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2歲那年，北京外語附校的期中考試提前了，考得好的學生被拉到離學校挺遠的醫院去體檢。大概過了兩個月，學校才宣佈有十幾個被外交部選中做小留學生，將被派到國外去學外語。
我真的不記得我當時是不是特別興奮，但是我想即使是高興得要跳樓，在當時情況下也要壓着點情緒。這跟舊社會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歡這男人越要哭得傷心，真流露出願意嫁出去，說不定這門「親事」就黃了。
人定下來之後，外交部好像給我們開過一個學習班，講了什麼我真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時告訴我們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傳播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
這使我們28個孩子立刻感到我們像二戰時空投到敵區的先遣部隊，任務非常艱巨，但絕對光榮。臨走之前，外交部發給每人700元人民幣服裝費，在1973年，這簡直是一筆財富。
我們一起來到只給高幹做衣服的紅都服裝店。28個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料子，全是藍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樣的衣服。我們協商要穿一樣的衣服，為的是將來我們分手到了美洲、歐洲資本主義大本營，也會想到在另外一個遙遠的戰壕里有一個小戰友。穿着一樣的衣服，代表中國兒童正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奮鬥，心裏一定非常溫暖。
就這樣，我和三個去美國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過巴黎去紐約。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歡迎我們，我們克制住強烈的好奇和興奮，板着一副嚴肅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們住在大使館，到了紐約我們被接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三天沒出門，講外事紀律。第四天學校開學了，我們早早地起來，穿好筆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漿，坐着代表團的一輛黑色林肯去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小紅房子學校就讀。
一進學校我們就呆了，這美國人怎麼這樣！所有學生都穿破破爛爛的藍色勞動布褲子（後來才知道這叫牛仔褲），上身就是一件小襯衫，都印着英文字（後來才知道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師比學生還糟糕，老跟學生嘻嘻哈哈，成何體統！開學典禮在一個大禮堂里，所有學生都席地而坐，一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說話、打鬧、嘴裏還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謂的典禮上，就只有一個披頭散髮的男人，拿着把破結他、破口琴，沒音沒調，在台上大聲哼唧了十分鐘，台下的美國孩子跟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麼激動，後來才知道這人叫鮑勃·迪倫，他女兒是我的同班同學。
在學校里的頭三個月一晃就過去了，我們4個孩子的英文一點長進都沒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們送到學校，老師開始講課，我們就開始打呼嚕，小紅房子學校屬於那種進步學校，很隨便，學生上課可以爬在地上，把腳放在桌子上，還可以吃糖，所以睡覺根本算不了什麼。何況老師知道我們聽不懂，怪可憐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團的領導們不幹了，每個學期中國政府為我們交2000多美元的學費，真是學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烏紗帽要搬家。那時候主管我們的是張希生，唐聞生的母親，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靈，她想出個鬼點子，讓4個孩子全住到美國人家裏去。我是第一個被送出去的。
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親是美國一家醫藥公司的職員，母親是自由職業者，專給雜誌和圖書畫插畫。家中有3個孩子，呂貝卡、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兩個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個男孩才5歲。
大女兒呂貝卡是我的同班同學。選家庭時，代表團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這家被選中是因為加恩先生的父親老早老早當過美國共產黨，在美國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點「紅」就可以了。
我住進美國人家的第一個感覺是美國人真不把外賓當回事兒！我進了美國佬的家門，剛剛安頓下來，頭一件事就是學着幹家務。這家人喜歡動物，養了一條狗、兩隻貓、一隻鴿子。
我在那兒住了3年，每年動物人口都有遞增，一直到三條狗、兩隻貓、一窩子老鼠、一條蛇和一隻二尺多長的南美蠍子。孩子們負責管理這些動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學前一次，放學後一次，睡覺前一次。
換貓糞箱，每日一次。換鴿子籠子，每周一次。還有其他與動物無關的家務：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學雷鋒的精神，積極搶干比較髒、累的活兒，比如上學前遛狗和換貓糞箱。呂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說沒想到家裏來了個大傻瓜，專乾沒人願意乾的活。
呂貝卡告訴我，剛開始她們覺得我傻，挺好欺負，後來看見我「不怕髒、不怕臭」換貓糞箱時那種先進工作者的嘴臉，他們覺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為都有點假惺惺的感覺，後來我不幹了，天天跟她們下棋，誰輸了誰干髒活，她們反倒覺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個跡象是開始表達自己。這是美國人給我上的第二課，加恩一家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華盛頓廣場村。公寓面積不小，但是只有兩個臥室，所以我們四個孩子都擠在大臥房裏。
呂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鋪，我有一個摺疊床，每天晚上拉出來睡覺，每天早上再放回呂貝卡的床下面，睡覺的地方有了，但是東西沒法兒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滿了，基本上一開櫃門就跟雪崩一樣：衣服、玩具、書劈頭蓋臉地倒出來。
怎麼辦？加恩家不是有錢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國代表團要錢，所以就為我買了一個簡易、用硬紙殼做的小柜子，是深藍色的，我最喜歡的顏色，有六個小抽屜，還配了一支小藍枱燈。
柜子搭起來之後我心裏非常高興，但是想到使館曾教育過我們，收外國人禮物的時候要不卑不亢，千萬不得過分感激，好像中國什麼都沒有，有失我大中華的威嚴。因此，當加恩先生將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藍柜子放在我面前時，我以一個中國部長視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說了一句「不錯」之類的不陰不陽的話，然後接着看書。
據說這一舉動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氣歪了，他們背着我開了個全家會議，差點兒把我送回代表團去，後來還是加恩先生心軟，說算了，送回去還不知道代表團里怎麼整這個不爭氣的小丫頭。
他後來告訴我，他看了好多講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書，特別是索爾日尼琴的《伊萬·德索維奇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為做錯了事情，被送到中國的西伯利亞去。至於我什麼時候開始坦率地表達自己，我實在說不清楚。人的意識的轉變永遠是悄悄的，潛移默化的。直至後來我回國以後，我的團委書記說我說話不走大腦，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變了。
在美國我還學到兩樣東西，其一會給我的後代帶來幸福，其二毀了我一輩子的財運。第一件事是因為我和呂貝卡的一次爭吵。孩子們在吵架的時候是可以說出惡毒的話的，特別是敏感、聰明的孩子。呂貝卡就是這樣一個女孩。
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記得她惡狠狠地對我說：「就是因為你不可愛，你爸爸、媽媽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國來，我們真倒霉，還得收養你。
我也不依不饒地說：「你懂個屁，只有中國人的尖子才能出國，別的父母想送還送不成呢，我將來是當外交部長的料，你八成是紐約街上的垃圾工人。」
呂貝卡反駁道：「我父母絕對不捨得讓我離開他們，我再沒出息他們也愛我，我是他們的女兒，你要是再沒出息就更沒人要了。」
我啞口無言，像吃了個蒼蠅。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聽到呂貝卡的伶牙俐齒。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讓他十二歲就漂洋渡海求個學業，我一定把他摟在懷裏，緊緊不放。
我頭腦很清楚，我母親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裏擺脫不了一種被拋棄的恐懼，因為呂貝卡的話我會在夢裏聽到。
其二是我們幾個孩子在美國的經濟狀況，當時我們雖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裏沒有一分錢。代表團從來沒有發過零花錢。我們學校外面有個賣意大利冰的小攤，天熱了，孩子們午閒時都去排隊買意大利冰吃。
我只好看着，別人要請我吃，我還要面子，說不喜歡。有一次學校組織春遊，去中央公園，大家都在街上買吃的，我實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邊掉眼淚。我的班主任是個中年婦女，她過來問我怎麼回事，我在她懷裏痛訴了一番。
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園裏的動物園去了，在那兒我能親手餵羊、餵馬。等我們回來，同學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時候班主任又過來問我玩得開心嗎？我說開心，她笑着說：「明白了吧，開心跟錢沒關係，得自己找樂子。」
現在想想當年小時候洋插隊，一半是童話，一半是噩夢。可惜的是我們去了四個孩子，只有一個現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國家錢白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