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國際場合當面指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美國《外交官》網站發表「中國公民權力」組織（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創始人兼總裁楊建利的文章說，9月4日，中共國家安全部發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拜登與習近平會晤的條件。文章表示，為了「真正實現」從去年10月APEC峰會峇里島的拜習會，到今年秋季的三藩市APEC峰會再次會晤，美國必須「表現出足夠的誠意」。
我們據此可以推斷，習近平指示他的長期心腹——國家安全部長陳一新領導的安全部門參與外交事務。這一舉動揭示了習近平外交方式的某些變化，意味着他將國家安全置於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對習近平來說，國家安全的概念主要包括他個人權力的安全，其次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安全，以及他認為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核心國家利益的安全。
習近平對安全意識極度痴迷。即使他意識到中共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柱——經濟繁榮正受到壓力，卻仍在針對中國私營企業家和國際投資者，繼續實施限制市場自由的安全政策，實際上對經濟復甦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他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反間諜運動，讓每個與外國人交往的中國公民都感到不安全。
國家安全的核心是防禦性概念，將外交嵌入國家安全框架幾乎可以肯定地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方針可能會從進攻轉向防禦態勢。
有跡象表明，習近平越來越感到當前的外交環境對他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安全構成了威脅。大約十年前，習近平即已對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談到，中國是「顏色革命」的目標。最近，在去年9月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他呼籲成員國相互幫助，防止外國勢力煽動「顏色革命」。習近平將中國經濟步履蹣跚歸咎於美國的遏制，試圖防止嚴峻的經濟形勢破壞他的統治，並試圖重新點燃民族主義以鞏固自己的權力。習近平的中美戰略如同硬幣的兩面，一面是挫敗西方思想、信息和來自美國的「劣」錢在中國境內的滲透，另一面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的全球鬥爭中擊敗美國。但現在，至少在目前，習近平可能會發現關注前者比關注後者更重要。例如，他選擇不參加9月9日至10日在印度舉行的G20峰會，而是派李強總理代表他。他也沒有參加9月12日普京在俄國遠東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主辦的第8屆東方經濟論壇。至於習近平是否會出席今年秋天在三藩市舉行的APEC峰會並與拜登會面，也有待觀察。
習近平在外交上遇到了許多無法克服的挑戰。美國一直在積極擴大、加強與印太盟國和夥伴的聯盟，包括日本、韓國、印度、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甚至蒙古等，這相當於遏制中共擴張的戰略。中共與東盟的長期戰略接觸也因北京發佈新的國家「標準地圖」而緊張。
意大利決定退出習近平的旗艦國際項目「一帶一路」倡議，在最近的G20峰會上啟動了一條由美國支持的連接印度、中東和歐洲的新貿易路線，挑戰了中共的全球野心。即使是習近平最引以為傲的外交成就，如金磚國家的擴張，也被印度在與中共爭奪全球南方領導權方面日益明顯的成功所掩蓋。
一系列外交障礙和困難可能使習近平意識到，他的外交進攻努力的邊際回報目前太低，專注於鞏固現有地位以使中共更強大可能更為重要。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他打算放棄全球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