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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失去自由的絕望中,學《毛選》學出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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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牢五年半,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我還做了不少筆記,用廁所裏面的手紙編了一本詞典。然後呢,學出一個「反革命」。實際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實際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講述人:宋永毅|文革史學者

宋永毅,1949年生於上海,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榮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產中國的政治運動史著稱,代表作包括《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和《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

作為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同齡人」,宋永毅從小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相信「新中國救了勞苦大眾」、「毛澤東是我們的救星」。品學兼優的他是學校里的少先隊大隊主席,考上了當地最好的上海中學。但很快,當局開始強調家庭出身、階級路線、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山雨欲來。

在高幹子弟雲集的上海中學,「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親被劃為「資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幹子弟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迫害的對象。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積極參加運動,是毛澤東的忠實擁護者。他日後回憶說,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歲月。因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黨的奴隸,人家還不讓你做呢。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麼時候成為一個以共產黨眼中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說,應該是在文革期間隔離審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陽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盞孤燈陪伴的日子裏,他認認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經過痛苦的思考,對馬克思主義,對毛的思想體系產生了懷疑。說來諷刺,共產黨的監獄、毛澤東的著作本來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卻因此成為一名堅定的「反革命」。

你突然失去了陽光,失去了空間,失去了任何人際交流,就在一個三平方米的地下室裏面,只有一盞燈陪着你。我認真看了幾十遍甚至上百遍通過絕殺鬥爭換來的《毛澤東選集》,在學習和痛苦的思考中間,從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懷疑。

我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出生的。新中國是10月1號嘛,我是12月15號,名副其實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

我的家庭用美國的標準來說呢,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南京路上有一個很小的舊貨店。他本人並不擁有資產,是替投資的那些人管理這個店,就是一個管理人員,或者說是一個經理。但是在中國大陸就麻煩了。你雖然不是「黑五類」一類的打擊對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劃了「黑七類」,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劃在裏面。那就說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說是有點黑了。

這個家庭本身應該說是擁護共產黨的,這一點從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我這個「毅」字是怎麼來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佔領以後,第一任市長是陳毅。據說在我出生前,陳毅到南京路去巡視,我父親遠遠地看了看這個共產黨的市長,覺得很不錯,很帥,也有儒將風度,回來以後,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輩,就叫宋永毅。

我父親在我5歲時候就因為中風過世了。後來我的家庭就像魯迅小說里所寫的,「從小康人家陷入困頓」。即便是這樣一個中間的家庭,即便你是擁護共產黨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學、學習過程中都給我造成極大的困惑和壓力。

【編註: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幹子弟雲集的上海中學。儘管學習成績優異,但因為並非紅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屬於體制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更當不了團幹部。儘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積極投身運動,誠心誠意地跟着毛澤東走。】

毛澤東發動文革,那些高幹子弟、「紅五類」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時候已經很講階級路線了,班上的高幹子弟就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們想抄出我的反動日記。實際上那個時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記啊,覺得比雷鋒還要雷鋒。因為學習雷鋒嘛,總是寫那些豪言壯語,根本不是心裏話。那段時間,應當說我參加運動還是很賣力的,說是毛澤東狂熱的支持者一點不為過。

什麼時候我對這個制度,對這個運動本身產生懷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時候學生都不上課了,但我們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學習,也有一些討論。當然討論也是很謹慎的,因為那個時候「公安六條」規定,你有任何言論都可以把你抓起來。那個時候圖書館關閉了,我們就去偷書。我們那派中間也有不少高幹子弟。他們的父親受了衝擊以後對家裏面那些內部書的管轄就鬆了。他們就可以比較自由地從他們父母的書櫃中把這些書帶出來——「黃皮書」主要是西方文學的;「灰皮書」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我看到毛澤東在文革中間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拉那一套,比如說希特拉有一個衝鋒隊,完全是依靠衝鋒隊打開局面。它那個啤酒館政變,好多也是年輕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了。到68年毛澤東把紅衛兵拋掉,用工宣隊、軍宣隊把紅衛兵整下去,就像希特拉最後依靠黨衛軍那樣。這個民粹主義的對照對我的衝擊非常之大。

【編註:文革期間,宋永毅兩次參加反對文革派的「炮打張春橋」事件,期間和朋友在讀書小組聚會時的談話遭人舉報,被說成是反動言論。1970年,在中共發動的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一打」指的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分別為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宋永毅被送進封閉學習班、後來又被抓捕,隔離審查。從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里,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間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事件,因為張春橋是當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同時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當然是毛澤東的親信,後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張春橋」的起因呢,講起來很好笑,並不是張春橋是極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極左。青少年炮打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比他還要左。所以這個運動的發生是陰差陽錯,但是人們總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間開始思考,開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離審查,那個是非常絕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陽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間,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際交流。你就在一個三平方米的地下室裏面,只有一盞燈陪着你。我在裏面也想過自殺,但是沒辦法,那個燈泡不是220伏的,是一個交流電的,電不死。在裏面什麼書報都不能看。我還是通過我的絕食鬥爭,我說:「我要學習馬列主義,我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後來他才給了我《毛選四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幾本列寧的著作。這大概就是我這五年半間看得最多的東西了。我是認真看了幾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學習和痛苦的思考中間,從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懷疑。

你比如,我們以前一直說是中共擔任了抗日戰場的主力,國民黨的軍隊不是主力。你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澤東所有關於軍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軍交戰,然後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從國民黨手裏搶政權,你就發現中共根本就沒有抗日。這個抗日戰爭,它完全就是擴大政權、擴大軍隊,以便打內戰中能夠奪取政權。

我坐牢五年半,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我還做了不少筆記,用廁所裏面的手紙編了一本詞典。然後呢,學出一個「反革命」。實際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實際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編註:文革結束後,宋永毅獲得平反,考上大學,1989年赴美留學。此後,他潛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1999年在返回中國為籌建中的「文革數據庫」收集資料時,當局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為名將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學者寫信聲援,美國官方也參與斡旋。半年後,宋永毅終於平安回到美國。】

我的經歷呢也是蠻有趣的,兩次坐監獄都是因為文革,第一次那個五年半非常絕望。1999年到2000年被關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個感覺,覺得我會被放出去。那次坐牢應該說我沒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國家安全人員後來都成了我的學生。

北京國家安全局的這些年輕人,他們對文革的興趣非常大,但是缺乏了解。他們覺得我對文革了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飯以後,他們就聚着跟我說:「宋老師,你就給我們講講文革吧。」我就從毛澤東發動文革開始,一直講到林彪事件,講到粉碎四人幫。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來聽我講這個課。

毛澤東是以政治運動治國。他的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給他統計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過一個統計,絕對不是精確的統計,因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開的。我得出的結論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因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萬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總是對共產黨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饑荒,那是死了3000萬到4000萬人啊!但是後來毛澤東做了一個不像樣的檢討。他又把矛頭指向了那些基層農村幹部。搞了「四清」,發動農民去搞那些幹部,把氣給消了。沒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運動的重複性和民眾對它認識的循環這是我這些年研究下來非常深刻的體悟。現在習近平,他又重複毛澤東的那些東西,舉個例子,毛澤東搞公私合營,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資產階級的產業全部給掠奪過去了。最近習近平搞的對那些民營企業的掠奪,講來講去還是毛澤東那些東西。只要你在中國共產黨的框架內搞這些專制,你都逃不過毛澤東原來那些東西。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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