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搬到了乾麵胡同，我就讀的學校在燈市口，從燈市西口到乃茲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這一帶。清閣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將信揣在懷裏，來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澆花兒，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兒地從花葉子底下遞過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帶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這樣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動着我。現在兩位老人家都到了一個可以盡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們，我總是很高興，因為我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傳遞了他們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讀者」。舒先生好講故事，但他需要一個好的聽眾，一個真情流露的聽眾。他身邊有許多人，無論那故事是否好笑，他們都會逢迎地笑。我卻不然，我是誠實的。聽到好笑的故事，我會笑個不停；聽到難過的故事，我會大哭；聽到沒有意思的故事，我沒有反應。就這樣，我成為舒先生最好的聽眾。他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三十年後，我自己成為一個寫手，我常常會想到讀者，深深了解讀者的共鳴是多麼的重要。
02
在外婆的身邊雖然有着一些喜歡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齡人中間我卻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髮鬈曲，我比同齡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我的父親可不是卡瑪･韓丁的父親那樣與當權者打得火熱的左派，連孩子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老是被單擺浮擱着，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好像都沒有同座位的同學，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裏，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跟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自幼對專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抗拒，對人為的愚昧有着強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時代的狀況，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中國的反美情緒多麼激烈啊。但是，「美帝」畢竟遠在天邊，夠不着，而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麼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我對這個情形有了切身的體會是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八歲。
1954年，大約是為了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學校組織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去參加那裏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處是旗子和標語，「打倒美帝」喊聲震天。不知怎麼一來，我就站到了一個圓圈裏，這個圈子是用紙做的很難看的美國國旗和被畫成漫畫的艾森豪威爾頭像給堆起來的。口號和歌聲之後，有人點起了火，火很熱，烤得我心裏發慌。那天天很藍，藍天上頓時佈滿了黑煙，然後便是許多的灰，灰很輕，飄落在我的頭上肩膀上、襯衫上。過了不知多久，周圍靜了下來，人都走了，老師和同學也都走了。我想，他們早就把我忘了。我還站在那兒，一頭一臉的灰。
天色漸漸暗下來，我還站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騎着一輛唧嘎亂響的自行車兒，在那圈兒外邊停住了。他問我：「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兒嗎？」我說：「乾麵胡同20號。」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幹得快要張不開了。他又問我：「你會坐自行車兒嗎？」我說：「我沒坐過。」他把車支住，把我放在後架子上，告訴我說：「車座子底下有兩根棍兒，你抓住了，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轍啦。」他慢慢地騎着車子，車子還是唧唧嘎嘎地亂響着。到了家門口兒，這位中年人看我推開了院門才離開。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了一個事實：中國的地面兒上有着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們一塊兒吃苦，一塊兒受累，那都不怕的，我們能夠互相拉一把，我們能夠一塊兒挺過去。好多年，我不怎麼常常想到那口號聲、那些紙灰，倒是常常想到那個溫和友善的聲音：「你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轍啦。」含着淚水帶着微笑，我想念着那個聲音。
這件事情讓八歲的我草草結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內變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隨時隨地可能變成一個靶子。沒有辦法擺脫，我必須鍛練自己的忍耐力。
這件事情以後，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飲食，她說你有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後來，我更明白必須認真鍛練自己的體力，準備走這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於是自覺地鍛練身體。無論颳風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會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場上一圈一圈地跑着，雷打不動。
北京人藝網站介紹的北京人藝演員趙韞如。（以上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03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畢業的時候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城市裏「階級鬥爭」的弦也繃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50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北大校長陸平在考試之前親自來到我們的考場，為考生加油打氣。他說：「你們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兒考，全部進入北大！」但是，這50名學生中只有4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成分問題。數學老師不識時務跑到招生委員會去打聽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將我的卷子丟給他。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面貼了封條，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數學老師難過得很，倒是我心平氣和。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這就要開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當兒，學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黨委書記找我談話。她笑眯眯地跟我說：「你寫兩百個字吧，就寫你的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要永遠和他劃清界限，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寫的嗎？作文兒不是常得高分兒嗎？」我不言語。她又說，「你寫了，北大、清華的大門兒就在那兒開着呢。」我問她：「我要是不寫呢？」她說：「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隊落戶。」我說：「天不早了，我還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來就走了。
數學老師急了，在走道兒里拉住我，「你的父親也好，美國也好，都遠在天邊地角，你寫了，他們也看不見。你不寫，可就永遠學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當初填志願時他告訴我，出身不好大連海運學院是不可能錄取的，清華的造船系還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華。現在，我清楚知道，中國將少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造船工程師。這位數學老師一直非常欣賞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學。我只好告訴他：「我不能做對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師沒有再說什麼，表情卻是哀傷的。
我並沒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開了兩天的會，叫做「務虛」。這時候，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體上山下鄉，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隊地點就選在山西。
44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40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的：這些學生到了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背叛自己的出身，脫胎換骨，在農村紮下根來，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正好男女各半，看來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麼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後來，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極為能幹的貧農女兒，知青之間論及婚嫁的好像只有兩三對，但是過了些年，他們也都全部回城了。記憶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給了貧下中農協會的主任，她後來有沒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們一行出發之前，副市長崔月犁來到我們中間現身說法，說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選擇」，經過一番磨鍊，他現在不是也成為黨的高級幹部了嗎？大家都靜靜地聽着，並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還派了帶隊幹部和我們一塊兒下鄉。我和23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20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