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0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郊外茹科夫斯基（Zhukovsky），MAKS-2021國際航空航天沙龍開幕式上，俄羅斯制卡-52K「短吻鱷」軍用直升機正在展出。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ichard A.Bitzinger撰文／信宇編譯
尤吉‧貝拉（Yogi Berra）是我最欣賞的現代哲學家，他有一句名言：「未來將大不同，非今昔可比。」這句話用於戰爭是再合適不過了。如今，每一場新的軍事衝突都會引來全球眾多軍事戰略家和國防未來學家的高度關注，他們都認為當前的「今日之戰」代表着一種全新的作戰方式，換而言之，就是「軍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簡稱RMA）。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畢竟，軍事分析師的工作就是預測下一場戰爭，而不是分析上一場戰爭，因為戰爭總是瞬息萬變的。通常而言，每一場新的軍事衝突都會給作戰人員帶來經驗教訓，既有建議，亦有警示。從過去的成功、失誤和失敗中吸取教訓，對我們是大有裨益的。
儘管如此，許多軍事未來學家往往走得太遠。他們往往從存量不足的數據中推斷出太多的東西，夾雜着自己的偏見，固守着自己的舊有論點。在預測戰爭的未來時，懷疑論者可能會過度貶低新趨勢或新進展；而另一方面，軍事創新的擁躉們則往往表現過火，成為狂熱分子。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現在還在激戰當中的俄烏戰爭似乎也毫不例外。
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軍事時尚人士熱衷於「信息技術主導的區域軍事行動」這個概念。在「環形走廊」內，特別是在五角大樓內，出現了一個學派，認為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ies，簡稱IT）的巨大突破有可能徹底改變「作戰的特徵和行為」。這場信息革命使傳感器、探尋器、計算和通信、自動化、射程和精確度等領域的重大創新和改進成為可能。
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為「以網絡為中心的戰爭」（network-centric warfare，簡稱NCW）奠定了基礎，使指揮（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計算（computing）、情報（intelligence）、監視（surveillance）和偵察（reconnaissance，合稱為C4ISR）等基礎設施得到了極大的改進和擴容。
與此同時，微電子技術和瞄準技術的改進有望大大提高精確打擊武器的射程和精度。
因此，未來戰爭將是高度網絡化、敏捷化、快速移動和聯合化的戰爭（即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其特點還包括戰場知識和態勢感知的增強，減少甚至消除「戰爭迷霧」，以及更加精確的對峙交戰等。
問題是結果並非如此。首先，很少有國家能夠負擔得起IT-RMA。購買智能炸彈、對地攻擊導彈、空中偵察機、雷達、間諜衛星和無人偵察機等變革性系統，以及製作現代C4ISR網絡所需的極其複雜而且昂貴的硬件和軟件，超出了大多數國家軍隊的承受能力，對於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軍隊而言更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軍隊仍類似於二戰時期的軍隊，依賴重裝甲、重步兵，以二維、大規模的方式機動作戰。
即使相對富裕的西方國家，包括大多數西歐國家的軍隊，也發現很難實現這種RMA；他們仍然輕視軍事轉型，仍然將大部分資金投入到新裝甲、新戰鬥機等方面，而不是C4ISR、NCW或遠程精確打擊。關於利用IT-RMA的概念更是停留在空談層面。
即使是擁有巨額國防預算的美國，亦無法完全改造其武裝部隊。美國陸軍的「未來戰鬥系統」計劃耗資1600億美元，旨在開發由18種不同型號的單一模塊化輕型戰車組成的艦隊，這些戰車既可載人，也可無人駕駛，並通過最先進的通信系統連接在一起。美軍部隊轉型計劃的其它關鍵要素，包括轉型衛星通信系統（Transformational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簡稱TSAT）和全球信息網（Global Information Grid，簡稱GIG），最終也被迫取消。
平心而論，美軍在某些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尤其是對峙精確打擊武器和無人機（包括偵察機和武裝無人機）的廣泛使用方面。例如，在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美軍使用的所有空投彈藥中只有9%是精確打擊武器。儘管如此，它們還是造成了75%的戰略打擊。到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80%的空降打擊都使用了精確制導武器。
2019年12月16日，在未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法馬古斯塔（Famagusta）附近的格西特卡勒（Gecitkale）軍事空軍基地，土耳其製造的拜拉克塔爾（Bayraktar）TB2無人機。(Birol Bebek/AFP via Getty Images)
烏克蘭戰爭令這種情況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對一些人來說，這場衝突是他們所尋求的轉型分水嶺。總部位於加州的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分析師戴維‧約翰遜（David Johnson）認為，俄烏戰爭「是軍事史上的關鍵時刻」。位於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防大學（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專職研究員哈姆尼斯（T.X.Hamnes）認為，這場衝突構成了「一場真正的軍事革命」。
這場戰爭的驅動因素是什麼？這就是無人機、智能武器、人工智能、網絡戰甚至高超音速武器的致命一擊。此外，互聯網、民用通信衛星和蜂窩網絡等商業技術的快速應用，以及其它技術（如使用裝有谷歌地圖的智能手機來瞄準俄羅斯士兵）也包含其中。
同樣，在俄烏戰爭初期，一種新的軍事革命似乎正在形成。起初，這似乎是一場坦克戰，是「閃電戰」戰術的回歸，就像德國在二戰初期所開創的戰術一樣。然而隨着戰事的推進，俄軍裝甲縱隊很快成為烏克蘭部隊高度分散的「打了就跑」戰術的犧牲品，烏克蘭部隊裝備有高精度、威力強大的反坦克武器，如美制「標槍」便攜式反坦克導彈和英國-瑞典制下一代輕型反坦克武器（Next-generation Light Anti-tank Weapon，簡稱NLAW）等。
與此同時，烏克蘭軍隊還能成功地使用武裝無人機打擊俄羅斯軍隊。土耳其及其拜拉克塔爾TB2無人機就是此類無人機的一個突出代表。在敵對行動開始時，TB2在發射空對地彈藥方面特別有效，可以摧毀俄羅斯裝甲部隊、多管火箭發射器、地對空導彈，甚至巡邏艇等。
然而戰爭現場瞬息萬變。俄軍很快就改進了干擾手段，使TB2等無人機失去了功效。更重要的是，面對俄軍後來在烏克蘭東南部使用的靜態防禦戰，烏克蘭人在戰爭初期成功使用的分散作戰幾乎無濟於事。
事實上，現在的衝突看起來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常見的那種塹壕戰。雙方都挖了很深的防線，其中包括雷區、誘殺裝置、反坦克壕溝和一排排「龍牙」防線，這些「龍牙」是由混凝土堆砌而成的尖錐，旨在阻擋裝甲車輛。
與此同時，這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防禦工事得到了一些明顯屬於21世紀的當代技術的支持，包括無人機、電子傳感器、干擾系統和精密的防空系統等。
這種新舊技戰術的混合體極大地改變了戰爭的打法。特別是，由於雙方都掘壕據守，進攻行動幾乎陷入停頓。今年早些時候，俄羅斯人的進攻失敗了，現在烏克蘭人的反攻似乎也受阻了。俄烏戰爭的下個階段可能已經演變成一場「絞肉機戰爭」，類似於1916年索姆河戰役，這是一戰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會戰，雙方傷亡慘重，財產遭到大規模破壞。
面對這種窘境，我們該如何應對？採用更多的精確打擊技術、更多的無人機？使用重型裝甲部隊還是輕型致命特種部隊？這很難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俄烏戰爭是新一輪「軍事革命」的先兆，那麼這個先兆將是嚴峻和殘酷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作者簡介：
理查德‧比津格（Richard A. Bitzinger）是一名獨立的國際安全分析家。他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RSIS）擔任軍事轉型項目的高級研究員，還曾在美國政府和各種智庫中任職。他的研究重點是與亞太地區有關的安全和防務問題，包括中共作為一個軍事勢力的崛起，以及亞太地區的軍事現代化和武器擴散問題。
原文：Ukraine: A New Way of Warfare or World War I All Over Agai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