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胡杰帶着講述文革早期的死難者、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故事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到香港放映時，我第一次採訪胡杰。此後這些年，因着不同場合的採訪或是電影節的機緣，我總有機會見到他。他長著一張方正英武的臉，大絡腮鬍子，雙目炯炯有神，卻永遠謙恭低眉，開口說話時，神色誠懇得讓人難以拒絕。這麼多年，他的相貌沒有什麼變化，好像歲月的風霜在這個孤身求索的男人身上留不下痕跡。
2014年夏天，他帶着新的紀錄片《星火》來香港的幾個大學做放映，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在《星火》裏，他果然找到了和林昭一樣的一群從不曾屈服、卻被歷史殘酷地抹去痕跡的年輕人。
《星火》是一本地下油印刊物的名字，1960年出版第一期，印了30本，發刊詞寫着：「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它的創辦人是一群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他們在甘肅的窮山溝里勞教時，見證了遍佈中國鄉村的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在那個城市裏還在歌頌畝產萬斤、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神話，而向城市逃難的道路都被封死的年代，這些能說、能寫的大學生是大饑荒極少數的知識分子見證者。有學生上書中央，卻立刻被抓了起來。嚴酷的形勢下，其他的夥伴把深切的痛苦和反思匯成了《星火》。學生們說，他們豁出去了，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本薄薄的、手寫刻印的小冊子，一定會驚訝於在50年前中國濃黑得化不開的精神世界裏，會留下這樣犀利的文字。《星火》裏的政論，直指對人民公社制度乃至整個共產政權的反思，提出中國共產政權的本質是與納粹同構的國家社會主義，而學生們要追求的則是民主社會主義。林昭的長詩也經由同學介紹，刊登在《星火》的創刊號上，《海鷗──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犯下了什麼罪過？／殺人？放火？黑夜裏強搶？／什麼都不是——只有一樁，／我們把自由釋成空氣和食糧。」
《星火》只活了幾個月時間。第二期已經編寫好的雜誌還沒有來得及付印，20幾名星火成員便被集體抓捕，作為「蘭州大學反革命集團大案」，被判刑15年到20年。少數幾人被槍決，比如張春元、林昭。張春元的未婚妻、《星火》成員譚蟬雪在度過了14年牢獄生涯之後，出獄便開始盡全力收集資料、追索這段歷史，用了21年時間寫成《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譚蟬雪說，歷史血的腳印，必須要記得，必須要留下來。
曾在拍攝林昭的故事時訪問過譚蟬雪的胡杰，則在知道這些線索後，從2008年開始根據這些線索，重新尋訪《星火》的當事人，2013年製成了紀錄片《星火》。
距離拍攝《尋找林昭的靈魂》已經過去了15年。胡杰當年曾訪問過的一些重要當事人，也是《星火》的見證者，今天再想訪問時，卻已經不在人世，或者身體蒼老得無法再面對鏡頭。歷史就這樣一分一秒地流逝，啞聲，無法復原。這正是胡杰一直在悶頭趕路的原因。他偶爾也抱怨，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同路人那麼少？但抱怨歸抱怨，腳步並不停下。
十幾年過去，再回看《尋找林昭的靈魂》開頭那段導演獨白，才意識到，那不只是影像語言的選擇，而更是胡杰本人對自己和歷史的一次交付、一個誓約。「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經歷了時間的考驗，這個誓約，才顯出它真正的力量。
以下是我h與胡杰的訪談摘要：
你為什麼決定持續地拍歷史題材？
胡杰：中國1949年之後的這一段歷史太重要了，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活化石。這樣一個極權制度，它的所有行為方式，都是人類所經歷的很新鮮的東西。那些在其他國家已經被宣佈是罪惡的東西，我們的歷史依然在沿着這條路，用一種強大的方式在往前走。我覺得它的重要性在這裏，它給人類一種逆向的行動案例。今天的每一個縣城裏都還藏着非常慘烈的故事和有價值的東西，不管是反右，還是之前的各種土地改革、鎮反、大躍進、大饑荒、四清、文革，甚至是文革之後，所謂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但為什麼沒有人，或者這麼少的人去做？我覺得挺不能夠有一個很恰當的解釋的。很多年輕人說他們想在紀錄片的視覺上、趣味上進行探索。但是他們碰這些題材。他們是不明白自己有一個更沉重的、更重要的歷史嗎？還是怕觸碰這個東西？我不是太清楚。我真的覺得太重要了。
的確，不僅拍攝這些題材的人少，而且你也會經常被批評為是表達方式落伍、影像泛道德化等等……
胡杰：所以我覺得這麼多年以來，中國的文學、藝術這一塊真是出問題了。過分的商品化，過分的迎合了時髦。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現代，他們現代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批判嗎？還是僅僅想要外國人、商人喜歡？他們的作品裏有沒有情感，有沒有愛，有沒有基本的價值，有沒有對人類命運的基本的關切？我覺得這是挺重要的。也許我的觀點確實老了。他們已經走到一個超自然的狀態，我還停留在對土地眷戀的、19世紀式的情感上。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還沒有過去，我們對土地懷有情感的時代還沒有過去。盲目的世界旅行者的身份不適合我。我不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你知道嗎，關鍵是如果我們的祖國，成了美國，我可以去當世界公民。關鍵它現在還是一個極權的、無意識、連自由都沒有的（狀態）。馬克思說如果沒有出版自由、任何自由都不要去談，這是共產黨老祖宗說的話。我們現在過香港海關，拿一本買的書都怕被查到。我們的時代還沒有過去。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尺度，如果沒有了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是什麼藝術家，都是很窩囊的。
你自己從歷史上去尋找這種精神尺度，就是從林昭開始的嗎？
胡杰：我有一個很傳統的觀念。我老是認為俄羅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由一批有精神高度的藝術家造就的，比如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這一代人。他們是有精神高度、有精神尺度的人。後來我發現了林昭。發現了林昭後，我覺得她是和那一代人有同等高度、同等精神素質的人。這就變成了我對生命的標準。後來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越來越發現，其實是有這麼一批人的，比如星火中的張春元、向承鑒。他們使我們對民族有了精神上的光輝，不會再是一個別的東西了。我最近的《星火》，也是想表達說，不是沒有人說話然後大饑荒發生了，而是有人說話，只是被全部鎮壓、殺掉或者關起來了。這就讓人感覺到，那一段歷史上，並不只是一段恥辱的歷史，其實還有那麼多中華兒女為之去拋頭顱、撒熱血的。而且我覺得，這個民族可以生存不滅，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人對於罪惡不低頭，他可以被打敗，卻不可能被戰勝。林昭就是這樣的人，你可以把她槍斃，但你不可能去戰勝她。我覺得這個民族是要有這樣的精神，這樣道德的追求的。
正是這些人的光輝，吸引你一直拍下去。
胡杰：是。我們的歷史完全被割斷了，被模糊了，被人為地淹沒了。搞紀錄片的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以政權的權力的導向來論英雄。我就想通過一系列的紀錄片，將那一代人的英勇，精神上的高拔表達出來。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代，在我看來，就是195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不像是抗戰，抗戰時我們有軍隊、有槍，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抗，但像1957年，他們就是默默地在監獄中去忍受。他們抵抗的是更為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荒唐。但民族遇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那些人還能挺身而出。堅守着自己的良知。你可以不說他是英雄，但我就覺得應當把他們在民族最困難的時候所做的犧牲，給表達出來。這個時候做紀錄片，我覺得沒有別的選擇，就是去研究、去採訪、去拍攝。我先用最樸素的方法去做。後一代人可能不會這麼做，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像我這個年齡的，急着要做的事情是把這些東西先搶救過來，因為你不搶救，他們就死掉了，沒辦法再復原了。
當你用影像，讓那些已經死去的仁人志士，重新活過來，煥發出光彩的時候，在這個過程里，你會想要和他們說話嗎？你和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感？
胡杰：不僅是說話，而且是傾訴，是一種深談。更有意思的是，你不會認為他們老了，他們永遠是那麼年輕，好像永遠那麼勇敢、有智慧，讓你去和他們交流。我在做林昭的時候，一直覺得她就是這麼年輕、勇敢、有智慧，然後潑辣，說話不饒人、帶刺，就是那樣一種感覺。
你自己的經歷似乎根紅苗正，你也是通過林昭，才開始了解那段歷史嗎？「尋找」這兩個字，似乎也是一種對自己的約定。
胡杰：是的。原來我也都是懵里懵懂，一說到反右，就知道是個運動，然後想到小時候家裏鄰居就是右派，但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是右派。通過採訪林昭的故事，才知道原來反右的時候有300多萬右派，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至少三分之一。在最初看到林昭的稿子的時候，簡直是太震撼了。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過這麼銳利的、深刻的、充滿情感的、而又像是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一樣有張力的文字，來批胖一個極權的政權。而「極權」這個詞，我們當時看了都心驚肉跳的，因為沒有人敢用這個詞，誰要是用了就要槍斃誰的。我看到林昭在獄中多次用「極權」來批判、用血淚控訴這個政權的時候，我當時真是很害怕的。就是這樣去看完了她的東西。看完了之後，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紀錄片來總結一下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運動，或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是怎樣的實踐。然後我開始採訪，在採訪了非常多之後，才明白「反右」是怎麼回事，之後的大躍進、浮誇風、大饑荒，又是怎麼回事。一環一環，災難變得不可避免。當看到了這樣一種情形的時候，你會對社會制度提出疑問，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個社會制度哪裏出了問題。我是軍人，黨員，在部隊15年，還介紹很多人入了黨。我是一個對於共產黨沒有偏見的人。但就是因為沒有偏見，所以當我進入到歷史的時候，才覺得它太有問題了。我不是因為有刻骨的仇恨才（這麼想）。
你知道，會有很多人說，你在神話林昭，那個年代很複雜，沒有絕對的好人，等等。
胡杰：如果不是我親自去拍的時候，我也可能覺得他是在神話。但是當你去採訪到，這些人確實存在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不但不是神話，而且這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總是有這麼多敢於犧牲、敢於為了自己的良知犧牲的人，所以這個民族她不會永遠腐敗下去。做紀錄片，我肯定有個人的立場和感情在裏頭的。我是站在雞蛋這一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