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美中之間有着巨大的文明與價值落差，顯著的表現在政治和經濟制度，「老朋友外交」終究得回歸到權力現實。（圖片取自央視畫面）
北約峰會之後，面對西方國家以當代大同盟（Guerre de la Grande Alliance）之姿，將中國視為意圖改變國際秩序的對象，中國的處境甚至比17世紀的法國更為險惡。至少法國能與西班牙在地緣政治上相互背倚，而且還有一隻能與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周旋的海上力量，法國還有着前工業化時代的人力和資源優勢，得以和歐洲各國周旋九年。
中國需要能被西方理解的外交敘事
今日的中國則是背靠陷入長期戰爭的俄國，在後工業化與資訊產業的體系也不能獨立於西方國家之外，也沒有一支曾經擊敗過美國的海上力量，中國也不似當時的法國還是歐洲霸主，尚未形成法蘭西秩序（Pax Francia）。唯一能讓中國憑藉的是地緣政治的自然條件，但是要能成立主導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前提是，北約不會長驅直入建立一個新的俄國政權。
在文化與文明的層面上，17世紀的法語是國際知識分子的語言，也是外交書面語言，其影響力能向東擴及聖彼得堡的宮廷。無論硬實力或是軟實力，法國已經是個崛起且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真正強國，中國的軟實力曾在2010年代一時風行，但是它還沒有誕生過一位伏爾泰或是盧梭，當代新儒家的大師甚至幾乎都是來自台灣。
而今中國要能影響國際秩序的理論和敘事，僅靠自身之力影響有限，近幾年的「戰狼外交」更讓中國的魅力攻勢大打折扣。來自西方的商業鉅子和季辛吉這樣的老朋友們，對於中國而言是寶貴的外交敘事助力，透過他們能帶回西方可以理解的語境，有助於中國走出當代「大同盟」的包圍，走向協調與均勢的國際秩序。
老朋友與官員交錯來華選擇性表態
面對國際戰略環境的挑戰，以及中國經濟復甦的急迫性，今年3月以來先後有蘋果執行長庫克、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以及馬斯克等美國知名企業家到訪。其中接見層級最高者為庫克，與總理李強會談；挾帶自2021年持續投資的聲勢，馬斯克則是與外交部、商務部與工信部部長會面，時逢5月份歐洲領導人陸續訪華，馬斯克的光環甚至更為顯著。
接連其後訪華成行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葉倫以及氣候特使凱瑞（John Kerry）重啟各所屬業務的接觸，但是並未在護欄機制、去風險化以及氣候議題上分別得到積極的回應，面子與里子都不如企業界訪華行程。對於中國而言，選擇性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代表接觸，更能讓美國感受到美中關係的不可逆，地緣政治與經貿互賴之間的結構不能一刀切。
季辛吉是美中最大公約數
最近於7月底到訪的是已經百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美中建交背後的推手，當代國際政治的宗師，更是沒有敵人的謀士。他先後與受到制裁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以及中國外交掌門人王毅會面，甚至還見到習近平，風采更勝先前到訪的美國官員，季辛吉似乎成為美中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Matthew Miller）在周二指出，「他訪華是自願，並非代表美國政府。」但他卻時是中國較能接受的老朋友。20日王毅更讚揚這位美國前國務卿，他稱「美國對華政策需要基辛吉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森式的政治勇氣」。讚美之餘，中國也不忘記提醒他應有的立場，要他帶話回去給美國，7月19日 中共外交部聲明，「中國的發展有強大內生動力和必然歷史邏輯，試圖改造中國是不可能的，圍堵遏制中國更是做不到的」。
關於兩岸問題，季辛吉的說法讓中國表示可以有討論空間，他提出「一種能維持現狀多年的方案，雙方不會相互威脅，或限制針對彼此的軍事部署。」日前，季辛吉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也曾指出，雖然美國應減少貌似「兩個中國」的說法，避免被懷疑支持台灣獨立。這樣的論述更是受到中國喜愛，更讓這位「老朋友」爭取到與中國高層對話必需的「一個中國」。
中國需要季辛吉的學理
中國重視季辛吉言論的可能原因，在於他的成名作《世界重建》（A World Restored）正適合為中國解圍。他的博士論文關心的問題是維也納會議（1814-1815年）以及其後的歐洲秩序，試圖探討為什麼這個體系能夠維持相對的穩定長達一個世紀。季辛吉指出，維也納會議的成功在於各個主要國家之間建立基於理念的歐洲協調，旨在防止任何單一國家過於強大而威脅整個歐洲秩序。各國領袖尋求建立多極體系，通過彼此之間的協議和合作來維持和平。
然而，建立或維持國際秩序需要實力，單一國家的實力不足以維持國際秩序，但要避免單一國家過於強大，因此需要維持均勢才能制衡。維也納會議後，歐洲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認識到只有通過共同維持均勢，才能確保地區的穩定，這種集體安全的理念在接下來的世紀成為主導。因此，僅有實力而無合理的協調將導致破壞秩序的戰爭，有合理的協調而無實力則只是虛有其表，在各國的均勢在合理的協調下，維持將近一個世紀的歐洲和平。
季辛吉也想再現「世界重建」
季辛吉在談論國際關係時，常常強調「追求絕對的安全就是不安全」(The pursuit of absolute security leads to absolute insecurity)這一理念。這個說法反映了他對現實主義的看法，他認為國家之間的權力競爭和相互依存是國際關係的本質。一個國家如果只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而忽視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可能會激發其他國家的反應，導致對自身的威脅和挑戰增加。
季辛吉的學理讓中國找到西方能理解的敘事方式，在現實的國際體系，國家之間的利益和安全是緊密相連的，一個國家的安全往往需要周邊國家，這樣的論述剛好是中國所需要的，美中之間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美國的安全也需要中國，維持現有國際秩序需要的是各國協調的均勢，而不是美國單一國家追求絕對的安全，只有合理的協調和均勢才能維持穩定的國際秩序。
對季辛吉而言，這或許是他人生最後一次扮演類似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機會，而中國的境遇也給了他這位老朋友可能的機會。季辛吉不比庫克和馬斯克這些美國科技鉅子，他們的核心工作是進一步開拓商業機會對股東交代，季辛吉則是追求徹底的自我實現，美中對抗下的「世界重建」。如同梅特涅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作為，重新讓法國回到歐洲五強的行列，並且建立神聖同盟壓制可能的革命火種，中國需要的正是季辛吉對世界秩序的再詮釋，讓中國重回國際秩序之列，走出當代「大同盟」帶來的內外壓力。
然而，梅特涅的成功是基於歐洲相同的西方文明與基督教價值，以及當時各個王室貴胄之間的聯姻與情誼，才能讓波旁王朝復辟後的法國重新回到歐洲的大家庭，冷戰時期採取聯中制蘇，則是來自於中蘇交惡和蘇聯對歐洲國家巨大的軍事壓力。
今日的美中之間有着巨大的文明與價值落差，顯著的表現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俄國也未如蘇聯一樣有着壓倒性的陸上力量，至少今日烏克蘭尚能維持抗爭，這使得美國缺乏迫切性建構一個基於協調與均勢的世界秩序，至少在俄烏戰爭結束前是如此，「老朋友外交」終究得回歸到權力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