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鄧小平奉毛澤東之命，擔綱主持撰寫批判蘇聯的「九評」系列文章。在中共高層官員中，鄧小平不是出色的筆桿子，並不擅長寫文章或組織寫作班子炮製文章。讀中共出版的《鄧小平文集》，讀者很容易發現，儘管有秘書班子拼命潤色，鄧小平的文筆比毛澤東遜色太多。鄧小平自己也說，「搞文件」對他來說是一件苦差事，他為此住進釣魚台一棟與世隔絕的小樓，與一幫秀才挑燈夜戰。
毛拋開陳伯達、田家英等早已用得順手的筆桿子，偏偏讓鄧來「掛帥」與蘇聯的這場論戰，並非「亂點鴛鴦譜」。毛在什麼事情上用什麼人，自有其通盤考量。
台灣學者鍾延麟在《文革前的鄧小平》一書中指出，中蘇在意識形態議題上大打「筆墨官司」，毛澤東和鄧小平因懷有共同的信念，而顯得「志同道合」。由於鄧如實地做到了「鄧手寫毛口」，比如辱罵赫魯曉夫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敗家子」，毛對鄧把關下的作品，語多讚揚。
事實上，毛對鄧在中蘇關係上的總體表現甚為激賞，鄧後來在政治上也因此獲益不小，一度被毛列入接班人名單。鄧小平他主持完成的「九評」本身已構築了一個似可言之鑿鑿、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就是階級鬥爭永遠不能鬆懈，否則鐵打的社會主義江山也難逃變色。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他最終作繭自縛，數年之後，自己成為這套體系的犧牲品，成為中國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號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今日來看，「九評」已成為一個笑柄，除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沒有人會去讀它。然而，半個多世紀後，習近平卻命令《人民日報》連續刊發九篇署名「鐘聲」的評論，與當年的「九評」遙相呼應。
少年時代的習近平一定讀過朗朗上口的「九評」，「九評」的文風和思維方式對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今，「新九評」批判的對象從蘇聯換成了美國。文章指出，自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以來，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條道走到黑」，「那就是選擇了一條自棄之路，這條路註定只有一個終點，那就是失敗！」這九篇洋洋灑灑、殺氣騰騰的文章，分別針對美國的九宗「罪惡」展開猛烈批判——無視規則、零和博弈、逆勢而動、拒絕競爭、唯我獨尊、雙重標準、言而無信、一意孤行、自作聰明等，而與美國的每一宗「罪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今日中國之開放，不是被動地跟隨同行，而是主動地引領潮流，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注入確定性」。
從反蘇到反美，從「九評」到「新九評」，相隔半個多世紀，兩者有異有同。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毛時代的「九評」，企圖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原教旨主義，來批判新的蘇聯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而將中國樹立為共產陣營中正確路線的捍衛者。習時代的「新九評」，則是用全球化理論來包裹中國的擴張野心，將中國描述成取代美國的全球化的領袖，卻將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關係當做「房間裏的大象」，存而不論。
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當年的反蘇，是毛在斯大林死後，要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陣營「老大哥」的地位；而今日的反美，是習近平在中國國內奠定「一尊」地位後，要與美國爭取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霸主地位。對於毛澤東和習近平來說，意識形態僅僅是工具，他們使用這個工具，是為了實現漢唐盛世那種「天下帝國夢」。
兩種全球化：反民主的全球化和支持民主的全球化
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如今為何搖身一變成為全球化的最積極支持者？中共甚至嚴厲批判美國成了全球化的絆腳石：「美國在逆全球化路上正越走越遠。而中國始終以責任和篤行全力支持全球化，向世界傳遞出中國擔當。」學者吳國光在其專著《反民主的全球化》一書中指出，過去三十多年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因為中國的威權政治提供了比美國民主制更有利於資本追逐超額利潤所需要的環境。中國進入全球化市場後，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自由經濟，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專制政權操控市場，壓制工人權利，不惜犧牲生態環境，補貼出口，使得在專制國家投資的性價比優於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高進口稅，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國企控制社會關鍵事業等等，使外國進口產品和服務業處於同國家力量競爭的不利地位。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但沒有促使政治民主化，相反正是專權政治提供了全球化中國際投資者的樂園。
中共利用全球化的弱點，實現了傳奇式的「彎道超車」，當然中國絕口不承認在此過程中對美國和西方的技術和智能產權的竊取和盜用。中國模式確實顛覆了西方此前以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化理論，展現另一種可能性：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結合併非渾然天成。正如吳國光所指出的那樣，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資本向着威權流動，全球資本依賴有效的威權政府管制而謀取暴利。中國全球其他大部分國家的每年都有高額貿易順差，長遠而言弱化這些國家的競爭能力。同時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向中國借貸，既加深自身的危機，更增加對中國黨國體制的依賴。因此，中共黨國體制比過以往所有反對發達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制國家或國家集團，對民主更有挑戰。
習近平認為他有底氣挑戰美國。但他的「新九評」中對美國的所有批評都不成立。比如，美國對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制裁，不是美國要閉關鎖國、不是美國害怕競爭、不是美國不願與別人的共同進步，而是美國要防止中國從清末以來就懷有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險惡用心。華為的問題，不僅僅是盜竊西方的技術，違反聯合國的決議與受制裁的伊朗做生意，以及幫助中共監控其西方的用戶，更嚴重的是，它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代表，得到數百億美金的政府支持，卻偽裝成民營企業，野蠻生長為整個信息行業前所未有的利維坦。華為是習近平手上的戰爭武器之一，正如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會議上對中國科技巨擘和共產黨高級官員發表的講話：「要打好核心技術研發攻堅戰……不僅要把衝鋒號吹起來，而且要把集合號吹起來，也就是要把最強的力量積累起來共同干，組成攻關的突擊隊、特種兵。」習近平的講話，一如既往地充滿戰爭術語和戰爭氣息。
然而，雖然習近平信心滿滿，但真正願意跟中共站在一邊並效仿中共模式的國家仍然寥寥無幾。習近平自己也深知，他不是「得道多助」的一方，而是「失道寡助」的一方。學者保羅·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拉罕·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在《全球化迷思》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仍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仍然施行嚴格的進口限制和外匯管制。中國九成的工業資本掌握在國家手中，大部分土地仍為集體和國家所有。中國的地域差異和貧富懸殊也越來越大，它也不太可能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回應中共的挑戰，不是終止全球化，而是填補全球化的漏洞，改造走上歧途的全球化，將反民主的全球化拉回支持民主的全球化的正道之上。美國外交家、冷戰之父喬治·肯南曾經說過，美國擊敗蘇聯，不是單單靠武力，更是自由民主價值，是「美利堅民族自身的精神與意志」，「我們試圖傳遞給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與我們的實際情況相一致，並且足以引人矚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為，這個世界儘管物質上困難重重，它還是樂於認可並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於物質上的豐富」。這也是如今美國用以擊敗中共的」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