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開始，中共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理念，迫使社會沿着一條扼殺市場機制，扼殺億萬民眾在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現的自發性和首創性。具體來講，在城市，中共強迫贖買資本家的企業，將工人變為沒有人權和自由選擇的工奴。在農村，中共用謊言和暴力剝奪了所有農民的土地，使他們全體淪為沒有產權，無權掌握自己產品的農奴。中共將民間一切財富收歸國有後，將它們納入計劃經濟的桎梏，置於極權的控制之下。其結果，中國淪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與世界各國的收入差距和技術差距越來越大。作為現代化主要標誌的城市化率甚至發生了倒退。大批知識青年被迫離開父母，到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從事最原始的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效率損失。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對中國百姓來說，是一場失敗的計劃經濟試驗，不啻於一場巨大的災難。
正因為黨國體制下計劃經濟是一場災難，1978年當局決定走一條不同於計劃經濟的道路。一開始，猶猶豫豫的當局準備走南斯拉夫的混合經濟道路。結果不久，南斯拉夫自己拋棄了這條死胡同。於是，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決定繼續走開始於1980年代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道路。長期生活於農奴制下的廣大農村人口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但獲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還獲得了離開農業，進入非農產業打工的權利。同時，隨着五十萬家國營工廠的私有，沉睡其中的各種要素被解放出來。巨量的勞動，資本，和土地要素獲得自由之後，客觀上構成巨大的供給能力，使中國迅速成了世界工廠。這裏的關鍵是，這種供給能力並非是盲目形成的。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發育出要素市場，但是世界上存在着要素市場，通過世界市場的價格引導着中國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以滿足世界市場上由於各國單邊開放所帶來的巨大需求。中國加入WTO後，歐、美、日市場並沒有要求中國立即對等地開放自己的市場。這也許是一種錯誤，使中國陷入楊小凱生前警告過的後發劣勢中去。既然來自歐美日市場的需求是現成的，成熟的，有效的，供需雙方的結合，使雙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時，也使中國失去壓力，不再進一步做關鍵性的制度改革，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紅利。這是從1980年代起，經濟增長率長期維持在平均百分之九的高水平上，有時甚至高達百分之十幾的主要原因。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標誌之一的城市化率，從改開初期低於20%，迅速上升到40%以上。若按官方的口徑，將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群體作為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話，則目前的城市化率甚至達到60%左右。這可以說是一個當代的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