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止她再自殺，把她關進一個只有8平方米的房間，派專人日夜監守。房間內晝夜開着燈，不准掛蚊帳，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腫塊，看守人每天端來一盆稀釋的敵敵畏潑灑在地面上。屋內空氣污濁，又數月不見陽光（看守人在牆上挖了個小洞，每天讓她伸出手臂曬半小時的太陽），豆豆掉了6顆牙，頭髮掉了一半，體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關頭，她向毛澤東寫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軍政委高厚良來向監禁中的豆豆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同張清林往來，他們與死黨有區別。
經政治局討論，決定把豆豆下放到農場勞動鍛煉。
8月初，豆豆和張清林一起來到黃河灘上，這裏是空降15軍43師的農場。豆豆改名叫張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勞動是給果樹打農藥，農藥引起她皮膚過敏，渾身紅腫瘙癢。後改為牽牛種地，牛不聽她使喚，又讓她鋤草、餵豬、做酒。一天忙活8小時。
空降15軍政委張純清來看望她，同情她的處境，要她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豆豆說：「我不會再寫信了，我會活着，我活着歷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組織部和空軍幹部部派人來農場，向豆豆宣佈鄧小平的指示：
恢復組織生活，恢復真名，按幹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走訪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個月的訪談，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參與一些上層鬥爭的事甚少，多年來，社會對林的晚節褒貶不一，生發出許多的小道傳聞，豆豆雖有個人刻骨銘心的沉痛記憶，卻無法作出一些關鍵史實的確切說明。不是豆豆不想談，是她談不出來。她雖生活在優渥的帥府，但處處都是政治藩籬，她受閱歷和學識所限，無法深入父親胸懷中的另一個世界，特別是那些叱咤風雲的軍事鬥爭，和殘酷又陰暗的政治博弈。
我決定擴展訪談範圍，回到北京，拉網式地採訪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戰爭年代，他們和林彪朝夕相處，都退休在家，如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總參作戰部部長蘇靜、某國防工程負責人蒲錫文、上海市委副書記陳沂等。林彪的老秘書中，我拜訪了潛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衛生部副部長譚雲鶴、建國後林辦的工作人員。我還走訪了8341的警衛人員、專案組、「小艦隊」和知情人。更高層的有林的老部下蕭克、耿飈、任思忠（廣州軍區政委），專案領導人李德生。
我還想走訪「九一三」事件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他們經受過特別法庭的審訊，也許會從憤懣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們都不在北京，是軍事法院把他們交給了軍區看管，黃永勝在青島，吳法憲在濟南，李作鵬在太原，邱會作在西安。我決定先去見李作鵬。李在東野是林身邊的作戰處長，東北戰場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鵬可能是急於要擺脫自己背負的沉重枷鎖，得知我要見他，就給公安部寫了封揭發信，說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歷史，是籌謀為林彪翻案。此信轉到了總政，總政怕火燒「閻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書的宣傳部，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責令我停止對林彪有關的一切採訪活動，要我保持晚節，並寫出書面檢討。
這突如其來的橫禍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悶棍！我向找我談話的領導人表明：我師出有名，是解放軍出版社聘請的，組織出版這部書，有你們宣傳部的批示，我沒有過錯，更不承擔任何責任，絕不會給總政寫出一個字的檢討。
最終，由《星火燎原》編輯部擔當了責任，寫出了書面檢討。
我的一支禿筆卻給封了，採訪筆記也鎖進了箱底。很快，就給我下達了退休命令。
還原真實的林彪，路漫漫其修遠
上世紀90年代初，我走進了《炎黃春秋》編輯部，被聘為副主編。在編委會中，有不少是從舊意識形態營壘中衝殺出來的老革命，他們諄諄地教化我，要我摒除黨文化，遠離「立場觀點」的偏見，用劉知己的「不掩惡」、「不虛美」的理念重新審視林彪。
老革命們解放了的歷史觀，又燃起了我重寫林彪的熱情。我的一位鄰居曾是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專案的材料組成員，是他把全軍批判揭發林彪的材料，編輯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軍委檔案館。這是難得的「寶藏」，我試圖走進檔案館查閱，那裏已高掛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幾年功夫，通過搜集知情人的眼見耳聞，獲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實，證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無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個十惡不赦謀害毛澤東的罪魁禍首；「林彪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證明了林立果的「小艦隊」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執筆寫眾望所屬又關卡森嚴的大部頭，首先得把推進糞坑裏的「死魂靈」扒拉出來沖刷，還原林彪真人的模樣。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要去翻越歷史窮山惡水的艱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沒有能力去作為，我只能把走訪蕭克、耿飈、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層領導人的言論，逐字逐句地記錄在案，也原汁原味錄下林彪身邊的參謀、秘書工作人員對林的記憶。這些可貴的資料，我都沒有公開，仍舊在做縝密的研究，考證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實性。多年的編輯經驗告訴我，若要把歷史真相全盤托出，很可能會被興師問罪，所述史實要是稍有偏差，讀者更不會饒恕你。
我還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歸真相，最大的困難，是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定性林彪「叛黨叛國」的1971年57號文件，和印發全黨數落林種種「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續數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億萬軍民的大批判運動已「深入人心」，要轉變被顛倒了的輿論，非我單槍匹馬所能做到，唯一的辦法是鼓動有識之士參與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門，我都誠心地接待，告知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對當事人的採訪。他們中大多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匯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美籍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着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的書令人折服。
再一個是中新社老記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國內外介紹「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難的。2011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郊區召開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會，邀請當事人和家屬26人、專家學者18人，暢談了「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由此引發的變故，以及今天的認識。我請高瑜來主持會議，並寫了報道。
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網站轉載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會的消息後，國內的批林即刻銷聲。
與這些真誠的、有責任感的學者相比，舒雲走的是一條邪路。署名「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後，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張清林打電話給我，指責舒雲在書中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未經他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張清林很是憤然，表示準備對舒雲提出侵權訴訟。我問豆豆是怎麼回事？豆豆說，舒雲沒對她說過出書的事，更不知書的內容。正好此時，我的一位朋友弄來這部書，她看了，說是一部大雜燴。我趕緊借來一讀，內容確實雜亂，大都是用舊文組裝。全書不過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讀過，有1980年豆豆給中央的申訴信，1982年她來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實況向中央領導做的陳述，還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舊作，另兩篇分別摘自張雲生的《毛家灣紀實》和官偉勛的《我所知道的葉群》，為她的境遇鳴不平。唯有說理不清的《為林彪元帥辯護》和添枝加葉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兩篇算得上口述，卻是出自舒雲之口。
為了「豐富」書的內容，舒雲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我在1986年採訪林豆豆時，就見過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佈決定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後，豆豆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訴人有條有理地用事實在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辯護，沒有譴責批判的用語。舒云為出書，篡改了原信說理的主旨，變成了一篇聲討特別法庭的檄文。
舒雲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嚴謹，最初出現的錯誤，我是諒解的。她本應接受教訓，敬畏歷史，在自己前進的路上做出更為艱苦的探索，花大氣力從大量的口述中獲取真實而有價值的史料，舒雲卻求利心切，在書中大膽妄為地編造情節，又竊走我寫成的資料加以濫用，失去了學者應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學研究真誠的風氣。
編後語：本文原為作者質疑舒雲的《林豆豆口述》一書所寫的文章，題為《從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說起》。因讀者不太熟悉書中內容，經作者同意，從中截取了作者寫林彪傳的艱辛歷程的部分。——編者
2013年第3期《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