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峻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讚美毛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甦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台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什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本欄「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教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了解,不過是搜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講話,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升華為崇高的道德。」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覆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着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什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量死亡?
毛澤東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並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製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共立即捲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記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法國革命雅各布賓專政,上斷頭台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這些確實的情報,毛和中共高層絕對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關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對蘇共二十大的肯定,他們公開也承認斯大林有「錯誤」,但是毛內心的真實,他那反人類的冷酷心理,是後來才為人知:他根本反對否定斯大林,說俄國人把兩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丟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丟了。何謂刀子?殺人工具也。毛欣賞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殺人本領。
可見毛留戀的迷信的仍然是幾十年前佔山為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因此,口出好戰狂言(世界大戰死一半人口,換來一個新世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心。親自發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鬥鬥!殺殺殺!血流成河,哀鴻遍野──便都在他的內心邏輯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絕不仁道,視百姓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黨內,和劉少奇的分歧,實質上仍然是關乎死人問題。人為的錯誤導致三千萬人死亡,使劉少奇良心發現,形成高層衝突,七千人大會,而後文革,千百萬人頭落地。
在我看來,無論學者專家,還是學生市民,只要面對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對二十世紀的也是人類空前的踐踏人權的記錄,批毛,已不再具有學術上的需要,而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追查如山的血案,對殺人元兇進行公開的缺席審判,然後,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個受難者紀念碑。
中國的民主化,如果無法越過這個障礙,徹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給繼承人的殺人基因,那麼在必將到來的共產大廈倒塌的一天,難免還會有一場大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