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魯亮相於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三國志》中的《張魯傳》，讓中央委員認真學習。他還寫了批示，一次是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三國志·張魯傳》573字，毛澤東兩次批示，是它的三倍。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黨的全會上，把一個沒有多大名氣的古人傳記，做為會議材料，唯有《張魯傳》。不能說絕後，但絕對是空前。
毛澤東的批示，關鍵的核心，只有一句話：「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而且，他在12月7日，還有一個講話。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里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里搞。他統治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道路上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
張魯的創造，讓毛澤東心儀不已，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和他的理想社會模式完全一致。而當時，為了政治和宣傳的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筆桿子」，故意迴避了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肆宣揚張魯的言論，卻從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拐彎抹角地尋找理論依據，好證明毛澤東吃飯不要錢的發明，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實踐。
學習張魯的施政方法，都可以被稱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實踐」，張魯當年的作為，當然可以稱為共產主義社會實踐了。
我們現在要探索的題目是，為什麼張魯的「共產主義」能夠成功，讓人民安居樂業；而兩千多年後，我們學習他的辦法，反而造成了人類史上的悲劇？
張魯「共產主義」成功的秘密
張魯的「共產主義」很簡單：一、信教的人出五斗米，便成為信徒；二、以神道治病；三、教規為法，用教規約束民眾，「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四、「奉道者皆編戶籍，各有所屬」，恢復了漢代的戶籍制度；五、置義舍，即政府提供可以免費居住的招待所；六、吃飯不要錢。《張魯傳》說，「縣置米肉以給行旅」，可以「行路者量腹取足」；七、修治道路，他用輕微犯法的人去修路，既降低了修路成本，同時也消除了人民的怨氣（歷代的勞役制度，是專制的朝廷和老百姓結怨的重要一環）；八、對於犯了法的，張魯規定「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就是先說服教育，你不聽，你再犯就再教育，這樣經過三次，你還不改過，才動用刑法；九、「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十、嚴格規定「師不受錢，不得淫盜，不得飲酒食肉」，吏治很清廉。
張魯的這種道德治國、平均主義經濟、政治綱領，「民夷便樂之」，甚至「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張魯將漢中治理得井井有條，民風純樸，人民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為什麼張魯的「共產主義」能夠成功？
張魯是道教的一代教主。他的治國理念，直接來源於老子《道德經》和《南華經》（即《莊子》）的智慧。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只需吸納少許老莊的管理理念，便收穫了「天下大治」的果實。漢代之文景之治，唐代之貞觀之治，皆本源於此。此處因行文容量所限，無法充分展開探討。這裏僅取《道德經》第二章的一段話：
「是以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做而不始，生而不有，為而不爭，成功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譯為現代漢語：聖人處於無為的境界而從事，實行不言的教化，萬物發作了，而不去提倡；生養了，而不據為己有；施為了，而不恃為己能；成功了，而不據為己功。正因為不居功，所以才不會離去。
這段話，主要是說給統治者聽的。「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果統治者能遵守這10個字，便可以國泰民安。這裏強調的，是身教重於言教。
這一切，都是規範統治者行為的。
張魯治下的臣民，因為信奉神靈，所以靈魂的自律是嚴格的。他們敬畏神明，展示大愛，不做欺天之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一時沒有飯吃的人，可以到義舍吃飯、住宿。這在那個戰亂頻仍，生靈塗炭，餓殍遍野的年代，漢中簡直便是人間天堂。
這就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不是什麼都不干。日本福田光司說：「老子的無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營私，以捨棄一己的一切心思記慮，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張魯做到了，他統治的漢中便歌舞昇平。
後張魯時代的慘敗教訓
公元1958年4月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仿效張魯的道德治國、平均主義。因此，當毛澤東看到調研報告《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簡章》，如獲至寶，立即批示，並在8月召開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印發。然後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大肆鼓吹，於是，號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其迅速地、燎原烈火般燒遍中國大地。結果是人所共睹的大失敗，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為什麼張魯幾千年前能做好的事，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卻失敗得如此悲慘呢？
這裏，首要的關鍵，是土地問題。張魯實行的是耕者有其田；人民公社化實行的是耕者無其田。人民公社化時代，中國廣大的農民，連一寸土地都沒有。《嵖岈山衛星公社章程》明確規定：「各個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公社，根據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應該將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當時所謂「公有財產」，主要的就是土地，還有附着在土地上的農用機械、農具、牲畜等。這就將農民的一切所有，包括人身的自由，全部剝奪了。
第二個關鍵原因，便是官員的表率作用。上級委任制產生的官員，他只對任命他的人負責，不會對百姓負責。
第三個重要原因，便是自由的絕對喪失。人民公社化時代，農村的管理是實行軍事化的。一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嚴格的管制。離開村子都要請假，如果當天不能回家，還要開具證明身份的公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先生說過：「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李大釗文集》）我們能企望既無自由，又無財產，連生存價值都沒有的一群奴隸，去促進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發展嗎？
第四個重要原因，是靈魂世界的敗壞。公元1949年以後，中國大地強行推行無神論，宣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無所畏懼，就可以「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孔子說，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無所畏懼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人類沒有了道德底線，什麼喪盡天良壞事都可以眼也不眨一下地干出來。
結語
現在我們可以回首探索張魯現象了。成功和失敗，並不複雜。一言一蔽之，就是私有產權的根基。張魯的成功，人民公社的失敗，蓋在於此！
當然，站在今人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還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直截了當地表述，一個社會，欲天下太平，辦法只有兩句話：權力必須是公共的，財產必須是私有的；反之，則天下大亂，生靈塗炭。
《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