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1922年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進入延安五期抗日軍政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東北幹部隊」進入東北。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現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
兩人的最後一次相處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何方去張聞天家中看望在廬山會議上「出事」的張聞天，自此一別，直至張聞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師生之誼」的二人再也未能單獨見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憶起往事，更多的是對張聞天的懺悔和贖罪，讓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就是那次對張聞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與張聞天最後的談話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係，我只是作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送到廬山。
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彭德懷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首領，張聞天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我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為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了我緊張的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裏散了一陣步。張聞天本人都沒想到事情會有那麼嚴重，照樣嘻嘻哈哈的。他說，以後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甚至還談到以後不再跳舞了，說是你們要戒煙，我要「戒舞」。
他哪裏知道，怎麼能讓一個被認為「裏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嘛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他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着還做出失足狀。
談話間，通訊員送來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寫道：「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張聞天）同志看這封信。」他看後顯得很高興，並順手交給我看。我告辭時還說過幾天再去看他。哪知這竟是我與景山后街甲1號（張聞天的住處）的最後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後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了，緊接着外事會議一開，不但禁止我去張聞天家，而且連留在那裏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車、找人幫我打點運回。當時我雖然大吃一驚，卻仍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一邊為張聞天的命運惋惜，一邊也想到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為沒什麼了不起。
過了幾天，召開外事會議，會議開始後，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家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着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的。
這樣大轟大鳴了一個禮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開的外事會議就慢慢降溫了，會議內容也變得很單調，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裏通外國」問題。最後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就只剩下張聞天劉英夫婦、我們幾個有干係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小批支撐門面、找岔子、施壓力的積極分子了。
別看人數減少了一大半，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裏通外國」問題上去了。據其夫人劉英後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拖拖拉拉開了兩三個禮拜的會，由於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才只好停開了。後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一起聽了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佈結束，反右傾的批鬥戰場也從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發張聞天
外事會議開始後，陳毅曾向外交部全體黨員幹部作了一次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度問題，說不能因為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要不然以後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秘書？對我來說，聽了這幾句話，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以為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可是事實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張聞天，要我對跟毛主席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藥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人每次給一片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首先我必須強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以偏概全。但是說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我的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我在與張聞天10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得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着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