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3日，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冬季那達慕大會開幕式上，當地民眾身着蒙古族盛裝參加騎馬比賽。
1991年有朋友安排我去西藏躲風，避免我剛在境外出版的小說《黃禍》惹來麻煩。那段西藏生活和旅行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中國民族問題。因為要避免《黃禍》發生，中國必須政治轉型，而那時正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民族衝突在轉型過程首當其衝，揭示中國的政治轉型會面臨同樣難題。本來我是當作中國政治轉型研究的分支，計劃用幾個月時間，結果持續了二十年，寫了《天葬——西藏的命運》、《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兩本書和一系列文章，以致在我被介紹身份時總是先被划進民族學領域，其次才說我是作家，而沒人注意我的主業是政治轉型。
有讀者問我為什麼沒有關注內蒙古，即使無力關注中國所有民族，內蒙古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與西藏新疆是同級別的民族問題，我卻幾乎沒寫過什麼。
我多次去過內蒙古，二〇一四年還驅車上萬公里，走遍了內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沒有寫的可能。但最終沒進行下去。因為如果動筆，我要寫的不是遊記，是民族問題，是蒙古的人。寫《天葬》時，我還能在西藏收集各種文件，與不同的人交談採訪。寫《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時，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還有機會和當地的人交流。而現在的內蒙古，卻既無處收集文件，也無處跟人交流，甚至連蒙古人都難看到，滿目皆漢，無論是人是物還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麼漢化，要麼不敢講話，要麼無話可講。
蒙古族的失聲，與文革期間的肅清「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直接關聯。當時在中國軍隊主導下，主要由漢人執行刑訊逼供，中國境內整個蒙古族當時為二百萬人，定為「內人黨」或被株聯的近百萬，幾乎席捲了所有蒙古人。數以萬計的蒙古人被屠殺或迫害致死。蒙古人的政治、文化、知識精英在那個過程基本被消滅殆盡。當一個民族經歷過那種摧毀，即使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也得幾代人才能恢復，而在不自由的環境下持續中斷，一兩代人後便會永遠失去恢復的可能。
在我看，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已經快像滿族那樣消失了。滿曾是和蒙古一樣強大的民族，蒙古人創立元朝，滿人創立了更長久的清朝。我出生長大的中國東北是滿人故土，我身邊應該有不少滿人後裔，但是連他們自己都失去了滿的意識（更別說語言、歷史和文化傳統）。在現實中，滿民族已經完全不存在，只留存在歷史的故紙堆，假冒的景點和清廷宮鬥劇中。內蒙古的蒙人除了馬頭琴和長調，民族意識的表達只剩在酒後感懷成吉思汗的榮光，再為蒙古人的已逝輝煌哭上一場。
不過，內蒙古的北邊有蒙古國，更北還有俄羅斯的四個蒙古共和國。我曾想過那裏也許可以作為了解蒙古問題的入口。當我的西藏問題文集俄譯版在布里亞特共和國出版後，布里亞特大學邀我去訪問。就在我將去機場飛布里亞特首府烏蘭烏德時，北京警察將我攔截在家，禁止前往。後來知道是俄國警察先去了布里亞特大學，禁止為我安排的所有活動。我只能猜想是因為布里亞特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俄方擔心研討中國民族問題的活動會產生官方不喜歡的影響。我懷疑攔截我出境是俄羅斯警方要求的，中國警方是配合，雖然沒有證據，但是各種拼圖之間的關聯明顯。從那時至今，我的出境禁令一直沒有解除。
此時，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中，可以看到俄羅斯的蒙古人被驅使充當前鋒，他們的傷亡率遠超俄羅斯人。這情景很像一九五九年中國軍隊對西藏的所謂「平叛」，派去衝鋒陷陣的是蒙古騎兵（見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還有這樣的報導更令人傷感——在布里亞特的首府烏蘭烏德，幾乎每天都舉行葬禮。首府大會堂本是孩子們玩耍的地方，現在放滿了陣亡士兵的棺材……
不知曾來我家做客的布里亞特青年攝影師格桑現在的狀況怎樣。二〇一五年那次我如果去成了布里亞特，學術活動結束後會去格桑在貝加爾湖畔的老家，與他家人共住幾天——那是當時最吸引我的安排。而今他的家人又是什麼命運？他的兄弟是否被送上了戰場？是否還活着？雖然經常牽掛，我卻沒聯繫他們，一是怕俄方監控通訊對他們不利，二是不知該怎樣表態。我反對戰爭，譴責普京，可那畢竟是他們的國家和總統。在涉及到民族問題時，分屬不同民族的友人之間就會陷入這種左右為難。我能做的，只是為他們的平安祈禱。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