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營峰會的聲明雖然只是東亞多邊安全合作的開端，卻默默在現有「美日安保」和「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之間建立聯繫機制和上層架構。（圖片取自拜登推特）
2023年8月18日，賴副總統出訪之旅順利結束，中國方面循以往我國高層出訪慣例，全程以文攻武赫的形式表達不滿。與以往我國高層出訪不同的是，解放軍的東海演習一部分是為表達「過境外交」的不滿，但賴副總統此次出行並非突破上限之舉，中國實際不滿的是在馬利蘭州舉辦的美日韓大衛營（Camp David）峰會，浮現中的東亞多邊安全機制（security regime）對台灣表達關注。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日本與鄰國之間的歷史因素，以及國共內戰懸而未決的背景，東亞地區未能出現如同北約的多邊安全機制（security regime）。從美國的自身利益考量，是為避免陷入過度的安全承諾，也是由於東亞地區的地理條件過於破碎，文化與發展也不似歐洲一致。當時剛成立的共產中國政權也不似蘇聯強盛，且忙於內部的政治問題，一時之間仍未成為鄰近第一島鏈國家的立即性威脅，北約形式的安全機制便沒有成立的急迫性。
俄烏戰爭以降，北約成員國提供烏克蘭支持之舉已讓中國警覺，今年上半年北約東進的訊息已讓中國警惕，七月份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北約峰會更見到日本與澳洲等QUAD成員的參與，西方國家之間基於價值與意識的意象，經由多層次的安全機制在中國周遭日漸具體。雖然中國以消極的態度回應美中熱線和護欄機制，甚至在香格里拉會議冷待美國，但似乎並未讓美國的腳步停頓，反而因中國強硬的態度，促使更多價值相近的盟邦表態支持美國。
美日韓大衛營會議期間，適逢中國北戴河會議接近尾聲，中國對會議聲明內容應是有所掌握，但是近期北京在金融與洪災衝擊之下，如何穩定內部情勢已是難題，大衛營峰會對台灣的聲明形同對中國的一次突襲。特別是峰會後的三份文件稱，台海和平對國際的安全繁榮是不可或缺，其效應遠比台美之間的「過境外交」更觸動北京紅區。
在AUKUS的離岸安全框架之下，美日韓的合作形同設置一道對中國出海口的鎖鑰，也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最關鍵的一片拼圖。與AUKUS相近的是，美日韓三國的軍事系統都是基於美國科技與標準，像是神盾（AEGIS）和愛國者構築的反導彈與防空系統，彼此之間的整合與資運轉移更為便捷，而今進一步藉由相近的價值整合經濟與軍事資源，將能削弱中國經濟條件對地區整合的影響。中國面對美國由遠而近多層次的安全設計，只能在鄰近地區以軍演與海警活動示威，反而減損「振興東亞」的經貿誘因。
近年朝鮮頻繁的對日本方向進行超過百次的導彈試射，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幾乎零進度的現況，中國不只無法有效約束，甚至與俄國在近兩年增加在日本海域周遭演習的次數，使得日本與韓國的壓力與日俱增。2022年以來，中俄之間的北方聯合演習規模達10艘船艦以上，行經路線包括宮古海峽、對馬海峽和津輕海峽，更是形同對日本鄰近海域的繞行。今年8月份，11艘中俄船艦被發現在台灣東北部和日本沖繩縣南部海域，除了展現阻援奪台的能力，更是為顯示已有能力突破第一島鏈威脅日本。中俄結伴的舉動促使日本將安全的排序置於經濟之前，一改以往對地區安全事務保留的態度。
同樣由於現實的安全問題，近年韓國與日本的關係也迅速改善，不久前的2020年外交藍皮書中，韓國不再被日本稱為最重要的鄰國。2021年，韓國的國防白皮書中也不再稱日本為夥伴，難以想見日韓能夠擱置歷史問題。在美國的整合下，三國邁向AUKUS的途徑，進一步整合安全與經濟層面，確立每年舉行一次的三邊峰會，擴大聯合軍事演習，建立三方溝通熱線。
岸田內閣執政以來，大致延續前首相安倍的路線，由於岸田的黨內基礎不如前任，尚有麻生太郎和岸信夫等派閥環伺，因此得在安倍政策的基礎上取得其他派閥支持，導致沒有明顯鷹派色彩的岸田得在外交政策上更為積極。今年以來，岸田接連出訪波蘭和參加北約峰會表達合作意願，7月份派遣外相林芳正訪問印度等六國，積極參與「全球南方」議題，顯示日本將強化在國際事務上的決心和角色。岸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全方位出擊的動作，實際上也以美國盟邦的身份分擔美國在全球事務的部分責任。大衛營峰會上延續政策脈絡與美韓合作，也顯示自民黨內部對日本未來的國際角色轉型有一定的共識。
對韓國而言，東亞多邊安全機制同樣考驗着「事大主義」的傳統，現今尹錫悅在民調不足30%，參與峰會實為一場對韓國命運的豪賭。由於韓國部署終端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中韓關係一路走低，但是企業界仍希望能與中國尋求平衡方案，而尹錫悅本就不受財閥所喜。
大衛營峰會的聲明雖然只是東亞多邊安全合作的開端，但是卻默默的在現有的「美日安保」和「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之間建立聯繫機制和上層架構，未來有助於三國之間在地區事務的迅速應變。最直接的影響是可能鬆動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態度，若要符合大衛營峰會的聲明，未來日本面對修改和平憲法的議題將在所難免。
進一步以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日本與韓國都與中國之間有着極深的經濟互賴關係，三國之間還有着ASEAN+3維持地區經貿機制，日韓似乎難以拒絕或拋除中國軟實力的影響。然而，以美日韓以及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完整性來看，面對中國仍有一定的議價能力，未來以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為核心的科技社會，需要的是價值和科技的整合，面對中國相異的意識與價值體系，選擇中國將瓦解現有日韓在戰後建立的身份認同。面對地緣政治顯而易見的威脅，基於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三國攜手避免中國取得先進的科技也符合共同的國家安全目標，無論從現實主義或是後現代的角度考量，日韓對於生存和主體性建構的途徑已有選擇。
隨着東亞多邊安全機制的浮現，可以預見中國也將尋求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建立以自然資源和能源為主的東南亞國家進行反制，東西方體系不可避免地在東亞地區形成「南北分歧」（North-south Divide）的局面。台灣若能善用地理與人文的優勢聯通東亞的南北世界，從意識與價值平衡地緣天秤，或將成為基於後現代地緣政治，超越傳統安全問題的生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