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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大勢已去 這條回頭路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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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以說,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既與中美兩國國勢變化、兩國的國際地位有關,是國際政治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

香港劉夢熊先生8月21日在《聯合早報》上發文《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對現狀的批判堪稱痛快淋漓,言之切,憂之深於字裏行間處處可見。唯有一條,他談到中美友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並以越南為榜樣,稱其與美俄等都維持良好關係,希望中(共)國放棄戰狼外交,中美繼續友好。這可能只是劉先生的期望,且不說中(共)國不是越南那種小國弱國,目前美中兩國行政當局其實都希望繼續在經濟層面合作,但因形格勢禁,無法走上回頭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當年中美交好實占「天時」(美國冷戰要孤立蘇聯)兼地利(中美當時沒有地緣利益衝突),這兩點尤其是第一點談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卻少有人談。

中共對美戰略本來就是權變之策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導人認識到: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一定要搞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所謂大國外交,其實只有一個物件國即美國。而美國也非常慷慨,確定的對華政策是「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從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到支援中國加入WTO,對中國開放市場,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美國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向中國輸出尖端科技;每年為中國培養大量留學人材。克林頓甚至還設立了對華法律援助專案,這個專案的美方實施者成為中國「依法治國」的領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關係最密切(美國稱之為蜜月)之時,鄧小平那句「韜光養晦」還是道出了中國對美友好是權宜之計,等到中國強大之後,與美國一爭雄長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一到「影響、改變」(NGO大量進入中國)這個層面,中共就毫不猶豫地開始「反顏色革命」(2005年)。

這裏必須說明,美方並不是沒注意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說,老一代「中國通」的漢學相當不錯,他們當然懂得這話的內涵:弱小時潛藏爪牙;等到強大時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國老一代中國通經歷過二戰,對於戰爭的毀滅性有着深刻的感受與記憶,他們還經歷(甚至推動)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轉換過程,觀察並經歷了中國從文革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換歷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鮑大可、施樂伯等大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與中國有着特殊的情緣。其後的基辛格、奧克森伯格、何漢理、李侃如、蘭普頓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積澱,且多是在參與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對中國問題有着較為全面的認識,因此他們主張與中國合作共贏,維持世界和平。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正是這批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當令時期,有了這批中國問題專家的力主,才有幾代美國總統與中國的「接觸、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國,只能容忍「影響」。一直維持到奧巴馬時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賴有此「人和」。

奧巴馬前後兩套外交班子各有對華政策

中國自2005年在國際社會宣稱「和平崛起」之後,美國智庫開始有人討論G2(中美兩國集團)這一概念,到奧巴馬上任之初,這個說法流行一時。開始有人以為這是奧巴馬的想法,後來美國智庫人士澄清,這一概念來自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不過,當時中國並未回應這個想法,中國人大多數也認為當時的中國並無與美國對等的綜合國力。

奧巴馬是美國第一個有全球化成長背景的總統,對於中國這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變化有着自己的認識,他曾多次公開表示:「21世紀的美國要做什麼,是從領導者變成一個夥伴」,「我們要意識到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在對華關係上,他多次說過「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並強調「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關係」。

奧巴馬時期其實是在艱難地尋找中美關係新定位。(美聯社

上述所有言論表明,奧巴馬時期其實是在艱難地尋找中美關係新定位。儘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美國也在希拉里任國務卿時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但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克里任國務卿,他的重心是中東事務,中美關係在他任期內基本無所作為。

這段時期對中國來說有三個特別重要的信號:一是中國在2011年成為排名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是美國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兩國不斷升級經濟合作與戰略夥伴對話機制,進行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三是擴展了兩國人文交流機制,從「十萬強」到「百萬強」計劃、美國對中國護照實行首次10年免簽。中(共)國這時推出的「千人計劃」,意在通過人才的吸納公開染指美國的各種研究成果,美國也未做出強烈反應。

所有這些美國對中國的重視,都讓中(共)國感到自己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說有衝突,那就是奧巴馬時期希拉里任國務卿時推進的重返亞太戰略引發中國嚴重不滿——中(共)國一直將亞太地區當作自己的准勢力範圍,認為美國此舉是扼制自己。還有在舉辦京奧時,中(共)國刻意炫耀國力,讓世界尤其是美國深感中國的咄咄逼人,認為中國崛起,但並不和平。

由於老一代中國通——「擁抱熊貓派」當時還年富力強,多以一流大學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關鍵位置,奧巴馬第二任期中美關係雖然時有齷齪,並未發生大礙。

川普對華政策急轉彎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贏得了大選,成為美國總統。美歐媒體中常見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國變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紐約時報》在川普正式執政之後不斷批評川普,在其發表的社論中,稱其挑戰了「美國政治的每一條準則」。

本文只分析中美兩國與「人和」有關係的政策。中美「人和」由兩部分,一賴中(共)國多年統戰美國老一代「中國通」,二賴華人科技精英對母國的報效之心。實言之,中共官方一開始並未加入美歐「黑川」大合唱,VOA2017年1月17日發表消息《川普政府將審查美國援外專案》,稱新總統和國務卿將仔細審查所有援外項目,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中(共)國方面對此只領會了一半意思,很高興地發了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稱「日前,川普宣佈即將停止向海外負責顏色革命的團伙輸送資金。並明確表示,美國繼續推行錯誤的民主之春和顏色革命,沒有實際意義,奧巴馬此舉大肆浪費納稅人的錢,不僅是極其錯誤的,而且會招來全世界對美國的仇恨,將正式終止『一切聯邦財政開支的民主款項』」。但不久之後。川普政府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將接受中國政府資助採取的文化、學術、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為中(共)國對美國紅色滲透的調查目標,中(共)國才意識到,中國政府的好朋友「擁抱熊貓派」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國家安全的特別壓力下,「擁抱熊貓派」佔主流的美國中國研究學界被迫發佈了《胡佛報告》,承認整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進入式微狀態。

2018年,美國司法部加強了鮮為人知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執行力度,一直隱秘活動的外國遊說人員和施加影響的人因此必須披露他們的活動。在奧巴馬時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計劃」與間諜掛起鈎來,此舉無異於釜底抽薪,結束了中(共)國通過計劃參與者攜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車」行為,中國製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貿易戰開始後另起爐灶,曾與中國來往密切的華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調查,有的最後只好終止在美國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國。

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佈開展對華貿易戰,一是對中國製造增加關稅,以減少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二是嚴厲打擊中(共)國對美智慧財產權的侵奪活動,此舉導致世界物理學界最大損失——史丹福大學那位離諾貝爾物理學獎最近華人物理學家張首晟自殺。

拜登時期的新一代中國通對華並不友好

中美貿易戰開展後,中(共)國採取「以拖待變」的禁買美國大豆打擊川普票倉的方針,並以各種方式干預美國大選,希望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有所緩和。這個願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共)國在美國政壇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國通因年齡等原因陸續退休後,新一代中國通對華態度與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呈現「代際衝突」》。該文記述,川普對華貿易戰5個月後,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主辦的「21世紀中國中心首屆中國論壇」(the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國外交戰略界持續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正產生逐漸清晰的代際分野,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在對華認知問題上更趨負面,在對華政策主張上比老一代更強硬、也更趨攻擊性。

當時擔任美國安全中心執行副總裁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表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美國將成為一股穩定力量」「美國必須採取對抗措施——在資訊運營、智慧財產權盜竊、新疆再教育營中拘留了至少一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納雖然只有42歲,但資歷頗豐。他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喬·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擔任負責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從他2011年至2012年在國務院中國和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開始,已經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經驗。多年來,他一直主張美國的戰略「不應只是接觸或遏制」,而是要競爭對抗。他的主張如今就體現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與拉特納同樣年輕的中國問題學者和前實踐者,被稱為「年輕一代」,以與老一代中國通相區別。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以說,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既與中美兩國國勢變化、兩國的國際地位有關,是國際政治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但是在兩國行政當局都想在競爭狀態下有限合作的狀態下,多次接觸談判難有寸進,實與「人和」有關,這就是中國方面感嘆「如果現在要有傅高義那樣的中國專家就好了」的內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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