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儘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只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着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
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攝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
可是我十六歲看來只像十四歲,一着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只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說「家裏不贊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裏不贊成」。
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1927年冬攝於蘇州廟堂巷老宅的一張全家福
坐者為楊父、楊母，前排左起：阿七，阿必，小弟；
後排左起：三姐閏康，季康（楊絳），大姐壽康，大弟寶昌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里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乾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只好罷了。可是我父親怎麼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着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我苦着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是不肯,沒去宣傳。
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天,就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為「很有道理」。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
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裏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麼。所謂「該」,指最有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
父親說,沒什麼該不該,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我卻不放心。只問自己的喜歡,對嗎?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理科之間選了文科。
我漸漸了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里。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心——儘管有志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