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根據《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一書作者瑞·蒙克（Ray Monk）的記述，1951年4月28日，62歲的維特根斯坦躺在病床上，醫生的夫人對他說，他的英國朋友第二天會來看他。就要失去意識的維特根斯坦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幸福的一生。」
很多分析者認為，維特根斯坦一生飽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包括他的自殺傾向），怎麼看都不會是幸福的一生，但他為何在臨終前說出這句話呢？美國史丹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哲學家羅納德·L.霍爾（Ronald L. Hall）專門寫過一篇論文來分析此事，他認為維特根斯坦臨終時或許說的並非「我度過了幸福的一生」。（philpapers.org/rec/HALIAW）
不管怎樣，相比於那些網上流傳的名人遺言，這句話十分觸動我。要知道，正如今天文章所言，大多數人在臨終之時，其實是沒有任何話說，便離開了這個人世。
記錄臨終前的交流
是家人們應對悲傷的機制
莫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生前常說，如果把他的名字當成兩個拉丁單詞來讀，意思就是「快樂的死亡」。得流感的時候，他會開玩笑地囑咐妻子蘇珊，說等到他臨終時，最好能播放貝多芬的《歡樂頌》。
但是2012年，時年77歲的他在走到生命終點之際，躺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家中的書房裏，肉體為癌症所困，意識陷於嗎啡的麻醉，音樂激不起他的興趣，吃食也被他拒絕，他在三周的時間裏衰朽了。
「足夠了，」他對蘇珊說，「謝謝你，我愛你，足夠了。」第二天早上，當她下樓時，她發現菲利克斯已經去世了。
在那三周里，菲利克斯說了很多話。他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同時也寫了一輩子的詩，儘管他臨終時的字句常常前言不搭後語，但它們似乎都源自他對語言的關注。
「在悲傷中有如此多的『如此』，」他在某個時刻說。「讓我從這裏下去。」他在另一個時刻說。「我失去了我的情態。」
令他的家人驚訝的是，他雖然一生都是無神論者，卻也開始產生天使的幻覺，還抱怨房間太擁擠——儘管房間里根本沒有其他人。
在菲利克斯臨終的那段日子裏，他53歲的女兒莉莎·斯馬特（Lisa Smartt）守在床邊，記下了他吐出的字句。斯馬特於20世紀80年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修語言學，並以教授成年人閱讀和寫作為業。
她說，記錄菲利克斯的胡言亂語對她來說是一種應對悲傷的機制。她自己也有些詩人的氣質（小時候，她像其他孩子賣檸檬水一樣賣詩，一分錢三首），很中意他那無拘無束的句法和超現實的意象。
斯馬特還想知道她的筆記是否有科學價值，於是最後，她寫了一本題為《臨終之語》（Words at the Threshold）的書，於2017年初出版，書中探討了181位臨終者的2000條字句中的語言模式，這其中也包括她父親的。
儘管這本書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是獨一無二的——我曾好奇人們在將死時到底會說些什麼，而在試圖滿足這份好奇心時，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出版作品。我知道有一些「臨終遺言集」，其中的遺言都是曼辭妙語、擲地有聲，但這些並不能真正展現臨終者的語言能力。
最後一句話
是「我也愛你」
事實上，幾乎沒幾個人研究過這些真實的語言模式，要想找點還算得上嚴謹的文獻，必須一路上溯到1921年、美國人類學家亞瑟·麥克唐納（Arthur MacDonald）的研究成果。
為了評估人們「臨終時的心理狀況」，麥克唐納翻遍了臨終遺言選集，這是當時唯一可用的語言學語料庫，他將人們分為10個職業類別（政治家、哲學家、詩人等），並將他們的臨終遺言編碼為諷刺、詼諧、滿足等主題。
麥克唐納發現，軍事人員的遺言中有着「數量相對最多的請求、指示或告誡」，而哲學家（包括數學家和教育家）的遺言中有着數量最多的「問題、答案和驚嘆」。宗教和皇室人員用來表達滿足或不滿的詞句最多，而藝術家和科學家用來表達滿足或不滿的詞句最少。
德國學者卡爾·古特克（Karl Guthke）在他的著作《遺言》（Last Words）中討論了西方文化長久以來對臨終遺言的迷戀，書中寫道，麥克唐納的研究「似乎是僅有的試圖通過對臨終遺言量化評估的嘗試，並且研究的結果很有趣」。
麥克唐納的成果主要表明，針對人們在生命最後階段的語言和非語言能力，我們還需要更優質的數據。古特克反覆強調的一點是，從17世紀開始，人們就將遺言收錄進各種語言的選集中，但這些「遺言」是時代對於死亡的關注和迷戀所催生的產物，而並非「具有紀實狀態的歷史事實」。論及臨終者的實際交流能力，它們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很有限。
當代的某些研究方法超越了過去的演講式獨白，專注於情感和關係。像是由臨終關懷護士瑪姬·卡拉南（Maggie Callanan）和帕特里夏·凱利（Patricia Kelley）於1992年出版的《最後的禮物》（Final Gifts），以及由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通訊研究學者墨琳·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學的名譽教授朱莉·英林（Julie Yingling）於2007年出版的《最後的對話》（Final Conversations），這些著作旨在提高生者與臨終者進行重要、有意義對話的技巧。
前幾個世紀裏對「最後一句話」的關注，已經讓位於當代人對最後的對話甚至非語言互動的關注。「當人變得越來越虛弱、昏睡時間越來越長，與他人的交流通常變得更幽微細碎，」卡拉南和凱利寫道，「就算人們虛弱得說不了話，或是失去了知覺，他們仍舊能聽見聲音；聽覺是最後消退的感官。」
老布殊去世後不久，我曾與墨琳·基利進行過一次談話。有大量媒體報道了老布殊的臨終遺言（據稱，他對他的兒子小布殊說了「我也愛你」），但她表示，更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將這句遺言視為一段對話的一部分（先是兒子說了「我愛你」），也是此前他與家人們進行過的、直至這一刻為止的所有對話的一部分。
基利表示，在生命的盡頭，隨着身體機能衰竭，人們缺乏進行長時間發言所需的體力，甚至是肺活量，因此大多數的互動將會是非言語的。
「人們會細聲低語出簡短、單個的字詞——他們的力氣就只夠這些。」基利說。藥物限制了交流。口乾和缺少假牙也會加強這種限制。她還指出，家庭成員通常會利用病人昏迷的狀態來說出自己的心裏話，這時臨終者無法打斷也無法反駁。
許多人在這樣的沉默中死去——特別是，如果他們處於痴呆症晚期或阿爾茨海默病晚期的話，這些疾病會在多年前就剝奪他們的語言能力。對於那些能夠說話的人來說，他們的臨終之語往往很平凡。我從一位醫生那裏聽說，人們經常說，「哦，操，哦，操。」
人們也常常念叨妻子、丈夫和孩子的名字。「一位來自臨終關懷機構的護士告訴我，男性在臨終時的最後一句話往往彼此相似，」豪約·舒麥加（Hajo Schumacher）在《明鏡在線》2018年9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幾乎每個人的最後一刻都在呼喚『媽媽』或『媽咪』。」
電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中，醫護兵臨死前反覆念及的就是「媽媽，媽媽」。
儘管如此，這些互動還是讓我很着迷，部分原因在於，當它們被寫下來時，那層幽微的人際紋理就喪失了。我有一位語言學家朋友曾坐在他臨終的外婆床邊叫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睛，看着他，然後去世了。這段簡單的描述省略了很多內容：當他向我描述這個過程時，他的聲音不時停頓，他的雙眼不時微顫。
但是，科學文獻中缺乏對臨終遺言或臨終互動的基本描述。有關譫妄（delirium）的語言細節的相關記錄最多，譫妄的特點包括意識喪失、用詞困難、煩躁不安，以及拒絕社交互動。任何年齡段的人在手術後都有可能發生譫妄，譫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也很常見，它是脫水和過度鎮靜的常見跡象。
新西蘭精神科醫生珊迪·麥克洛德（Sandy McLeod）寫道，譫妄在這個階段太過常見，以至於「在惡性疾病的最後階段，患者能夠始終保持頭腦清醒甚至可能被認為是異常情況」。在從術後譫妄中恢復過來的患者中，大約有一半人能夠記得這段令人迷惑、恐懼的經歷。
在一項瑞典研究中，一位患者回憶說，「我在經歷手術和那一大堆事情之後肯定是有點累了……我不知道我在哪裏。我覺得一切都變得含混不清……輪廓有點模模糊糊的。」
有多少人在走向死亡時是處於類似的狀態呢？我們只能猜測。
每一場死亡
都是獨一無二的
有賴於數十年來對兒童、嬰兒甚至是子宮中胎兒進行的科學研究，我們對語言的起源有了豐富的了解[3]。但是，如果你想了解語言在人臨終時如何消亡，那你幾乎沒有什麼資料可查，只有痛苦獲得的親身知識。
在莉莎·斯馬特的父親去世後，她所聽到的臨終之語給她留下了無盡的疑問，她接觸了一些研究生院，提出想要對遺言做學術研究。在被拒絕後，她開始自己採訪家庭成員和醫護人員。以此為契機，她開始與小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 Jr.）合作，穆迪是一位出生於弗吉尼亞州的精神病醫生，他最有名的成果是1975年的暢銷書《身後之生》（Life After Life）中關於「瀕死體驗」的研究。
一直以來，他都對他所謂的「死前胡言」很感興趣，於是，他幫助斯馬特進行了研究，其成果即是《臨終之語》，該項研究的根基是她父親的遺言以及她通過一個名為「遺言項目」（www.finalwordsproject.org）的網站收集的臨終話語。
她注意到的一種常見模式是，當她的父親菲利克斯使用諸如「它」和「這個」等代詞時，它們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所指。有一次他說：「我想找個辦法把這些拽下來，拽到地上……我真的不知道……不再束縛於地上。」「這些」指的是什麼？他對自己的身體在空間中的感知似乎在改變。「我得下去。我必須下去。」他說，儘管他身下什麼也沒有。
他還反覆念叨某些詞語和短語，它們往往沒有任何意義。「綠色維度！綠色維度！」（在患有痴呆症和譫妄的患者中，語言重複是常見症狀[4]。）斯馬特發現，他重複說的那些字句通常表達了感激和對死亡的抵抗等主題。但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主題，比如圓形、數字和運動。「我得離開，離開！離開這人生。」菲利克斯這樣說過。
斯馬特說，她最驚訝的是，人們的臨終話語中還有一部分似乎是隨着日子推移、一點點逐步展開的敘事。有這麼一個男人，起先，他談到一輛停在車站不走的火車，幾天之後，他說到火車修好了，又幾周後，他提到火車正向北方行駛。
「如果你只是走過房間，聽到你的至親之人說『噢，有個拳擊冠軍站在我床邊，』那聽起來可能只是某種幻覺，」斯馬特說，「但是如果你發現，隨着時間推移，對方一直在談論拳擊冠軍，並且讓他穿那個、做這個，你會想，哇，這裏有段正在進行的敘事。」
她猜想追蹤這些故事情節可能在臨床上有一定的功用，特別是當故事走向終局時，它可能反映出一個人對即將來臨之終點的感受。
在《最後的禮物》一書中，臨終關懷護士卡拉南和凱利注意到，「臨終的人經常使用旅行的隱喻來提醒周圍人自己的死期將至。」他們引述了一個17歲女孩的經歷，她患有癌症，臨終時，她因為找不到地圖而苦惱不堪。「如果我能找到地圖，我就能回家了！地圖在哪裏？我想回家！」斯馬特也注意到了這種旅途隱喻，不過她寫到，垂死之人似乎更加傾向於用隱喻。（然而，患有痴呆症和阿爾茨海默病的人往往難以理解比喻性的語言[5]，而研究其他文化中的臨終現象的人類學家告訴我，旅途隱喻並不普遍存在於所有地區。）
即使是對生命末期語言的基本描述，也可以推進（有關臨終階段的）語言學理解，還會給那些與臨終者打交道的人以及臨終者本人帶來一系列好處。專家們告訴我，更詳細的臨終語言變化指南可以幫助消除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並為他們提供一些控制感。它還可以為如何更好地與臨終者溝通提供洞見。對於那些或許和患者分屬不同文化框架的臨終關懷護士而言，他們的培訓中可以納入對文化隱喻之差異的介紹。
隨着壽命延長、死亡更多地發生在機構中，臨終時的交流將變得越發重要。在發達國家，大多數人不會像他們的祖先那樣快速而突然地死去。有賴於醫學進步和預防護理，大多數人可能會因為某種癌症、某種器官疾病（概率最高的是心血管疾病）或者僅僅是高齡而去世[6]。
這些死亡往往會是漫長、緩慢的，並且很可能會發生在醫院、臨終關懷中心或是有醫療專家團隊進行監督的私立療養院。只有當人們能夠與他人進行交流時，才能參與關乎自身照料的決定。有了更多關於言語如何消亡以及臨終者如何交流的知識，就可以使患者在更長的時間內有更多的自主權。
然而，由於圍繞死亡存在着文化禁忌，在臨終者床邊進行科學研究也有其倫理問題，對臨終語言和臨終互動的研究仍然是一場挑戰。專家也向我指出，每一場死亡都是獨一無二的，科學研究很難應對這種變化性。
在醫療保健領域，研究的優先度是由醫生決定的。「我認為，更注重描述交流模式和行為的研究更難得到資助，因為像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這樣的機構會優先資助直接減輕癌症痛苦的研究，比如旨在改進臨終關懷交流的干預措施。」周文英（音，Wen-ying Sylvia Chou）說，她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國家癌症研究所行為研究項目的一位項目主管，負責監督生命末期醫患交流的資金支持。
儘管斯馬特的書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它沒有控制藥物等因素，另外，它展現出了一種對來世的關注），但是它朝着建立數據語料庫和尋找模式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兒童語言研究在早期也邁出了這樣的第一步——該領域直到19世紀才真正起步，當時，以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為首的自然歷史學家們開始記錄他們的孩子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情。（1877年，達爾文發表了有關他兒子威廉[William]的傳記式概述，記錄了他吐出的第一個單詞：媽。）這些成果被稱為「日記研究」，它們最終引出了更系統的方法，而早期兒童語言研究本身也已不再僅僅研究兒童說出的第一個單詞。
「著名遺言」是對死亡的浪漫想像的基石——它給出了一個虛假的承諾，妄稱人們在去世前的最後一剎那，會迸發出理智和深意。「死亡的過程的確非常深奧，但它是一種類型截然不同的深奧，」家庭醫療機構「無畏美國」（Intrepid USA）的首席合規官鮑勃·帕克（Bob Parker）說，「遺言並不像電影中那樣。患者們不是那樣去世的。」我們開始理解，人死之際並不見得有臨終互動，就算有，它們看起來、聽起來也會非常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