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應以十年為志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俄烏戰爭與以阿衝突的不確定性下落幕。相較於「一帶一路」格局走向「小而美」的轉變，被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發佈逮捕令的普丁作為唯一的主要大國參與者，卻是以鄰為壑的展現俄國地緣影響力。在普丁出席的加持之下，「一帶一路」儼然以反西方為主軸，其他出席國家則是以債務協商與尋求新投資而來，並未見到一個因此改變國家發展模式的與會者。
依照「一帶一路」的官方語言，發展精神應是和諧共榮，而今不僅未能實現和諧，連中國在內也未必能共榮。俄羅斯每天向中國出口約200萬桶石油，占其原油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成為俄國突破禁運的重要戰爭支撐，而且有一半是以盧布支付，相當於在俄烏戰爭期間得幫忙支撐俄國的貨幣存量，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債務形同輾轉流入俄國，成為中俄兩國實現地緣政治目的資本。
從採購的價格來看，中國於2023年和2024年的採購價格分別為每千立方米297.3美元和271.6美元，看似取得低於歐洲與土耳其的價格。但是中國預備開通的第二條西伯利亞管線，沿途得經過西伯利亞和蒙古的荒涼之地，除了管線的投入成本，沿線還得興修維持工程所需的站點與道路，並且自我限制對於西方國家的戰略選擇。為實現國際關係多元化的目標，中國形同選擇「歲幣」予俄國，獲取平衡西方所需的權力結構，但是自身卻未必有餘力如願讓「一帶一路」跨越歐亞大陸的文明與地理障礙。
雙循環結構下控制流動性的債權管理
普丁在論壇上提出建立「公平的多極體系」，實際上仍是要慷中國之慨，實現歐亞大陸內陸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從西伯利亞到歐俄平原的基礎建設要橫越多樣性的河川險阻，中亞的沙漠地區同樣也面臨人口密度較低且分佈不平均的地理障礙，這使得相關道路與水電基礎建設的投資得更高，才能抵抗天候與地理的因素。中國為求高額投資能有妥善的風險管理，吉爾吉斯與中國的協議還被剝奪向國際仲裁法院提起上訴的可能性，與外債有關的分歧只能在中國法院解決。
俄羅斯和中亞五國地區，歷史上與蒙古汗國的連結最為深刻，雖然在文化早已是突厥化，但延續着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清朝同治年間看到的內亞洲世界觀，仍是一個離全球化與工業化遙遠的邊陲。由於當地的地形複雜且遠離其他文明核心，人口分佈零散使得當地缺乏發展經濟帶的條件，面對中國的經濟力量更是別無選擇也難以抗拒，導致塔吉克和吉爾吉斯兩國的債務情況直逼寮國。
由於中國並未加入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對於長期債務的管理與目的與西方大不相同，並不重視債務國的償付，而是藉由流動性的管理確保債權結構不被稀釋，從而建構與中亞國家的關係，進一步造成中亞國家對中國資金與移民的不安。
整合「破碎帶」的挑戰
從中亞延續至伊斯蘭地區，中國面對的是結構更為脆弱的「破碎帶」（shatter belt），而且幾乎符合所有的定義：
1.實力較弱的新興國家，面臨政府效率低下，民族團結尚未實現。
2.國家境內存在長期相互敵視的民族或宗教團體。
3.國際邊界將群體劃分為多個國家，導致試圖建立新的民族國家。
4.主要大國表示，有必要「保護」該地區的特定文化或政府形式的群體。
5.至少有兩個全球競爭對手於地區擁有強大的外交甚至軍事存在。
6.地緣戰略位置橫跨全球重要的貿易路線。
錯綜複雜的文明因素甚至比當地的地形難以跨越，伊斯蘭世界的破碎帶重迭着鄂圖曼土耳其、波斯以及阿拉伯帝國個別的帝國陰影，像是泛突厥主義與波斯主義，而當地的教派和氏族對社群的認同有時更超越利益。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伊朗都仍懷抱着自身的帝國身份，沙烏地阿拉伯同樣也有着自身對哈里發身份的堅持，三者都認定自身才是伊斯蘭的正統。
外部因素方面，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事實存續至今，更使得其他行為者難以介入，中國的「大寫意」或是「工筆畫」，都難以依循中亞地區的模式建構緊密的關係。這份基於政治而非人文或地理的疆界，對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而言太遙遠，當時並未能有能力參與當地的政治地理的建構過程，中國又與當地的文化與社群關係相當薄弱。中國即使有部分猶太社群，也並未形成如塞法迪猶太人（Sefardí）有着獨特的文化意義，維吾爾問題更讓中國一度與土耳其交惡，難以從文本中尋找脈絡，或是建構關係。中國若要進一步推動中東各國和解，恐怕得讓中國的下個十年無暇顧及東亞地區，卻也是檢證「一帶一路」能否呈現「命運共同體」雛形的歷史關鍵。
由於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各國的關係，是從「全球南方」的後殖民歷程找到共同的語言，更多的是一種反西方的情緒認同，如果中國要跨越文明與地理的障礙與伊斯蘭世界同行，主觀上也得與西方國家漸行漸遠。以這次以阿衝突為例，中國外長王毅甚至直言「站在伊斯蘭國家訴求一邊」，往後若是再發生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糾紛時，中國未必能符合理性行為的現實主義原則。
這種債務結構和反西方的關係，進一步反映在這次的「一帶一路」論壇的退步，除了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之外，幾乎都是亞非拉國家。回顧第一屆峰會時還有三分之一的歐洲國家參與，本屆南美洲也只有智利與阿根廷總統出席，金磚國家也只有俄國出席，即使是「全球南方」也未必為中國的理念買單。
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未必讓每個國家都能滿意，但是保障了各個國家的最低程度的交往與互動，如果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只是基於債權與反西方的情緒，「一帶一路」恐怕只會越做越小，甚至讓中國長期陷入俄國的地緣陷阱，並且坐困於伊斯蘭世界的「破碎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