策呢？
縱然有不少疑懼，但堅信1930年代悽慘場景不會再來的人士也是不少，我們舉孫震（1998）的說法為例，他舉出四個理由來支持其「不會重演1929年大蕭條的故事」之論點：其一，東亞六國的經濟規模不大，以1996年的資料言，ASEAN各國對美貿易總額的比率只有7.7%，而中國大陸、港澳、台灣對美貿易總額的比率也只有9%，合計不過17%，應不至於動搖世界經濟；其二，東亞各國雖然遭遇經濟困難，但尚無一國因而採取保護措施，致引起全面貿易萎縮；其三，東南亞各國和南韓大幅貶值後，由於人民幣和港幣釘住美元，大致穩住局面，雖日圓不爭氣，但並未出現各國爭相貶值現象；其四，各國並未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致使雪上加霜。據此，孫震判斷世界經濟成長率會小降，但不會發生1930年代的蕭條，他有感而發地表示人類畢竟從歷史學到經驗。
前兩點理由雖較無爭議，但馬來西亞採取嚴格外匯管制，會不會進一步施用保護措施值得觀察，而第三點理由正面臨考驗，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受到英國《經濟學人》和《時代》雜誌等全球知名且信譽卓著權威刊物嚴重看壞中，人民幣能挺多久受到強烈質疑，一旦放手，是否將重蹈並加重1997年7月2日泰銖大幅貶值所引發迄今仍延燒的惡夢正受到關切。第四點理由也正被輿論所渲染的「通貨緊縮」現象已出現而不確定其不存在，而上文所提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匆忙降息正是最好的質疑回應。關於後面這兩點理由，也應該才是問題的核心，它們也都與政府管制貨幣密切相關，這也應是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及此次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及此後會不會有大恐慌、大蕭條再出現的關鍵點。那麼，通貨緊縮或信用緊縮是否就是大恐慌的禍源呢？政府若能精密調節通貨供給就能免除大恐慌嗎？當前被急切盼望的寬鬆貨幣政策是否正確呢？
三、通貨緊縮是1930年代大恐慌成因嗎？
如上文所分析的，迄今全球的經濟成長率、通貨膨脹率都下滑，失業率在上升，但並未達通貨緊縮或大恐慌地步，不過預測來年的景氣會更惡化，於是必須採用降息、寬鬆貨幣來刺激經濟，否則真會步入大恐慌。這種當前居主流，也是各國正在使用的做法其實隱藏着重大迷思，除了犯了本末倒置的推理之外，還會貽下長期的後遺症，到頭來可能不但無法免除經濟蕭條，還會出現通貨膨脹，而蕭條加上膨脹的「停滯膨脹」最不堪局面說不定就會來到。這其中牽涉到貨幣的意義及其功能為何、政府該扮演何等角色等重要基本觀念，以及如何對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的解讀，有必要予以一一解析。我們先由1930年代大恐慌的歷史談起。
根據史可生（Mark Skousen）在《大審判》（Economics on Trial-Lies, Myths, and Realities）一書第九章（中譯節縮本第五章）里指出，各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幾乎都沒預測到1929年的股市崩盤，以及接下來1939年的經濟崩潰，只有奧國學派例外。
耶魯大學名教授費雪（Irving Fisher）相信，只要消費物價保持穩定，經濟體系就不可能出錯；而他的貨幣政策目標，就是讓價格穩定。費雪並沒預期到，股市會崩盤或者經濟會崩潰，即使當時股價上漲了三倍之多，他也否認華爾街會產生任何瘋狂的投機。費雪說：「股市已經到達高原地帶，並且會永遠停留在那裏。」然而，1930年代經濟崩潰，動搖了他的名聲，也毀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他的貨幣理論完全沒有用，他也因此一蹶不振。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也並不出色，他們雖然預測到股市將會崩盤，但他們並不相信景氣會蕭條。
凱因斯則正確預測到，將會有可怕的災難發生；但是，他並不能夠預測到1920年代晚期的經濟大恐慌。在1927年，他說：「在我們的時代里，將不會有經濟崩潰。」後來，股市崩盤嚴重地傷害了凱因斯的財務狀況，他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財產，但他也很快地又賺了回來。
奧國學派的經濟學家卻都預測到股市崩盤和經濟蕭條。他們相信，蕭條是無法避免的，因為無限制地印製鈔票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會使生產和消費之間產生失衡，而經濟蕭條是唯一能化解這種失衡的藥方。
遠在1924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預測奧地利銀行的信用將會崩潰。這個預測在1931年兌現，而歐洲經濟也出現全面的蕭條。接着海耶克在1929年初發表了許多文章，宣稱美國的繁榮馬上會崩潰，因為美國的聯邦準備局即將停止「餵飽」通貨膨脹。海耶克說：「並不是聯邦準備局不願意，而是他們根本不可能繼續推動經濟擴張，因為金本位制度為經濟擴張設定了上限。在金本位制度之下，通貨膨脹式的經濟復甦，不可能會持久。」
在美國，由哈伍德（E. C. Harwood）和安德森（B. Anderson）領導的「健全貨幣的銀行制度」學派，曾經警告膨脹性政策將會導致危機。哈伍德相信，銀行信用擴張引起的物價上漲，是造成金融波動和景氣循環的原因。因此，在1929年2月，他警告證券投資業將會有大危險。
緊接着，史可生探討到底是什麼原因，使1930年代的經濟學家拒絕相信能正確預測經濟大蕭條的奧國學派呢？他寫道，經濟學家開始時曾經用心聆聽奧國學派的分析，但最後卻因為他們太強調減少稅收、降低關稅、減少政府支出、鼓勵價格和工資下跌等，以便回到充分就業，而拒絕了他們的分析。
現今大家都知道，在1930年代後期，展現在《一般理論》這本書中的凱因斯新教條旋風似地接掌了經濟專業的地位。凱因斯將整個世界倒轉過來，全力推翻古典經濟學。在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喜歡「節儉的價值、金本位制度、自由貿易、平衡預算和長期的效益」。凱因斯則說服了同行，拒絕節儉的美德，用印鈔票代替黃金，傾向短期對抗蕭條的政策，例如赤字預算，而不管長期會有什麼後果。經濟大恐慌正好提供了機會，使凱因斯能夠打敗古典學派的理論。
一般的教科書通常告訴我們，造成經濟大恐慌的原因，不是政府，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的體系；而治療方法，也就不是靠自由市場的運作，而是靠政府干預經濟活動。
但事實恰好相反。政府和它擴張性政策的推動者中央銀行，故意違反了自由市場原有的貨幣體系運作機能。大蕭條之前，擴張的貨幣供給量，已經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有黃金的存量，也就意味着，將來貨幣供給量不可避免地會強烈收縮，然後造成經濟蕭條。
但是，在1930年的蕭條，其實也不必然會變成全面性的大恐慌。發生大恐慌的原因是「政府」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而非市場。在股市崩盤之後，美國國會將所得稅加倍，並提高進口關稅50%。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也召集企業領導人，要求他們維持工資水準，於是加深了1930年代的失業率。如果當時工資能慢慢下跌，幾百萬的工人也不會因為公司破產而失去工作。
在1931年，聯邦準備局採取強烈的貨幣緊縮政策，大幅提高重貼現率，希望阻止黃金外流。當時的銀行體系並不穩固，如果一、兩家主要銀行破產，很快就會蔓延開來導致貨幣體系大量失血。這就是造成蕭條的原因。
根據弗利曼（M. Friedman）和許瓦茲（Anna Schwartz）的巨作《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所記，無能的聯邦準備局，允許半數的美國商業銀行倒閉，使貨幣存量史無前例地大幅下跌。從1929年到1933年，貨幣存量總共下跌了三分之一。弗利曼說:「貨幣系統已經崩潰了，但很明顯地並不需要變成這樣。」
史可生下結論說：如果政府領導者在貨幣和銀行政策方面不是如此無能，也許就不會發生大蕭條，經濟也不會停滯。自由市場並沒有使經濟體系離開正常軌道，除非它被別人推走，或者軌道本身就擺錯了位置。
這個結論和上文對歷史的簡述，明白地告訴我們，是政府先用信用膨脹政策帶來泡沫式繁榮景象，一旦無法支撐，就快速收縮，由而形成高度貨幣緊縮，經濟陷入不景氣，但政府如果沒有採取干預市場價格，如強制工資僵硬，大恐慌也不一定會來到。其中似乎意指若政府能精密去調解貨幣供給並控管好銀行，恐慌是不會發生的。當前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此種論點也廣被接受，但它是有待商榷的，下文再對此詳述。另外值得再強調的是，現今流行的總體經濟學是濫觴於凱因斯，而凱因斯理論所觀察到的「價格向下僵固性」，在凱因斯學派眼中是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表徵，亦即市場價格無法靈活彈性調整，由而市場機能失去調解經濟體系趨向均衡的功能，但由美國總統胡佛的干預事實，我們發現市場這隻無形手之所以失去靈活，是受到政府這隻有形手的阻礙，此對今日金融風暴的因應有莫大啟示。
我們可進一步再舉海耶克對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的事先預測來補充說明。現今被普遍接受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恐慌肇因」的凱因斯觀點，在海耶克看來卻正相反。他認為大量失業（亦即超額供給）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和其他各種生產因素在各業、各廠，以及各地之間的分配，與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間，不能協調所致，之所以如此，乃因「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受到扭曲，而扭曲的源頭就是政府使用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由其創造出來的「人造」需求（包括產品需求和生產因素需求），使生產者和勞動者都做了「錯誤預期」，終使實際上的產品及生產因素都過量。這個時候，政府決策者不但未及時停止此種虛假的擴張需求政策，反而更增強該擴張政策的應用，惡性循環的結果，不但使寶貴的生產資源流向低生產力之處，而且累積了大量的「超額供給」，一旦擴張政策停止，泡沬終於破滅之後，就出現了大蕭條。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持續不斷地一再使用擴張信用政策，時間愈拉長，禍害也就愈大。海耶克就用這套理論，在1927年於維也納的「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成為第一位預測美國經濟崩潰、進而殃及世界經濟的「先知」。據說海耶克的這項分析，凱因斯本人在其晚年也已同意，而且對一些與他最接近的同仁所不斷極力主張的信用擴張表示驚慌。在一九四六年海耶克與凱因斯最後一次談話時，凱因斯甚至誠摯地對海耶克保證，如果他這些為1930年代之通貨緊縮所亟需的理論會發生危險的影響，他將會立即挺身而出，設法改變輿論，使之步上正確方向。但不幸的是，三個月之後凱因斯就去世了。其實，即使凱因斯能活得長久些，並真的嘗試說服其服膺者勿採信擴張政策，恐怕成效不彰，因為它太方便，並與政治權力緊密相結合。
雖然「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的藥方治癒經濟大恐慌」說法被世人高度接受，但事實上，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我們脫離了衰退」的說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大戰發生，政府支出可能無法大幅增加，或者無法產生正面效果。數據顯示，政府對產品和服務的支出，在1930年只佔不到國民生產毛額（GNP）的15%，到一九四四年則跳升到46%；同時，失業率也降低到1.2%。也許有人因此覺得遺憾，為什麼戰爭不早一點開始，或者持續得更久一點？
史可生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繁榮，原因並不單純。八百萬人的新軍事工作，抵消了民間八百萬人的失業，而且許多申請工作的人也戰死沙場或者變成殘廢。平均工作時間增加了20%；許多工程師每天辛苦工作將近十四小時，而且一周工作七天。表面上看來，產量在戰爭時大幅增加，但是實際上，半數以上的支出是用在戰爭上：兩年的國民所得二千二百億美元，在發射高射炮時消失無蹤，或者隨着中彈的船沉到海底；許多補給品在南太平洋的叢林中報廢，而工資主要是付給了軍人。
另一方面，在那段時間，名目所得雖然上升，但生活水準卻下跌。糖、咖啡、肉和其他食物常常短缺；即使有價格管制和配給制度，物價仍然上漲了30%；很多企業家因為破壞價格管制和配給制度，被罰款或關進監牢；稅率也一直大幅增加。
所以，凱因斯學派也並不能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例子來證明，政府支出將我們帶離衰退。在戰爭中，其他經濟條件並非不變。例如：一年之中，貨幣供給就增加了20%之多，約是平時的兩倍，因此，經濟學家並不能證明完全是財政政策（或者完全是貨幣政策）使經濟復甦。
史可生強調，個人和企業的儲蓄大幅增加，是經濟復甦的主要因素。在1944年，個人儲蓄增加了25%，也就是說，犧牲目前的消費，會使資本設備產能擴充；而利率降低也會使所得和消費增加，正如我們在戰後所看到的狀況一樣。
總而言之，史可生認為我們並不能下結論說，戰爭對經濟是好的；也不能說，增加政府支出是對抗衰退的好辦法。事實上，只有採用了「節儉是美德」的觀念，以及努力工作、鼓勵企業家精神和資本形成，我們才能夠克服經濟低潮。同時，政府應該提供一個穩定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環境。
回顧了1930年代大恐慌的來龍去脈之後，雖然仍舊無法得到明確的定論，但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理論的成效，被過分誇大應是確定的，而政府對貨幣供給和信用的控制失當，可能更為關鍵也很清楚地顯現出來。回頭檢視當前的金融風暴，情景也頗類似，表面上是投資過多、生產過剩，致產品和生產因素市場上都出現「供給過剩」，而背後因素則是信用膨脹和政府對貨幣和銀行及產業政策的管制失當。因此，我們有必要回到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功能和政府在貨幣供給的角色，以及尊重市場機能的古典觀點才是正途。下文即針對這些基本課題依序做一較為根本性的探討。
四、貨幣到底是什麼？
這個看似幼稚、簡單的問題，其實可能永遠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貨幣就是錢，而人們需要錢、愛錢，但金錢也是禍源，所謂金融風暴就是錢惹出來的禍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也是上文提過的唯一預測到1929年美國經濟崩盤的海耶克，其對貨幣的描述最值得世人咀嚼。
海耶克說，一般人對不懂的事物，往往因為猜忌而產生厭噁心理，對於貨幣就是如此，尤其因為貨幣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為抽象的機制，這種厭噁心理也就更為強烈。貿易倚賴貨幣，透過貨幣的媒介傳導，個別特定的交易行為，可以在最遙遠的地方，以最間接的方式，造成種種最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響。人類的合作秩序若要延遠流長，就必須藉助於貨幣，但，貨幣也將使引導人群合作的種種機制，覆蓋在一層難以穿透的濃霧之中。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所取代，原本還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見了，而代之而起的種種抽象的人際互動過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無法全盤理解。就是因為如此，海耶克才說，貨幣，或者說我們平常所使用的「金錢」是所有事物當中最難理解的東西，他還將之比作「性」，是人類最不可理喻的幻想所投注的對象；貨幣和「性」一樣，同時令人陶醉、令人迷惘，而且受人排斥。
海耶克指出，討論貨幣的文獻，也許比討論其他任何單一主題的文獻，都要多上許多。很早以前就有人宣稱，沒有別的主題，即使包括愛情在內，曾經驅使更多的人瘋狂；稍微熟悉貨幣類文獻的人，一定可以了解此人的心情。對於金錢既愛又恨的心理，也許更為常見：金錢是自由最有力的寶貝，同時也是最為邪惡的壓迫工具。此一最廣泛流通的交易媒介，在一般人的心中，全面喚起了一種焦慮不安，亦即那種因為置身於無法理解的過程而有的不確定感，而一般人對此又是愛恨交加，因為他們熱切地渴望得到此一過程的某些效果，但，對於其他與這些可欲的效果一起到來、不可分割的效果，卻又恨之入骨。
海耶克認為貨幣的運行，就像語言或道德那樣，是一種自化的秩序，而解釋這種秩序的理論，又是最不容易求得圓滿的。因此，貨幣專家們至今仍然對一些重大的問題爭論不休。有些這方面的專家甚至已經認命，不再追求圓滿，因為在他們看來，各種細節必然都無法被察覺，而整個秩序又是如此的複雜，以致於如果能夠抽象地說明貨幣秩序據以自化形成的種種原則，我們就應當感到心滿意足；這種抽象的原則性說明，儘管帶給我們很多重要的啟示，卻沒有辦法預測任何具體詳細的結果。
貨幣不僅讓專門學者感到苦惱，海耶克更進一步說，道德家們對於貨幣的猜忌也是沒有一刻鬆懈的。貨幣好比是萬能工具，誰掌有了它，誰就有力量，能夠以最不着痕跡的方式，實現或影響最多種類的目的。對於這個萬能的工具，海耶克舉出兩個讓道德家猜忌的理由。一是雖然一般人一看就明白許多別的財富項目被用來作了些什麼事；但，我們通常無法分辨使用貨幣究竟給自己或別人帶來什麼具體的影響。二是即使在某些情況下，貨幣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分辨出來，但貨幣雖然可以用來行善，也同樣可以用來為惡。因此，對於有錢人來說，金錢之功用在於其萬能；然而，對於道德家而言，正因為金錢萬能，所以金錢更不值得信任。而且，經由巧妙地運用貨幣，進而取得的巨大利益，看起來一如商業買賣，和體力付出無關，也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功德，甚至就像「純粹紙上交易」一語所表達的那樣，毫無實質基礎。
海耶克問說：如果各種工匠因為改變了物質形狀而令人驚惶，如果商人因為改變了無形的價值而令人恐懼，那麼運用最為抽象，而且最無實質基礎的經濟制度，造成種種無法分辨之影響的銀行家，會有多令人驚懼呢？是不是如此一來整個事態的發展就達到了一個頂點，而在這個漸進發展的過程當中，具體看得見的目的與手段，逐漸被抽象的概念所取代，被用來形塑種種規範，引導我們日常的活動。而貨幣，似乎不是在可以理解、值得讚佩的實質造化範圍之內，而是在具體幻滅、抓不住的抽象主宰一切的空寂之中。貨幣就是這樣讓貨幣專家們感到迷惑，同時也讓道德家們感到憤怒：這兩種人都因為發覺，整個事態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我們能力觀照得到的範圍，以及因為我們已經不再能夠控制我們賴以生存的事態發展順序，而感到震驚。似乎一切都已經超出我們的掌控，難怪有人談起貨幣，往往措辭強烈，乃至誇張。事實上現在還有許多人，相信借錢取息和謀殺一樣壞。而且我們不是還時常聽到「現金交易關係」、「不義之財」、「貪婪的本能」，以及「唯利是圖者」等等暗含鄙視金錢的字眼嗎？
海耶克認為貨幣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各種生物那樣，也是來自於自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樣受到變異與演化選擇過程的萃煉。然而，貨幣制度終究是在所有自化長成的結構當中，最不令人滿意的產物。海耶克曾舉例說，自從基本上含有自動調整機制的國際金本位制，在專家們的指導下，被由政府刻意操縱的「貨幣政策」取代之後，迄今已過了將近70年；但，很少人敢說，在這段期間中，貨幣制度的運作有任何改進。事實上，根據人類過去的經驗，貨幣確實並不值得信任，但不是因為一般人所設想的那些理由而不值得信任。而是因為貨幣經歷過的演化選擇過程，比別種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擾：由於受到政府壟斷貨幣，阻撓市場競爭進行各種試驗的影響，演化選擇機制在貨幣方面，未曾充分發揮作用。海耶克進一步說，在政府的照顧之下，貨幣制度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由於政府從中作梗，幾乎沒有市場試驗，也很少讓市場自由選擇可能適合它的制度。因此，我們到今天還不太清楚什麼是好的貨幣，也不知道貨幣可以好到什麼程度。
其實，政府對貨幣發展的干擾與壟斷，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幾乎在鑄幣開始被市場選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時，政府的干擾就不斷地發生了。海耶克嚴厲地指責說，沒有貨幣，延遠的自由合作秩序，就無法運行，但，貨幣幾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的摧殘，以致它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除了少數幾個幸運的短暫時期，整個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詐欺和矇騙的歷史。在這方面，海耶克已經證實，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競爭的市場裏提供各種貨幣的私人機構，都來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說過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壟斷貨幣，則市場經濟的潛能也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重讀海耶克對貨幣的剴切剖析，再對照近期弗利曼（M. Friedman）這位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疾聲呼籲解散國際貨幣基金（IMF）和各國中央銀行（見1998年8月31日《中國時報》6版），不禁對世人當前面臨的金融風暴打哆嗦，情境是多麼地類似、熟悉，因為各國政府控制貨幣的欲望不但一如以往，或許還變本加厲呢！貨幣的出現是為了方便交易，讓交易成本降低，原先由民間自然演化而出現，由於其神秘、迷人、重要而且還有弊端產生，最後竟被政府掌控，當控制不當時，就產生更大的風暴，1930年代的經驗已是一個例子，如今再仔細地、更深入地思索當前方興未艾的金融風暴，進一步又會發現同樣的故事又重演，而「國家貨幣主義」其實才應該是金融風暴出現的真正元兇。
五、「國家貨幣主義」是罪魁禍首
抱持國家貨幣主義者認為，一國人民持有的貨幣數量，在全世界貨幣總量當中所佔的份額，「不應該」取決於同一套決定國內各區域相對貨幣持有量的原則與機制。各個獨立國家為了彰顯其主權，不僅決定建立自己的金融體系，而且也決定自主控制境內流通的貨幣數量（亦即，貨幣政策獨立自主）。這樣的國家貨幣主義不但被政治學者普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目前大多數的經濟學者似乎也深信不疑，相信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可以增進國民的福祉，卻很少有人去驗證事實是否如此。
就理論性的考察而言，和世界各國同屬一套真正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情形相比，當各國各自追求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時，任何國際間的貨幣轉移，透過對相關國家金融體系各自保有的國際準備資產的衝擊，以及透過隨之而來的銀行信用倍數變化，必然會連帶牽引許許多多「原本」不相干的人「暫時」增加或減少貨幣持有量。不過，因為兩國金融體系各自獨立追求自身的目的，而被誘增減貨幣持有量的許多人，其所達到的均衡只是「暫時的」，不是持久的（因為那個均衡是和實質面的因素相背離的）。簡要地說，即使尚未考量積極性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間短期資本的移動，就支應國際貿易與投資而言，各國自主管理的貨幣體系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在國際浮動匯率的條件下，國際間貨幣的移轉，不僅曾透過國際準備部位和銀行信用的倍數調整，產生許多暫時、虛假的個人均衡，還會透過貨幣交換價值的變化，導致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全球貨幣總量和國際分佈變化，從而產生更多、更嚴重背離實質面的不穩定均衡。有為數不少的經濟學者，鑑於在固定匯率的條件下，一國央行無法追求自主的貨幣政策目的，因而主張各國讓匯率自由浮動。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之所以走入歷史，主要就是因為人們不假思索地認定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是好的，而且誤以為浮動匯率可以讓各國的貨幣政策不相互干擾，可以把源自外國的金融震盪隔絕在國境之外。他們忽略了匯率變動本身就是直接改變全球實質貨幣總量與國際分佈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除非一國閉關自守、自給自足、不參加國際貿易與投資，否則絕對無法避免外國貨幣政策的影響。他們也忽略了浮動匯率會引發新的、而且更不容易掌控的短期資本移動，只會讓各國獨立管理的貨幣體系產生更大的不穩定。從此一理論觀點而言，指責國際金融炒家是「無必要的、缺乏建設性的，而且完全不道德的」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也不是毫無道理可言，但他似乎不知道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國家貨幣主義」，而他自己正是忠實執行者之一，並且是很重要的一員。
目前全球（包括國際與國內）貿易與投資往來使用的主要貨幣，按照其流通範圍與交易量（亦即，按照其流動性程度），是美元、日圓與馬克。流動性高的貨幣貶值本身就有增加全球貨幣量的效果，例如美元兌日圓貶值時，美元加上日圓的實質貨幣總量就會增加，而且日本國民持有的貨幣相對於美國也增加。因此，當美元兌日圓貶值時，日本很可能產生暫時的假性繁榮。過去的歷史似乎印證了這一點，這也就是日本經濟十多年深重不景氣所顯示的景象。
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固然是凸顯各國貨幣主權的明證，但固定匯率更是國家貨幣主義的極致表現，因為匯率多少、固定時間多長、每一次調整幅度又是多少都是政府權力的運用。因此，除非讓各國貨幣價值真正讓國際市場力量來決定，或者走向海耶克當年倡導的「貨幣非國家化」，或者全球實施同一種貨幣，否則金融風暴恐怕會此起彼落，沒完沒了，經濟基本面差的國家當然受害最深，就是基本面良好的經濟體，也難免受波及。
平實地說，人類還是有許多睿智者，由歐元的統合理念、歐洲中央銀行的成立，以及G7先進國領袖在亞洲金融風暴熾熱時曾聚會，提議成立世界中央銀行的構想等等都可以窺知有心人的反省，但是，實現的可能性卻是令人懷疑的。因為海耶克早在1976年就寫了長達110頁的〈貨幣非國家化〉論文鼓吹這種理念，雖在當時引起些許討論，但二十多年來卻一片風清雲淡，而此理念更是早於1935年即已提出，也就是說經過六十年的醞釀之後，才在此時又仍回到原點重新討論，加上權力滋味的美妙，尤其貨幣控制權的威力更無法讓管制者釋手。因此，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貨幣非國家化、全球統一貨幣都不可能實現，遑論弗利曼呼求的解散央行、廢除IMF之提議了。
在認清現實下，我們先只能由各國央行如何妥善控制貨幣供給下手，正如貨幣之所以出現，本來就是充當「交易媒介」，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人際間分工合作，致人類的生活福祉得以不斷增進。如今演化得過於複雜，反使當今的貨幣不當使用竟然成為金融風暴禍源，在痛定思痛之餘，我們實在有必要讓貨幣返樸歸真，再回到「交易媒介」的本質。這種讓貨幣回歸其單純「交易媒介」本質的主張，就是已故的蔣碩傑院士在世時所一再強調的「流量」，而非「存量」貨幣需求的理念。原來他早已體認到貨幣的威力，無怪乎他一再表示央行應以狹義貨幣為標的，並屢次向央行及當政者建言。在生前的各類文章中，蔣碩傑皆以狹義貨幣（即M1）做為央行應控制的標的。既然貨幣的功能在於充當交易媒介，就應以滿足「交易需求」為主，於是貨幣供給增加率乃由代表交易需求的實質經濟成長率和可容許的通貨膨脹率來決定。由於未來的交易需求難以決定，弗利曼乃提議以「固定增加率」法則做為貨幣供給增加率，如此一來，無論是過多或不足，其程度都不會過大，但這種中庸之道卻不被各國政府採用，各國政府仍慣用預期未來實質生產增加率和可容許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貨幣供給的準則。由此觀之，當預期經濟成長會下跌，貨幣供應量至少不該寬鬆才對。由此角度我們就可回頭審視當前寬鬆銀根，以及藉由擔心貨幣緊縮而形成一般輿論和多國政府採用的降息措施來解救經濟的適當性。
如上文所回顧的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呈現的現象是投資過度、生產過剩，雖被凱因斯看成「需求不足」，實則「供給過剩」，而當前金融風暴景象一如六十多年前的景象。換句話說，是供給面出的問題，既然是供給所出的問題，就應由價格下跌來消化超額供給，至於價格應下降到何種程度，需視超額程度而定，正如上文所引的英國倫敦《經濟學人》周刊之報導，當前富裕經濟體的大多數服務價格不降反升，只有少數國家產品價格全面下跌，離30年代的景況遠得很，真要舉出一個呈現類似情景的國家，日本差可一比，其物價、產品價格及薪資同時下降，利率已接近於零，即便如此，離1929-33年當時的百分之卅以上的跌幅還差得遠呢！
因此，縱使以價格的下跌來呈現通貨緊縮或經濟大蕭條，當前都無此現象，也當然沒有使用寬鬆通貨或信用膨脹政策的必要。進一步言，由於市場調節的困難，已經發生的全球市場萎縮，至少1999年還不可能復甦，此由世界銀行等機構將1999年世界經濟成長率再調低可見端倪。既然如此，生產不但不可能大增，反會進一步縮減，交易量也會持續停滯萎縮，作為融通之用的通貨應該要緊縮才對，豈可再寬鬆？一旦寬鬆，利率再下跌、物價不跌反升，豈非對平時有少量儲蓄、期待價格下跌可置產者不公？而五鬼搬運、通貨膨脹很可能出現，不是就發生「停滯膨脹」和「劫貧濟富」、「懲罰好人」的不幸後果嗎?
除了這種使用寬鬆通貨、降息措施來因應金融風暴之外，至少有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重拾「固定匯率」和外匯管制，俄羅斯的「固定匯率發鈔制」之議，IMF的金援，以及日本、台灣和不少國家採用的「擴大內需」措施。這些措施能夠生效嗎?
馬哈迪的作法似乎採信克魯曼（P. Krugman）的建議，克魯曼着眼於短期的安定，認為應壯士斷腕，以管制外匯方式讓匯市交易降溫，並阻隔投機客的炒作，這是標準的鋸箭法，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經濟活動難免萎縮，有害長期發展，而固定匯率若能收效，1997年東南亞諸國也就不會放棄。因此，這種學習中共的開倒車做法實在有待商榷。正如弗利曼在1998年10月1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專文中所言，就資本流動管制、固定匯率、獨立的國內貨幣政策三重為難選擇中，放棄資本流動以解決三重為難的困局是所有可能的選擇中最糟糕的，因為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外來的資本，特別是隨着資本而來的制度和知識，好能充分運用他們的能力。此外，歷史可以證明，外匯管制漏洞百出，企圖要管制外匯，就一定導致貪污腐化，還會擴張政府管制的範圍，結果和刺激良性經濟成長的道路南轅北轍。關於外匯管制的謬誤，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外匯管制，產權專家張五常在1985年也發表多篇文章詳細解說，他以「管制外匯是一個以砍頭來治頭痛的辦法」作為鮮活註腳，並下結論說落後國家之所以繼續落後，這種管制是原因之一。
六、「固定匯率發鈔制」的迷思
慘遭金融風暴肆虐的俄羅斯，採用固定匯率發鈔制的建議被提及。顧名思義，「固定匯率發鈔制」指一國央行依某一固定匯率，根據官方外匯存底的多寡來發行本國通貨，亦即所有的本國通貨都是有外匯存底做支撐的。此制度曾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由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各國採用，貨幣與英磅掛勾；而香港在1983年、阿根廷在1991年和立陶宛在1994年也開始引入，貨幣與美元掛勾；愛沙尼亞、波斯尼亞和保加利亞近年來也將貨幣與馬克掛勾，並把外匯存底所支撐的範圍由紙鈔與硬幣擴大到以本幣計價的銀行存款。
據鄭驄（1998）的分析，固定匯率發鈔制的最大優點為本國央行可以通過此制度增加國人對央行貨幣政策的信心，從而提高本幣的信用，也就是借着信用良好的外幣來增光本國貨幣。不過，此優點也會產生弊端，如果被借掛勾的國家產生通貨膨脹，該國就被進口通貨膨脹所害。
此外，鄭驄也指出該制度有三大缺點，一是引入該制度的困難重重，因為貨幣供給量（M）為匯率（W）乘以外匯準備（R），其三個變數如何維持着等式關係是一大難題。舉例說，印尼在1997年6月金融危機爆發前，印尼盾匯率在2500元兌l美元左右，之後一路下跌至1998年5月19日的1.2萬元兌l美元左右，當時的蘇哈托欲以固定匯率6000元兌l美元引入固定匯率發鈔制。此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將外匯存底加倍，一是將通貨量低估一半，前者無力為之，因為外匯存底本來就不足，而IMF的貸款是要償外債，不是供發鈔之用；後者若實現，只會引起民眾爭先兌換外匯，一點都無助於本國貨幣信用之增加。
第二個缺點是該制度不易維持，此由M=WR化為增加率等式可以容易得知，匯率固定，則貨幣供給量增加率就等於外匯存底增加率。根據貨幣數量說，貨幣供給增加率等於通貨膨脹率加上實質生產增加率，若想維持匯率固定和沒有通貨膨脹，外匯存底增加率就要等於實質生產增加率，否則就有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危險。即使一國能長期維持外匯存底和國內生產同步成長也非好事。因為鉅額的外匯存底是本國寶貴資源的巨額浪費。
第三個缺點是本國央行完全失去對本國貨幣量的控制，亦即，為了保持固定匯率，本國的貨幣政策需隨外國起舞，央行失去「銀行中的銀行」之功能。這雖是貨幣非國家化的一種方式，但衡諸現實，各國央行不可能不使用貨幣政策。如此一來亂象就會出現。
此外，當一國的外匯收入突然減少或用印鈔票來融通財政赤字，致貨幣供給增加率大於外匯存底增加率時，就會產生貶值壓力，此時的官定固定匯率就會成為外匯市場上被投機客攻擊的目標。尤其在政經局勢不穩；資本大量外逃時，實行固定匯率發鈔制的國家會出現外匯存底銳減、國內通貨緊縮、市場利率上漲現象，輕則造成經濟蕭條，重則整個銀行體系產生信用危機。香港近年來的演變情勢是否類似此景呢？
因此，固定匯率發鈔制不能隨意採用，特別已在風暴圈內的國家更需三思。
七、IMF能幫上什麼忙？
每當某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或者負債難償，幾乎都會向國際貨幣基金（IMF）需求金援，而各國輿論也往往持正面看法，此自1944年IMF成立以來，幾乎是不變的定律。早些時候IMF扮演着聖誕老人角色，近幾年則要求受援國家接受其所提的改革條件，在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期間，IMF更加活躍，雖然曾被高度質疑適得其反地將受創國雪上加霜推向更惡劣局面，但終究還是頗受期待。1998年10月下旬美國國會又同意給IMFl80億美元資金，輿論聲稱巴西、菲律賓等國將直接受惠。不過，IMF的金援真能幫助受創國早日走出陰影嗎？
追溯IMF的成立，據弗利曼再三強調，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監督在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建立的固定匯率制度之運作，但1971年8月15日固定匯率制度就瓦解了。照理，它在失去其目的就應功成身退，但反而愈長愈大，弗利曼甚至說少有如此的機構。為了延續，幫坐擁龐大資金的IMF找到新功能，此即為陷入困境的國家提供經濟顧問服務，但它提供顧客錢，卻不向顧客收取費用，其做法曾被嚴厲批評為助紂為虐，因為協助腐敗政府維繫壽命。IMF所提供的建議不見得都好，畢竟其成員不多，也不可能輕易抓得住受援國的痛灶；即便能提供好的建議，顧客也未必肯照着做。無論如何，IMF卻一向不缺顧客，且能為顧客帶來資金，弗利曼認為它徒然鼓勵一個接一個國家繼續推行不智、且肯定總有一天無以為繼的政策而已，弗利曼指出近期的俄羅斯就是顯例，因為受援的結果是導致金融秩序更為動盪不安，反而不見有穩定跡象。
不少人舉出1994-95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風暴來反駁IMF無用的說法，因為墨國就是得到IMF及其他國家約五百億美元紓困方案方能脫困。但在弗利曼看來，墨西哥並未脫離災難，真正脫離災難的是拿美元貸款給墨西哥卻收不到錢的外國機構。實情是，在接受紓困方案之後，墨西哥經歷的內部衰退是既深且久，該災難讓一般的墨西哥人面臨產品和勞務價格高漲，收入頓時嚴重縮水，直到今天，苦難仍未過去。
不但墨西哥的苦難未過去，弗利曼還指責墨西哥紓困方案誘使亞洲金融風暴在兩年之後爆發，因為它鼓勵個人和金融機構借錢，並且投資到東亞國家，而東亞國家的高利率和高投資報酬率就是吸引投資人的重大誘因，在匯率風險上，投資人確信若發生不測致匯率訂住美元脫鈎，IMF必定會幫助他們脫困。此種被稱為「失德」的效果的確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等人嚴厲指控，而其副總理安華的受難是否正凸顯出IMF角色的曖昧呢？
借貸行為是商場的常態，但因IMF組織結構類似公營事業，不可能有「錢花在刀口上」的行為，這也難怪弗利曼會一直指責美國和其他IMF的會員國，是在縱容利用納稅人的錢補給私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過，IMF不太可能被裁撤，若其組織架構不改，是有可能持續扮演兩面不討好的散財童子角色，而其金援功能也必定時常遭受質疑！
八、擴大內需方案有效嗎？
自1930年代以來各國每遇經濟不景氣，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的老招式就會被搬出來，近期的日本是典例，幾年來歷任短命首相都提出龐大數字的刺激、紓困方案，可是日本的經濟仍然沈痾未除，甚且每下愈況。儘管如此，同樣內涵的「擴大內需」措施仍然是各國當政者愛用的方式，台灣也不例外。1998年10月底立法院通過的擴大內需方案預算有助於台灣經濟脫離不景氣嗎?
大家已耳熟能詳，此次台灣經濟不景氣，可說是遭受池魚之殃。在風暴國經濟崩盤，市場隨之萎縮下，透過連鎖效果終而衝擊到台灣經濟，時間落差一年才反映到實質生產面，也就是經濟成長率下跌，亦即比起去年同期的成長幅度減少，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何必大驚小怪呢？為什麼還需要利用人為力量扭曲生產資源的效率來維持一個「好看的」成長率呢？何況就是接受成長率下滑的事實，比起大多數的國家，台灣的表現好得太多了。那麼，決策官員何需勉力推出「擴大內需」措施呢？
不可否認的，生產萎縮、經濟活動趨緩，人民生活的確會受影響，而且外在環境金融面大波動也確實會引發國內投機性較濃市場的起伏，所反應的正是「信心」和預期心理。問題是：諸如政府擴大內需或是急就章推出的穩定股市和寬鬆貨幣等措施，究竟是安定人心抑或讓人心更惶恐呢？表面上強調基本面良好，實際上卻動作連連，不正是「心虛」或「沒信心」的表示嗎？在此示範效果下，原本還老神在在的民眾也難保不被攪亂一池春水跟着慌亂起來。雖然我們政府沒像港府那樣在金融市場裏與國際投機客大戰，讓股市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賭場，政府也成為大賭客之一的不堪，但推出的短期刺激方案，是否反會有陷入「停滯膨脹」泥沼之虞呢？
行政院經建會於1998年10月27日所發佈的九月份台灣景氣指標，景氣燈號又閃出「黃藍燈」，此種代表景氣不佳的燈號已經持續六個月、且其綜合判斷分數在近三個月忽高忽低，呈現不穩定趨勢，依九月份的18分系由八月份的22分跌落4分之多來看，應是續往衰退方向走。不過，主其事的經建會官員卻判定國內景氣將在1998年第四季築底，1999年初即可望反彈逐步上升。
經建會官員的判斷基礎有六：一是九月份的領先指標分數上升，且是連續八個月下降後的首度回升；二是同時指標在七、八月連續下降後，九月份也上揚；三是九月份的外銷訂單繼八月份上升之後又再續增；四是九月份的資本財進口仍有15%的成長，估計全年民間投資也會有18～20%的成長；五是行政院擴大內需方案已獲立法院審查通過，即可全力推動；六是國際經濟1999年將比1998年好，此由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199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1998年的2%升為2.5%），以及華頓計量經濟預測協會的預測（由1998年的2.1%升至99年的2.5%）可以得知。
這六大訊息涵括了國內外因素，除了第六項因素會與時改變，以及另有其他機構卻對1999年做更悲觀預測因而較不確定之外，其他五項都對未來的台灣經濟成長顯示正面涵義。當然，第五項擴大內需是否可以如政府所願順利落實，尚在未定之天。因此，由前四項利多因素和經建會調查製造業廠商對未來三個月景氣的反應，充滿着樂觀氣息觀之，確實不易否定經建會官員的研判。不過，如果再參酌更多訊息，恐怕情況就不會如此樂觀了。
所謂的經濟景氣，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因而一定會有否極泰來、樂極生悲循環，所以目前的問題是：全球經濟是否已經探底了？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以執全球經濟牛耳的美國來說，其企業界對前景都深表憂心，不但認為全球經濟會再惡化，而且認為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將迅速陷入衰退，至於亞洲則在公元二千年以前幾乎不能復甦。著名的英國倫敦《經濟學人》周刊，近期更對近幾年來經濟成長表現一直名列前茅的中國大陸，直言其成長率將大幅下跌至3~4%。其實由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日前緊急降息的動作，就可得知美國經濟已經陷入麻煩當中，而現在才要惡化，怎可能在很短時期恢復？對於歐洲來說，失業率居高不下是近期多國政權轉移的主因，換由左傾政府掌舵，令人懷疑其福利政策會懸崖勒馬，而經濟情況怎會有較樂觀訊息？怪不得民間的研究機構台灣經濟研究院，會轉換其一向偏樂觀的看法，認為1999年的世界經濟不會比1998年好，因而也看低台灣1999年的經濟成長。
相對於經建會引用的九月份資本財進口和全年民間投資會有15%以上的成長，我們卻看到萬有紙業、瑞聯機構、東隆五金等大企業相繼出現財務危機，甚至連中央票券公司也發生跳票，而九月份支票存款遽降，也表示經濟活動大幅降溫。雖然難免讓人懷疑其中有陰謀，意即年底三合一選舉在即，企業此時引爆財務危機逼迫政府伸援手紓困，以及銀行大幅緊縮放款以防受拖累，以免演變成金融風暴，但民間企業是否會大幅增加投資，是值得懷疑的。由春江水暖鴨先知的銀行界說出「明年春天會比今年冬天更冷」的話語，即可說明1999年的景況不太可能強過1998年。
對於行政院擴大內需方案預算經立法院通過，雖說輿論一致質疑其落實的可能性，但正如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藥方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各國政府支出得以大幅提升而有助於經濟復甦的弔詭情況一樣，1999年十月份連續水患的天災人禍，也極可能幫助擴大內需方案的落實，因為龐大的預算已經有正當而且實際的用途。縱然有人估計災情會帶壞經濟，但不要忘記這些被破壞的生產早已算入所得帳，而重振家園的新建設正可因增值而計入經濟成長行列呢！這正是所謂的「非常破壞、非常建設」的寫照。不過，由此一端正可凸顯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的荒謬，其不能正確衡量生活福祉也再明顯不過了，我們還是早日走出經濟成長的數字迷障吧！
不過，縱然仍以當前全球通用的經濟成長指標來看，就目前的國際情勢演變觀察，實在難以相信經濟景氣會在短暫數個月就可回春，因為實質生產面的衝擊才正開始呢！畢竟景氣滑落固然不是短時間就來到，而景氣若能復甦，也當然不是立即可以來到。就此課題，實際從事生產的業者應該比較清楚，他們的判斷也比較可信，而關在辦公室里用模型推演或憑主觀推測者所提供的訊息，只可供作參考資訊而已。那麼，航運鉅子張榮發先生的預測就不可輕忽了，尤其他所從事的又是大宗國際運輸，對全球市場的榮枯更是相對地了解。因此，其公元2002年國內經濟才會復甦好轉的判斷，恐怕不是隨便說說，而國人也不能隨便聽聽而已。
值此時刻，由景氣下滑所引發的失業、犯罪等所謂的社會問題的確是有必要備加重視。其次，業者在經營艱困時刻，發揮靈活調節活力是度小月的良方，而自由度大的迴旋空間愈發需要，類似〈勞基法〉的束縛應該袪除才對。對一般民眾來說，認清現實勒緊褲帶，保守持家或許才是不景氣時節應有的態度。至於政府，大可不必隨某些業者呼求「優惠、刺激短期景氣」起舞，而長期性的公平公正發展環境事務才應是正事。
九、結論
綜合上文的分析，可知迄今並未有全球通貨緊縮或全球經濟大恐慌的情事，而金融風暴及股市崩盤所引發的投資過度、生產過剩、超額供給表象，實是不當的信用膨脹貨幣政策所致。究其根源，乃對貨幣功能的錯用，以及國家貨幣主義過分發揮，除非「貨幣非國家化」或全球統一貨幣得以實現，否則金融風波仍無法避免此起彼落。
至於當前為防止風暴持續擴大，以及為使經濟景氣不致惡化所採取的降息、寬鬆通貨、IMF金援、外匯管制、固定匯率，以及擴大內需等政策，恐怕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做法，若實施不當，或許反遭致「停滯膨脹」禍患。於今之計，既然無法統合貨幣，各國政府也不會放棄對貨幣的控制，或可在弗利曼的「固定法則」和採取狹義貨幣上控制貨幣供給量的增長。
最後，或許正如弗利曼所言：「眼前的危機並非市場失靈的結果。反之，這是政府干預或是政府試圖取代市場的結果。無論是政府干預或是政府試圖取代市場，從內部下手用的是透過貸款、補貼或是賦稅，總之是種種綁手綁腳的措施。從外面來的則是透過IMF和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機構。我們不需要力量更大的政府機構花更多納稅人的錢，而政府其實可靠程度有限，甚至根本不可靠。我們需要的政府（不分國內或國際）是讓路給市場走、讓市場去運作的政府。」（見《工商時報》，1998年10月14日，三版）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政府不需要，也不是說政府不重要，而是希望政府做應該做的事（如當好裁判職務），不可去做不應該做的事（干預市場就是一端）。我們目前的「政府再造」工程，內涵應該就是如此，此次的風暴經驗更加證實我們走的路是正確的，既然對，就更應勉力為之！
參考文獻
1.史可生原著，沈中華、王儷容合譯，《大審判─經濟學的謊言和迷思》，商周文化，1993年3月。
2.吳惠林，〈美國經濟會有大恐慌嗎？〉，《民主、自由、市場》，商周文化，1997年4月，頁83～99。
3.吳惠林，〈亞太營運中心與政府職能〉，《民主、自由、市場》，商周文化，1997年4月，頁100～120。
4.吳惠林、謝宗林，《自由經濟的本質》，第三篇「海耶克的貨幣思想與政策主張」，中華徵信所，1997年9月，頁115～148。
5.馬凱，〈為什麼人民幣不應對全球貨幣升值？〉，《經濟前瞻》，中華經濟研究院，1998年11月5日，頁20～25。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