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0日白崇禧（左）與蔣中正（右）在重慶會晤，商量如何支撐殘局。（翻攝：鍾元／大紀元）
在中共黨史和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將1927年4月12日發生在上海的國民政府「清黨」事件描述為「反革命政變」，因為該事變導致至少幾百名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被殺。此後，在5月，南京又發生「馬日事變」，更多中共黨人、親共分子被捕被殺，中共組織的總工會以及農民自衛軍武裝被解除。自此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國民政府在多地抓捕、屠殺中共黨員，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被中共反覆頌揚的那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黨員夏明翰就死於1928年。
是什麼原因導致國民政府「分共」、「清共」？中共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惹惱了國民政府，中共黨史中卻一直語焉不詳。近日翻閱胡適日記在其1952年4月12日的日記中貼上了一份剪報，內容是台灣軍聞社採訪曾任國民政府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淞滬衛戍司令的白崇禧將軍，回憶當年清黨往事。
白崇禧，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有「小諸葛」之稱。他還是中華民國首任國防部長。他與李宗仁是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地方軍事勢力「桂系」的重要將領，為抗日戰爭做出重要貢獻。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白崇禧被委任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6年在台北病逝。
對於當年「清黨」的前因後果，白崇禧非常清晰地給出了答案。他說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孫中山提出了「聯俄容共」政策。對外聯俄，是希望聯合可以平等對待中國的國家，「共同奮鬥」。當時蘇俄派了軍事顧問德箕山嘉和加倫、政治顧問鮑羅廷前來聯繫國民黨。彼時由於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之邪惡認識不清，希望得到蘇聯支持的孫中山上了蘇共的當，決意與蘇聯聯合。
在與蘇聯聯合的同時，孫中山對內則採取「容共」政策，即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推行三民主義，希望與中共黨員一起為國民革命而努力，並將中共同化，將隱患在無形中消除。而中共接到蘇共「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的指令後，令黨員相繼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的願望是美好的，但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容共」的後果是嚴重的。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不但沒有遵循孫中山提出的「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要求，還不斷發展自己，並攫取了國民黨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的領導權，同時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
白崇禧亦點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暗中發展，「陰謀篡竊黨權」。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也就是說，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也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
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根本無人問津，而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中共更在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
中共對國民黨的侵蝕引起了國民黨內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有識之士的不滿。為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收回了一部分黨權，並決定北伐。
白崇禧回憶說，在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長沙、佔領武漢、南京和上海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共黨分子目睹國民革命軍聲勢浩大，妒忌日深，野心益亟」。一方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的三名中共黨員極盡挑撥離間，分化國民黨，並利用汪精衛、唐生智等「敗類」把持國民政府，倡議免除蔣介石總司令之職，以圖動搖軍心；另一方面，秘密計劃組織兩湖農民，企圖顛覆政府，按照白崇禧的話說是「赤焰囂張，如火如荼」。
歷史檔案顯示，正是在中共組織、策劃、煽動下，湖南湖北出現了紅色恐怖。比如，由毛澤東領導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號稱有518萬人，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而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財產被沒收。
湖南頗有名氣的大知識分子葉德輝被中共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更是震驚了國民黨和湖南。湖南眾多鄉紳紛紛加入反共的行列。
時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任淞滬衛戍司令的白崇禧，也得到情報說，中共準備利用上海租界未收回、華洋雜處的情況，暗中發動上海數十萬工人暴動。當時情勢十分危急。
在此危急情況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等人，幾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清黨」問題。在4月2日的會議上，通過了吳椎暉草擬的「請查辦共產黨呈文」，蔡元培則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證據」，及「浙江共產黨破壞本黨之事實」兩個報告.共羅列了共產黨「阻止入(國民)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四項內容，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也作罪證附後。
4月9日，蔡元培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聯名發表了「護黨救國」的通電，將中共竊奪國民黨黨權和軍權的陰謀公諸於眾。
蔣介石也也隨即乘軍艦前往上海，並命令白崇禧執行「清黨」任務，同時詢問其需要多少兵力。白崇禧表示只需要第二師和第二十六軍就夠了。然而，當這兩支部隊奉命調來上海時，中共卻暗中策劃民眾代表情願，阻撓第二師接防，還多方要挾。白崇禧斷然拒絕了民眾的要求，並迅速在軍事上部署。
很快他們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國軍行動需要通過英法租界，而當時英法租界已經佈置了防禦工事，嚴加戒備。最初，租界拒絕國軍通行，後在與英法駐滬使領館交涉後，得到允許。
於是在4月12日這一天，白崇禧率軍按照既定計劃，一舉完成上海清黨，「摧毀上海共匪總機構商務印書館工廠，搜獲一部分武器手榴彈。共匪首要分子汪壽華、侯紹裘等三百餘人悉已被捕，無一漏網。其餘附從分子，一律准許自首、自新。」
白崇禧說，不出三日，上海清黨任務全部完成，這之後各省先後響應，執行清黨，將共黨分子徹底清除。白崇禧最後表示，「清黨運動，實為本黨之一大轉折，亦革命成敗之重大關鍵。」事實也是如此。自此之後，中共被迫從城市逃到偏遠的農村、山區，建立根據地艱難生存，其後在國軍的圍剿下，北上逃跑，在延安落腳，並利用國民政府抗日之際，發展壯大自己，最終竊取政權，為害中國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