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為曾慶紅。曾慶紅有一個跟侵華日軍勾結的爹（大紀元合成圖）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爹，名叫曾山。
曾山，189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11月7日，正當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三省、國難當頭之際，中共在蘇共操控下，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江西省，建立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曾山任中央執行委員。1934年，曾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長。1935年，曾山到蘇聯「國際列寧學校」受訓。
曾山跟侵華日軍秘密和談
1937年冬，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曾山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同侵華日軍秘密和談，以利侵華日軍和中共領導的新四軍「和平共處」。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毛）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中共）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弗拉基米洛夫所說的「毛的一個代理人」，應該是指中共高級特工潘漢年。
1955年，潘漢年被中共抓捕，先被判刑15年，後被判無期徒刑。1977年，潘漢年被監禁至死。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羅青長回憶稱，「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大漢奸）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根據公開史料，當時中共方面參與跟侵華日軍秘密和談的有四人：饒漱石、潘漢年、曾山、揚帆。
饒、潘、曾、揚與侵華日軍秘密和談產生的效果是：八年抗戰期間，新四軍與侵華日軍之間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仗。
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山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紡織工業部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商業部部長，交通部部長，內務部部長等。
保曾山查檔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內務部部長曾山被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衝擊。
1967年9月，造反派將曾山抓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低頭、彎腰、坐「噴氣式」）。
當時，國務院內務辦公室駐內務部聯絡員孫宇亭，將曾山被批鬥的情況報告國務院內務辦副主任嚴佑民，嚴佑民立即報告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得知後，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口述一份文件，要求內務辦以最快的速度發下去。文件的標題是《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標題稱曾山為「同志」表明：曾山是得到中共中央認可的人。指示共有四條：
第一，對曾山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決定。第二，曾山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涉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這是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曾山實施的保護。
但是，到了1967年10月，內務部的造反派，根據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情報人員提供的曾山和日本人接觸過的情況，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
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時，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人有過接觸，但所有行動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
造反派不相信曾山的辯解，內務部的另一派群眾組織則站在曾山一邊，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怎麼辦？
在一次會議上，國務院內務辦駐內務部聯絡員孫宇亭提議：「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當時在場的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國務院內務辦副主任嚴佑民，都表示同意，並決定：查檔案的事由孫宇亭來辦。
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必須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孫宇亭寫了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分別簽字同意。
然後，孫宇亭拿着他們的批件，跟內務辦工作人員趙雪瀛一起，驅車到位於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
孫宇亭向嚴佑民報告後，嚴佑民找中辦主任汪東興補了一個簽字手續。
看到汪東興的簽字後，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立即指示工作人員照辦。工作人員找到有關此項活動的四份電報，其中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上面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親筆簽名。
這些檔案證明：曾山所言，確有其事。
孫宇亭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心裏很高興。但向上級匯報，不能空口無憑，需有真憑實據。經同軍代表交涉，他們允許孫宇亭摘抄四份電報上的有關內容。孫宇亭回機關後，顧不上吃飯，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簽署後，報送中共中央。
小人物「闖大禍」
這裏說的小人物，是指孫宇亭。
孫宇亭曾任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科員、副科長、副處長，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發後，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謝富治，兼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兼任國務院內務辦副主任，孫宇亭被抽調到國務院內務辦，任國務院內務辦派駐內務部的聯絡員。
當孫宇亭起草的報告送報中共中央之後，反饋回來的信息，使孫宇亭大吃一驚。
孫宇亭後來回憶說，1967年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頓脾氣。
謝走後，嚴佑民到孫宇亭的辦公室，苦笑着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領導，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
孫宇亭問：是哪一位中央領導？嚴說：謝沒有說。孫宇亭等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自己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後的一天，謝富治通知嚴佑民、趙雪瀛和孫宇亭開會。
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佈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他接着又說：「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今後，如果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說完就走了。
孫宇亭以為，這場風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但是，事件的發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緊接着發生了六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公安部所有檔案被封存，所有檔案管理人員被更換。
1967年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後，立即撤離。接着，調派了300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這些檔案。
第二件大事，孫宇亭查檔案被認定為「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
1967年11月的一天深夜，孫宇亭被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吳法憲（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謝富治、汪東興、嚴佑民、趙雪瀛、孫宇亭，有兩名穿軍裝的人做記錄。
謝富治主審，被審對象就是孫宇亭。
謝說：「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
孫宇亭說，這事和盜竊機密根本沾不上邊。他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對檔案資料的處理情況，謝富治、汪東興、嚴佑民三位領導都清楚。查檔報告是他起草的，但是謝、汪、嚴都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沒有謝、汪、嚴的批件，他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
謝堅持說，盜竊檔案之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孫宇亭還沒有開口回應，嚴佑民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准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第三件大事：「解放軍」全面接管公安部。
1968年黃曆新年過後，公安部召開幹部大會，謝富治、汪東興、吳法憲出現在講台上。謝富治宣佈：由「解放軍」接管公安部機關，公安部的全體人員，統統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第四件大事：國務院內務辦公室被撤銷。
謝富治委託嚴佑民召集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的全體人員開會，宣佈撤銷機構，移交檔案，由軍隊接管。
第五件大事：汪東興、謝富治瞞天過海。
這件事其實發生在謝富治審問孫宇亭時，但因為它特別具有戲劇性、又特別能代表中共高層官員臉厚心黑的一面，這裏把它單獨說一下。
當時，孫宇亭說，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謝、汪、嚴都簽字同意了。
謝富治轉向汪東興，說：「我在那個報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東興對謝說：「你是副總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嗎？」
接着，汪東興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
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
在簡短詢問軍代表幾個問題後，汪東興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汪東興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
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汪東興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
汪、謝在此事上負有領導責任的證據，就這樣，被銷毀了。
當汪、謝銷毀證據時，吳法憲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裝着沒看見。
孫宇亭、嚴佑民、趙雪瀛、中央檔案館軍代表，親眼目睹了這汪、謝兩位中央首長表演的這一幕。
第六件大事：嚴佑民被關秦城監獄四年。
孫宇亭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汪東興、謝富治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嚴佑民還算一個有擔當的人，主動把責任攬過去了。
其結果是，嚴佑民因「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被關進秦城監獄四年，1460天。
說到底，誰在怕？
1967年，謝富治擔任的職務有：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於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
汪東興當時是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
謝富治當時屬於副國級高官，是中共黨的、國家的、軍隊的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在文革中掃清政敵最重要的幫手之一。
汪東興是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大內總管」，是替毛監管中共正國級高官的最重要的幫手之一。
按常識，出於保護曾山的目的，謝、汪批示同意孫宇亭到中央檔案館查有關曾山的檔案，是例行公事。
但是，孫宇亭起草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後，在中共高層竟然引起巨大恐慌，以致於發生了上述六件極端反常的大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中共高層，到底誰在害怕與侵華日軍秘密和談的事被人知曉？應該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曾山的請示電報上親筆簽字的人。
當時簽字的人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劉少奇1967年已被打倒，任弼時早在1950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說，真正恐慌的人，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
毛、周、康為什麼恐慌？
因為在中華國民政府將士正在同侵華日軍浴血奮戰時，毛、周、康卻派曾山跟侵華日軍秘密和談，以求與侵華日軍和平共處。這是「通敵賣國」的嚴重犯罪行為。
結語
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上述六件極端反常的大事，是中共自己做出來的，不是「國內外敵對勢力」搞出來的。它們表明：中共是何等心虛啊！
它懼怕勾結侵華日軍的真相被中國人民了解。
它要竭力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隱瞞其「通敵賣國」的嚴重犯罪行為。
說曾慶紅的爹曾山是「漢奸」，真沒有冤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