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在探討「財富的本質」和「如何創造財富或財富的成因」，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給的答案是「勞動分工的發展是國家富起來的原因，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協調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這是邁向理解亞當．史密斯經濟思維的一個關鍵，而了解「看不見的手」更是關鍵中的關鍵。
在《原富》裏，「看不見的手」或「無形之手」(an invisible hand)這一個詞（第四卷第二章第九小段），那裏只是它所代表的政經分析原則的一次應用；在《原富》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表面上「看不見的手」這個詞雖沒出現，但它所代表的分析原則卻得到較周全的論述。如果不知道此一分析原則，那麼整本《原富》讀起來的趣味便會失去大半。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海耶克（F.A. Hayek）經濟哲學的核心，而海耶克中年以後的絕大部分著作，也可以說是用來闡揚該分析原則的。
貿易干預之弊
亞當．史密斯在《原富》的第四卷應用此一分析原則，討論幾個當時流行的經濟政策哲學，其中，第二章〈論國內能生產的貨物從外國輸入的限制〉剖析貿易干預之弊，進而鼓吹自由貿易。他說：「目前以高關稅或禁止輸入等手段，讓某些國內產業享有獨佔利益的情形非常普遍。……這些政策雖然鼓勵了特定的產業，但它們既不會增加一般產業活動量，也不見得會引導產業活動往最有利的方向發展。……政府對貿易施以管理，不可能使社會一般的產業活動量，增加到超過社會全體資本所能適應的限度。貿易政策只不過使一部分資本，轉向一個若無該政策干預就不會投入的方向。政策着意引導的投資方向，絕不確定比資本自動會投入的方向，對社會可能更有利。……每個人都不斷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尋覓最有利的用途。……而每個社會的收入，一定剛好等於其全部產業每年產出物可以交換到的價值，……。
由於每個人都會盡其所能，運用其資本在國內（即，其熟悉的環境）發展事業，而且也都會竭盡所能地經營，務求其事業產出物有最高的價值；結果等於是，每個人都在自然而然的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達到最高限度。一般來說，私人誠然不是有意要促進公眾的利益，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促進了多少公眾的利益。……在這裏，就像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被一隻自己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促進了一個自己意圖之外的目的。
私人雖然沒有把這個目的放在心上，但社會全體並不因此而較少獲益。透過追求自己之利益，私人往往比其真想促進社會公益時，還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公益。……個人的資本究竟能應用到哪一種國內產業？應該怎樣運用，才可能獲得最大價值的產出？關於這個問題，每個人在各自熟悉的狀況下，自己做出的判斷，顯然會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所能替他做的判斷，要來得更好。政治家如果企圖指導人們該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則他們不僅不能放心託付給任何單一個人，即使託付給樞密院或元老院，也會有令人不安的權威。這一項權威，如果落入一位大膽荒唐，乃至自以為有資格行使它的人士手中，那就再危險不過了。」
在前面那段散文式的論述里，絕大多數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者，似乎只對自利行為、產品交換價值、和某種社會最大利益之間的特殊聯繫，感到好奇。對於最後幾句關於「資本如何使用，由誰來做判斷最有利」的警語，他們似乎不大感興趣。他們似乎認為，那只是亞當．史密斯個人在鼓吹自由貿易的立場，所提出的一個特殊見解而已，不是一項普遍的分析基礎。他們或者認為，亞當．史密斯的警告只適用於政治權威，而不適用於所謂社會科學家所代表的知識權威(也許是因為後者被認為比較客觀公正又比較有學問)。若非如此，對新古典經濟學相當感冒（但又未能完全捨棄新古典思維）的寇斯（R.H. Coase）也許就不會被誤導，乃至覺得「《原富》的主要命題是，經濟體系沒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統一計劃，也可以有秩序地運行。價格系統（這隻『看不見的手』）能協調經濟活動，而且還能產生對整個經濟有利的結果。經濟學界在《原富》出版後的一個主要工作，……便是將亞當．史密斯的這個命題形式邏輯化。」
其實，這是理性迷對亞當．史密斯的一個曲解。《原富》裏，沒有「經濟體系沒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統一計劃，也可以有秩序地運行」這個命題。政府管理或中央統一計劃，無法取代自發形成市場秩序的那些成規與常例。要了解這一點，必須先對「看不見的手」有較深入的領悟。
「看不見的手」不單指價格系統
亞當．史密斯的用語「看不見的手」，本來不單指價格系統而言。它是社會現象的一個分析通則（ a gene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ety）。現代大多數的經濟學者只知道亞當．史密斯因着有《原富》一書，而被奉為偉大的經濟學家，進而成為「經濟學始祖」，卻不知道他也是十八世紀英國一位極重要的倫理學家（moral philosopher）和法理學家（jurist）。他的第一本名著是《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mal Sentiments），他畢生的志業，原本是想以此《道德情感論》為基礎，完成一本也許會被稱做「自然法理學」（ Natural Jurisprudence）的著作。《原富》的部分草稿，原本是他未完成的法理學著作的一部分。換言之，他的經濟學，是他倫理哲學思想的一個引申。這個哲學思想的主要旨趣是，「把社會的起源史，追溯到若干最簡單而普遍的構成原理；把幾乎所有過去被認為是人為刻意制定的各種制度歸結成為，是因人們的行為依循若干淺顯的原則，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導致的結果；它並指出，最複雜且表面上看起來是人為造作的種種政策設計，其實也許不需要花費多少謀略巧思或政治智慧。」
我們如果把前述的評語，拿來和《原富》第一卷第二章〈論促成分工的原則〉（Of the Principle which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開頭的幾句話對照，應該很容易看出兩者完全契合。在那裏，亞當．史密斯說：「產生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型態，原非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亦即，不是有哪一個人預見並且着意追求它所產生的富裕，而才從事分工的。雖然它的發展過程是非常緩慢漸進的，但它的發展卻是必然的；分工，是人類相互以物易物的行為性向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雖然有這種性向，但沒有料到分工會有如此廣泛的功效。」相對於人為刻意造作的東西之具有「明顯的主觀意圖」，像分工這種「意想之外的」社會（或互動）行為秩序，可以說，是人類宛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所促成的。亞當．史密斯創造著名的「看不見的手」一詞，確實是用來表達「勢所必至」（ necessary）和「非主觀意願所能左右」（ independent of subjective wishes）的情況發展。海耶克將意想之外的行為秩序稱作「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是人們事實上（亦即，不是掛在嘴巴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為原則（abstract and universal rules of conduct），而於無意間造成的結果（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
如上所述，「看不見的手」是一個社會分析的原理，它的適用對象是自發的行為秩序。亞當．史密斯應用此一原理研究市場和分工對象，所獲致的偉大科學成就，就在於看出，在不斷延遠擴大的（ ever extending and expanding）經濟活動秩序形成過程中，產品交換價格的重要意義。利用產品交換價格所提示的抽象訊息，人們最能夠突破個別知見範圍狹隘的限制，進而能夠為許多知見範圍外的人類提供有用的服務，滿足他們生活需要，也同時利用他們的技能，增進自己的福祉。
我們必須注意，產品交換價格在此被稱為抽象的訊息，有兩個用意。第一，交換價格不是產品本身具有的物理性質，物性不同的產品也許有相同的交換價格；第二，在許許多多人之間流行的交換價格，是他們個別的需求與能力的一項綜合指標；這個指數不變，並不表示他們個別的需求與能力也不變，亦即，知道這個指標，絕不表示知道其背後的具體需求與能力分佈。和個人只限於對親眼看見或親耳聽到的需求與能力做出回應的原始部落謀生方式相比，依循大商業中心憑以致富的那些文明成規與常例，事實上，可以使每個人更有益於他人。當然，那些商業文明的成規與常例也大多是「因人們的行為依循了若干淺顯的原則，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導致的結果」，即使是「最複雜且表面上看起來是人為造作的種種政治策略設計，其實也許不需要花費多少謀略巧思或政治智慧」。政府管理或中央統一計劃，無法取代這些成規與常例，以及人們依循它們互動所產生的價格訊息，因為人們依循如此產生的價格訊息一再自我調適，而自發形成的整個經濟活動秩序，所涵蓋的變數之多，其間關係之複雜，絕對不是任何人類智慧和知識能力足以考察周全的。
在市場自發秩序里，人們需要價格的指引，因為每個人所能掌握的具體供需資料是非常有限的。具體資料，不管是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或個人偏好方面的資料，無法全盤掌握，不僅是在市場經濟秩序中謀生之眾人，永遠無法擺脫的事實，同樣也是研究該種秩序的學者絕對無法超越的限制。新古典經濟學和亞當．史密斯（以及海耶克）經濟思維的分水嶺就在於，前者逾越了人智的分際，僭擬了超人的能力，乃至把假設的知識當作真知。所謂的「資源配置問題」就是一個顯着的例證。「在給定生產力和資源稀缺性條件下，研究各種產品的相對（交換）比例如何在市場上決定」如此這般的研究取向，把原本是因果關係的經濟理論問題扭曲成數理邏輯問題，而對於此一微妙的扭曲，不夠敏感的大多數所謂實證經濟學者，則陷入了一個更大的思想矛盾而不自知。
這個矛盾就是，經濟學者一方面似乎相信「經濟體系沒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統一計劃，也可以有秩序地運行；價格系統（這隻「看不見的手」）能協調經濟活動，而且還能產生對整個經濟有利的結果」，亦即，似乎相信「看不見的手」。但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為卻又清楚地透露，自己企圖算出協調經濟活動的市場價格，好取代那隻「看不見的手」，亦即，他只在嘴巴上相信「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家的思路
作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和當代經濟學家，都忽視或不了解亞當．史密斯所指涉的「人」，他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有主觀價值判斷的「行為人」，無法「標準化」，奧國學派學者就抓准了這點。研究奧國學派理論的已故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就此作了清楚的詮釋，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為我的《經濟學的天空—一位經濟學徒的管窺面》這本書里所寫的序言〈經濟學家的思路〉中就這樣寫着：
「1.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之一部分，我想這該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句話。但是，問題的發生，是在這句話的那個『人』字的正確概念，沒有被所有念經濟學的人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經濟學家所必須了解的『人』，與生物學家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欲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
2.人的欲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
3.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這個認知，截至現在，雖還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認知的深度都一樣，但可確信的，只有『人』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
4.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絕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絕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5.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的『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地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年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合，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的。即令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合。此所以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用亞當．史密斯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的話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6.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去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攪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7.如果我們把上述5、6兩點引用到經濟領域來講，那就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就是第5點所謂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第6點所講的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必須像第6點所講的那樣，前者對於後者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
夏先生認為有這樣的基本認識，才算是走向經濟學家的正路，才能有望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當今的所謂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經濟工程師」，甚至還有「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夏先生又說：
「經濟工程師是怎樣的人？他們是在幹什麼呢？工程師而冠以『經濟』二字，顧名思義，我們就想像到：他的專業是在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他無視於，至少是輕視了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萬萬的行為人，行行種種的主觀意志表象。各個人的主觀意志，畢竟不同於既定的、客觀的存在，而可以規格化的物料。工程師的專業是在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就這樣的一些物料預先作成一個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願望），然後按這個模型來建造一座壯觀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機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所建造的東西不同，而有建築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稱謂儘管不同，他們同樣地都是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製作他們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至於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則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
至於「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夏先生說：
「『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這一頭銜，其本身已經足夠顯明，用不着再多加解說。但我們也應知道：這類人物雖然大多是受僱於別人或某一集團而為那人或那一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但也有不是代表別人，而其所爭取的正是直接屬於他們自己的利益。如果這類人赤裸裸地講出他們所爭取的是什麼，那當然是光明磊落，無可非議，但是，他們卻每每把內心的真正企圖偽裝在富國利民的宏論中，藉以在輿論界造勢！」
夏先生於是感慨說：
「長久以來，在經濟問題的輿論中，一向摻雜着各類人物的手筆，而為一般人所不知辨別。這不僅台灣如此，別國亦然。但在現階段的台灣，因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的劇速轉型而引發的經濟問題特別多，也顯得特別嚴重，於是見諸報刊的經濟言論，也就叫人目不暇給，其中出自上述第二和第三類人物的也更多，出自第一類的很稀少，即令有，也難得掀起純潔的熱情討論，以至無助於輿論的健全。
輿論界既是在這種情形下造成聲勢，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將會怎樣也就可想而知了。舉一兩個例子來講，過去受政府決策保護的所謂『策略性工業』，到了高喊經濟自由化的今天，只是換了一個名稱，叫做『明星工業』。這不是經濟工程師的心態還在作祟嗎？至於財經金融措施之受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之影響，更顯見於去年(一九八八)股市風波的時候。目前，通貨膨脹已開始成為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在此議論紛紜中，我們所看到的，大多是些揚湯止沸的主意，很少人回想到多年前經濟學家的事先警告而在作釜底抽薪的考慮。這又顯出經濟學家的意見之如何不受重視，因而其聲音之趨於消沉。」
夏先生說的第二類人物就是「經濟工程師」，第三類人物就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而他在一九八九年所說的那些產業政策和財經金融措施，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但沒有停止或減少，反而更加浮濫。「有形之手」干預力道更強大，範圍更寬廣，「無形之手、看不見的手」或市場機能被壓抑、被取代，甚至於被抹黑！亞當．史密斯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而《原富》的確已是「大家都知道都聽過，但沒人看過」的「經典」鉅着矣！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