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的話：「按着余華的這張照片來演，就對味兒了」
近期上映的電影《河邊的錯誤》中，朱一龍飾演的馬哲鬍鬚雜亂、眼神放空、滿面愁容，卻準確地演繹出一個90年代年輕人的神貌，有人評價，演得「仿佛是從余華的小說里直接走出來的人物」。
靈的是，馬哲的形象的靈感來源還真就是余華本人的照片。
朱一龍在採訪中說道：「對我來說很難的是先想辦法確立這個人物形象，馬哲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外形，他的樣子是什麼樣的，直到看到了一張余華老師的照片，才抓到了馬哲的形和神。」
朱一龍看到的那張照片，正是余華流傳很廣、站在團結湖公交站牌前的那一張，而拍它的攝影師肖全，在90年代時，還拍攝過三毛、姜文、張藝謀、竇唯等一眾文藝界人物，許多照片已成為經典。那是個藝術蓬勃生長的時代，許多如今的「大師」，那時還是個剛剛走上藝術之路的年輕人。
肖全的這套攝影集，名為《我們這一代》。「一代人」是一個奇怪的概念，在同時代生活、成長起來的人，神態上總有一些相似的東西，便是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一個好的攝影師，能從一代人身上捕捉到這種共同性。
本文選出肖全在90年代初拍攝的余華、竇唯、三毛、姜文、陳沖等人的照片，佐以肖全所寫的還原當時拍攝現場的文字。
肖全，1959年生於四川成都，曾任深圳《街道》雜誌攝影記者。19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這一代」拍攝，1991年出版《天堂之鳥》三毛攝影專集，1992年在瑞士舉辦個展，1993年在法國參加攝影聯展，1997年出版《我們這一代》。2000年出版《我鏡頭下的美麗女人》。
原題：我們這一代
文/圖：肖全
余華（作家） 1993年2月 北京
1. 余華
能和余華兄結緣，留下這張照片，得感謝王斌兄，是他帶我見了好些重要的人物。那天從王斌家出來，開始下大雪，很快漫天飄落的雪片就把地面和房頂染成了白色。
路過團結湖的汽車站，我請余華停下。
王斌很喜歡看我拍照。他一個勁兒地跟余華說：「肖全咱鐵哥們兒。」余華提起衣領，把頭縮進去，嘿嘿地笑。他前不久才和張藝謀合作拍了他的小說《活着》。
2. 竇唯
我與竇唯真正見面，是住在丁武家的那陣子，我們約好在雍和宮大門口見面，離這兒不遠就是他家。
竇唯騎着一輛自行車，很準時地來了，我們坐在一個花台邊聊了好一陣子，他用自行車帶着我去了他家。
這是一個不大的院子，但十分乾淨，竇唯的房間是用一塊布簾隔着的，他放了他剛錄製完的《黑夢》工作帶給我聽。放音樂的機器十分普通，但那兩隻普通喇叭里傳出的卻是極具個性的音樂。
我坐在他的沙發上，用了一半的心思去聽，另一半留給了眼睛：小竇躺在床上抽着煙，緊閉雙目，兩隻皮鞋被腳帶上了涼蓆，這是一張被小竇睡得發紅了的竹涼蓆。竇唯不太善於用話語表達，他整個人始終處於沉默狀態，所以他的工作與他的生活很難分開，他好像老待在音樂里。
竇唯（搖滾音樂家） 1993年9月 北京
我拿出相機，隨意地拍了一點。我們開始談明天的工作，我們不約而同地想到在清晨拍照片。
第二天清晨四點鐘，我被丁武的鬧鐘叫醒，我抓起攝影包出了門。我走了很長的路也碰不上一輛出租車，抬頭望望天上，月亮和星星還在。趕到小竇家正好是我們約定的五點鐘，這時，天已經亮了，太陽就要出來了。
小竇穿上一件黑西裝，我們在他家附近的胡同里轉。賣西瓜的人露天蓋着花被子，老頭兒、老太太們也起床了，往公共廁所方向走去。往往一天開頭的這段最寶貝的時光，是被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所獨霸的，年輕人則去顧及一天中的另一頭。
我們的工作快要結束時，太陽才慢慢升起，它把我們的身體長長地投在路面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今天的太陽是為我們而升起的，這一想法，當然是過分了一些，不過一早起來工作，的確是令人興奮的。
三毛（作家） 1990年9月 成都
3. 三毛
1991年1月5日上午10點13分，我接到成都電視台新聞部楊冰的電話：「肖全，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三毛自殺了……」
去年9月21日中午，我接到《蓉城周報》譚天的電話，說三毛來了。她的日程已全排滿了，很不好見，還說後天再打個電話試試。
我們非得去碰碰運氣。
三毛住在錦江賓館673號客房。
我們禮貌卻又固執地敲開了房門，一個中年女性立刻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一個極少見的女人！高貴、隨意、幸福、苦難、善良、沉着、勇敢。我清清楚楚地從她的眼睛、嘴角、皺紋、指掌上迅速讀到。
為了節省時間，主人開門見山地說：「你們採訪我，那就開始吧，想問些什麼問題？」
「不，我們不提什麼問題，只是來和您聊聊，我採訪一貫只憑感覺。」我的同夥十分自信地就像和熟人談話，任何工具都沒有帶。
我就不同了，十五分鐘內，我要不讓相機里的膠片對準主人曝光，那就算白來了。於是，我便請主人坐在靠門的一張沙發上，我提出了要給她拍照片，沒想到她欣然答應。我拿起相機咔咔咔地練起來，掃了一陣，我又請她到陽台上再拍幾張。她指着亮晃晃的鋼製欄杆說：「請別把這些拍進去，我不喜歡這些現代建築出現在我的照片裡。」
我背包里正好帶了一本我的黑白人像集子，是複印的。她看了幾幅便搖起頭來。我以為她不喜歡，她卻說：「不行呵，你給他們拍得這麼好，你得給我拍才行。我非常喜歡黑白的，我也常常把照片拿去複印。」
誰知她竟然也愛拍照片，她拿出了一個全自動「傻瓜」對我說：「我很喜歡拍靜物，在一些辣椒旁邊放一雙老太太的小腳布鞋，很有意思。」她還講述了她在旅行中的一些見聞。她那捕捉生活中細節的能力的確讓人信服。
她十分喜歡成都的小巷子。她說：「太陽出來了，人們把各種衣服用竹竿穿起，架在巷子裏的青色瓦房上，還晾曬一些食物，很好看。」
我們繼續往巷子深處走去，看見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門鎖着，主人把一張竹椅倒扣在門上。我們倆幾乎同時喜歡上了這個背景。我讓她坐在那裏，她沒動那張竹椅，痛快地席地而坐。我連拍了三張，她又乾淨利落地把腳上的皮涼鞋撥下來，扔在一邊，直覺告訴我，要出東西了。我雙膝跪地，牢牢地控制着手裏的「傢伙」，我告訴自己相機不能有半點閃失。
三毛坐在冰涼的土地上，她在想什麼呢？我來不及考慮這麼多，但我知道，我的拍攝對象早已深深地投入。她一會兒咬着手指頭，一會兒想起什麼事又笑了，一會兒又緊鎖眉頭，兩眼直瞪瞪地望着天……
戴錦華（電影批評家） 1993年2月 北京
4. 戴錦華
我與戴錦華同齡，她是1978年讀的北大中文系，而我那年穿了軍裝，讀的是青島的海軍二航校，學飛機、發動機等機械專業。命運就是這樣安排的。戴錦華畢業後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書，她的學術研究碩果纍纍，桃李滿天。每次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我都有一種特殊的滋味。因為在高中二年級（1977年）的時候，我的同學從他的舅舅那裏，拿到兩份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當時我激動得不行。可是，最終我還是沒有去試一試，1977年去北京，那幾乎是一個夢想。
當戴錦華領着我在教學樓里閒逛時，我的心情很複雜。心想，如果1977年我也能在這裏讀書，不就跟老謀、凱歌、壯壯是同學了嗎？
走到「文學系」的一扇門那裏，我說：就在這兒拍兩張吧。因此，完成戴錦華的照片就用了一個場景。
劉震雲（作家） 1993年9月 北京
5. 劉震雲
牟森在電話里笑嘻嘻地說：喂，劉老師嗎……一聽就知道他們很熟悉，在開玩笑地互稱老師。
劉震雲在《農民日報》工作，我去報社找他，他對我很熱情，看來他很買牟森的賬。報社裏堆積如山的大捲紙，每一卷都有一人高，我覺得很刺激，劉震雲穿一雙布鞋，盤着腿坐在紙堆上讓我拍照，看到我興奮的樣子，他也很有感覺跟我一起玩兒。
在一個光榮榜面前，我請他停下來，他心領神會知道我的用意。「光榮榜」從小就伴隨着我們成長，我們每個人被教育，要爭當先進爭當模範。那陣子劉震雲的小說《一地雞毛》《單位》《官場》正被人們津津樂道。我下意識地覺得這個背景很符合他。他的作品有很深刻的社會批判性，「光榮榜」的背景也似乎有點兒「新寫實主義」的意思。
張藝謀（電影導演） 1994年12月 蘇州
6. 張藝謀
1995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與張藝謀打了一輛出租車回他的家。
我們的車穿過長安街，往南郊方向駛去。張藝謀脫下了那件溫暖的軍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顯得十分精神。這是我近半年來第一次與張藝謀獨處這麼長的時間。「這部戲已經結束了，你下面有什麼打算？」他問我。「我有一個計劃，我想為我拍過的其中幾個人做終身拍攝。」張藝謀對此也很感興趣，他問我想拍哪幾個。
崔健、楊麗萍、陳凱歌、姜文和你。他點點頭表示認同。
出租車在一片別墅區的花園門口停住了。張藝謀叮囑我，別透露他的這個秘密住處，他知道我有不少記者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圖片，張藝謀對我講：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護，我的電影一般都是七十幾個國家發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丟了，那些發行商沒有劇照，全世界都殺你！
一周後，我抱着兩大箱圖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張藝謀哼着小調和我做圖片分類，他看着這幾千幅圖片說：瞧，剛開機那陣我還挺年輕，戲拍完了，我怎麼老成這樣了？說完又笑了，臉上出現一堆褶子。
1995年2月17日，上海的軍用碼頭，張藝謀在這裏拍了一場大戰。這是《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影片中的第一場戲。
戲拍到黃昏，張藝謀已精疲力竭，隨着他的一聲「停！」，一天的工作結束了。
剛剛還在風裏雨里的群眾演員，把這位穿軍大衣的導演團團圍住，請他簽名，那場面感動了所有的人。黃浦江水，滔滔地流向遠方，夜幕開始降臨。
易知難（歌手） 1990年5月 成都
7. 易知難
1988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見兩個穿牛仔衣披肩長發的女子，騎着自行車很拉風。後來知道其中一個人叫易知難，另一個叫黃勁，是好姐妹。我參加了一次易知難在錦江賓館九樓的生日派對，那天她很開心打着手鼓在音樂下忘情地搖擺。何多、家琨、朱成、江河一個比一個瘋地跳舞。
第二年我與黃勁同在《解放成都》電視劇組裏，跟知難兒的來往越來越多。1990年的「五一」那天，她去我家玩兒。知難兒突然對我說：肖全老子認識你這麼久了，你娃還不給我拍照？
對啊！那就今天嘛。知難兒給了我五十塊錢，她陪我去買了一盤保定（樂凱黑白膠捲）的盤片。我們又去了科甲巷最時髦的服裝店買了裙子。回到她在四川舞蹈學校的琴房，她換上那件藍底白點的裙子開始化妝。我在窗下的桌上為《中國攝影家》雜誌寫崔健的圖片說明。
我一扭頭，知難兒的妝化好了，她點燃了一支香煙。我愣了一下，看見她眼裏含着淚水。我沒有問她，左手拿起相機對着她按快門。一口氣我們拍了七個膠捲，幾乎沒有說話。這一年的冬天，趙野他們在人民南路金河地下商場一個咖啡廳做活動，我第一次展出了易知難的這幅圖片。一個女孩子在長久地凝視了鏡框玻璃下的圖片後說道：我這輩子要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就好了。
後來，知難兒的生活發生了不少改變。其實她是一個非常傳統的重慶妹兒，一生就為愛情而來，無論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她還是那樣美麗，那樣愛說愛笑，偶爾冒出一句「老子」來。這些年知難兒再不出來瘋了，平靜地生活在成都。
姜文（電影導演） 1995年3月 北京
8. 姜文
北京的三環路邊，各種的樓房密密麻麻，在一片家屬樓里，有一處白牆紅頂的小樓。
來來往往路過的人，都弄不明白這裏到底是「老幹部活動中心」，還是住家，因為外面沒有掛牌，而路邊卻又停了幾輛小汽車。
我和李爾葳推門進去，眼前是一個客廳，一位小姐端坐在桌前值班，左右兩邊都是辦公室，這裏面人來人往，顯得工作正緊緊張張地在進行。一位穿着乾淨的小伙子跟李爾葳打招呼：請稍等一會兒，大哥正在忙。
我明白，他說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帶我們樓上樓下四處參觀。這位「大哥」的辦公室在二樓，是一間僅有普通陽台那麼大的房間。裏面只能放下一張桌子、一把椅子。走出玻璃門，前後有兩個大平台，是一樓的屋頂。
這幢神秘的小樓很快參觀完了。「大哥」還在忙。我開始看那些貼在一樓兩間房裏的各種電影海報，這些海報和工作照片，全都與姜文歷年來拍過的戲有關：《紅高粱》《芙蓉鎮》《本命年》以及他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看完這些海報和照片，「大哥」的稱呼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足足等了半個小時後，我們才走進了「大哥」的房間。原來這裏是一間裝修得十分豪華的放映間。
姜文與我握了一把手，很認真地看了我一眼，幾乎沒有一點笑臉，就又轉過身玩着他手裏的兩個遙控板，他正在操縱一堆先進的光盤和錄像系統。
他一會兒把畫面切到一部名片上，一會兒又把畫面切到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上。
他轉過頭來：你們請喝水。
當畫面出現他的影片時，他豎起耳朵聽喇叭里傳出的音響：銼刀的聲音、拉抽屜的聲音、玻璃窗被打碎的聲音。
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兒，開始和我們靜下來交談。他首先看了我帶去的一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劇照和一些我拍的肖像作品。
他一邊看一邊評論，保田的造型不錯，李雪健也挺好。而對鞏俐這位《紅高粱》裏的老搭檔，姜文則隻字未提。在看過我拍的肖像作品後，姜文說了一堆好聽的話，表示以後要一起練練。他說：我這兒剛剛成立這個公司，名字就叫「陽光燦爛製作公司」，我喜歡這個名字。我正在準備下部戲的拍攝。我們一看表，時間不早了。他說：這幾天，我事兒挺多，過些天要去參加香港電影節，你想想找個什麼場景，我們來拍照片。他看了我的照片後，認真起來，知道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記者採訪，可以瞎對付。
「走，上樓去看看。」他說。我把機器裝滿「子彈」，我們在樓上練起來，越拍越瘋。姜文說：肖全，你到樓下去，我站在房檐邊上。在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長焦看這「小子」，我調動着他前前後後，穿過鐵欄杆。姜文十分配合，我倆都挺過癮的。
史鐵生（作家） 1991年8月 北京
9. 史鐵生
史鐵生的家在雍和宮邊上的一個小院子裏。他的父親為我拉開了一扇發出聲響的小木門，光着背的鐵生，樂呵呵地坐在輪椅上向我們打招呼。
他的身體很壯，要不是雙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馳騁在體育競技場上。我給他看何立偉的信，他一臉善意的笑容。
我大概是鐵生在舊院子裏接待的最後一名遠到的客人，他已收拾好東西準備搬新家了。他的妻子在歌德學院圖書館上班，也是一個靠拐杖走路的人。
不久前，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被陳凱歌拍成了電影《邊走邊唱》。他與妻子極力幫我聯繫他們認為值得我去拍的人，中午在他家，我吃了一頓難忘的北方面。
鐵生搬家後，我去看過他，至今我還欠他三幅圖片。
他對我說：我一直想要三個人的圖片，一幅是美國田徑明星卡爾·劉易斯奔跑衝刺的圖片，一幅是卡拉揚指揮的圖片，還有愛因斯坦。
鐵生的雙腿是在他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過程中留下的病。
他能堅持寫作，與病魔做鬥爭，實在出於他對生活、對這個世界的熱愛和眷戀。他很明白，其實我們大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有殘疾的，肢體的殘疾僅僅是一部分，許多人的心靈是殘疾的。
我一直在回味何立偉稱讚史鐵生的兩個字：高人。
陳沖（表演藝術家） 1995年3月 北京
10. 陳沖
如果有人問我，你最喜歡中國哪一位女演員，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陳沖。
我對陳沖的好印象，並不是來自她早期演過《小花》和《青春》，而是因為她演過的不太有名的《甦醒》，那時候的陳沖開始有了女人味。
後來，我看過一篇寫她的文章，從那時起，我便相信她是一個非凡的女人。
今年春天，在北京能與陳沖認識，的確是意外的收穫。北京電影圈記者李爾葳在電話里說：這幾天忙死了，陳衝來了，我在幫她做宣傳，安排她的活動。
陳沖回國來北京推銷她的「小花香水」，我在王府井的北京百貨大樓見到了她。她很有魅力，我在人山人海中和她說上了幾句話，她的笑容還和當年一樣迷人。她伸出手來對我說：現在人太多，你想在什麼地方拍照片？我不願過多地打擾她，說：就在你出門的時候，在大樓外。
陳沖點點頭，又被她的影迷和記者淹沒了。陳沖把香水塗一點在手背上，給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品味，十分耐心和熱情。櫃枱上放了一個鏡框，裏面有一幅陳沖很性感的照片。那些人買了她的香水，便可得到她的簽名，也有很多人，不願花手裏的錢，卻想得到陳沖的簽名，陳沖顯得無所適從，在她的臉上和眼睛裏，看不到那種商人的心境和神采。
我在一旁邊等她，邊悄悄地欣賞她，看她始終掛在臉上的笑容、樸實而精緻的髮式、跟人講話的神情，以及她轉動身軀時黑色毛線衣下清晰嫵媚的體態。
（本文摘自肖全著《我們這一代》，四川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