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哲是陝西韓城井溢村人,1925年參加胡景翼統率的國民二軍,同年就被派往蘇聯的基輔聯合軍官學校學習。次年在蘇聯加入中國共產黨。師哲入黨後就和情報保衛結下了不解之緣,先在蘇聯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工作,後轉到莫斯科。直到1940年才隨周恩來、任弼時回國。師哲回國後在中共領袖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八年,先後擔任過毛的俄文翻譯,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等職務,期間多次參加中蘇兩黨、兩國間的最高層會談,因而他的回憶錄《在巨人身邊》、《峰與谷》一向受到學界重視,是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頗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在《師哲回憶錄》中他也描述了不少接觸的中共重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等。而中共黨內的那位「人間閻王」康生,師哲與之也打過不少交道。由於在蘇期間長期從事情報保衛工作,因而在師哲返回延安後,先後擔任過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等職務,參與當時的鋤奸保衛工作。當時他的頂頭上司是邊區保安處長周興,而其上領導保安處的則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社會部的部長就是康生,因為工作關係,師哲與康生接觸不少。康生作惡多端,早已為人所共知。而師哲文革中被康生送入秦城,也吃了不少苦頭,因此在其回憶錄中對康生毫不客氣,將其惡行,一一照錄。其回憶錄《峰與谷》中更專門以「我所知道的康生」為題,揭露了康生在延安主持中央社會部工作時令人髮指的罪行。
1.活體解剖
據師哲回憶:「1940─1941年間,有一次,我陪同陳郁同志參觀延安柳樹店的和平醫院,詳細地了解外科手術設備和工作情況。」參觀中師哲等人被帶到「一間設分寬敞、明亮的大廳」他們看到大廳的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着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臨時擔任解說員的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邊,唯這具完整,還未作用……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他們便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聽到這樣的回答,連從事多年鋤奸保衛工作的師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憶錄中不禁問道:「康生何以一句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即使是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難道可以由康生個人定罪、判人死刑和決定行刑的方式麼?」(215頁)
2.寧可錯殺,不可放過
我們的革命史料常以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來說明所謂反革命的殘暴。但革命者自己又是如何呢?根據蘇聯的肅反理論,如果在100個人中有1個反革命,那為了消滅他,99個革命同志也應該心甘情願的死去。
我們據說是吸取了教訓:「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但事實如何呢,《師哲回憶錄》中提到的幾件事,可以為上述理論作個註腳。「延安那時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偉,他曾無緣無故被康生關押近十年......1943年我們建議將此案重新審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決定繼續關押,只是未敢殺害」(215頁)。」
「又如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級,1939年從北平跑到抗日游擊區,後又到陝甘寧邊區參加革命,其時只有十六七歲,」就因為這女孩子長相漂亮,舉止文雅,又有個當大漢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當做特務關押起來。當師哲1943年接手這個案子時,可憐的女孩已經在監獄裏度過了近5個春秋。《師哲回憶錄》記錄了審訊中他與女孩的一段對話,問:「你和王克敏什麼關係?」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問:「他怎麼會讓你到延安來?」答:「我來,他不知道。」再問:「為什麼到延安來?」答:「聽同學都說延安好,到延安來為了救亡。」問「為什麼把你關起來?」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讓鋤奸專家們也有些不忍,複查的結果認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來搞間諜活動的,「從她的性格、知識、能力等方面看,也絕不可能擔負這種任務」(216頁)於是師哲他們建議將其有條件的釋放,但這一建議始終未獲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後的命運如何,回憶錄中沒有交代,想到以後那一場場「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運動,估計也是凶多吉少了。
更離奇的是幾個外國人的案子,「1944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疑犯外國人,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217頁)一旦他們落入康生手中,厄運就來了。先是一直被關押。胡宗南軍攻延安,「又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昧一起處決了,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一口枯井裏。」如此濫殺無辜,「對我軍的聲譽和影響極為不利」。所以以後的幾十年絕口不提,那幾個外國人也就這麼做了異鄉的孤魂野鬼。
儘管康生如此作惡累累,但讓師哲不解的是「康生幹了一輩子壞事,在黨內數十年,一直幹着危害黨的勾當,然而幾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奧秘,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