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逮捕入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我像往常一樣黎明即起。
宿舍在廠區的中部，一樓一底，長約36米、寬約10米，底樓是廠房，車床、銑床、刨床……晝夜轟鳴，樓上是就業人員的住地。
大約360平方米的空間裏住着兩百多號人。沒有床，一律睡在地板上，整個房子的地板就是一個大統鋪。每個人的鋪位大約60厘米寬、200厘米長，相當於一個棺材的面積。兩個鋪位之間沒有隔離，也不准懸掛布簾，左右兩邊的鄰居就像兩口子似的挨得很近。這兩百多人一個挨着一個的沿着大房子長度方向排成四排，兩排中間留有一條寬約一米的過道，就像是堆碼着一排排多年的存貨。
宿舍白天關燈，晚上卻徹夜燈火通明，便於夜晚查房的公安上得樓來一目了然，一覽無餘。
我從鋪上爬起來，穿上衣服，拿着毛巾、牙刷，穿着一雙泡沫拖鞋快步下樓，樓下院子邊上有一個長方形的水泥槽子，安着七八個自來水龍頭，終年提供冷水，兩百多號人需要洗臉的都在這兒速成。
我在那兒洗漱完畢，走到房子背後的一塊空地練了十幾分鐘太極拳。
天還沒完全亮，霧蒙蒙的，一抹又一抹血紅色的泛光在東北邊灰藍色的天空上忽隱忽現，西南方有兩三堆烏雲時聚時散地移動着，看來今天多雲轉晴，有風。
食堂已經開門了，我迅速跑回宿舍拿了碗筷到食堂花了一角錢、二兩糧票買了一碗稀飯，一個饅頭。為了省錢，清早這頓是不吃菜的，用不了五分鐘，饅頭、稀飯一掃而光。回去整理一下床鋪，準備上班了。
我當時在技術科從事機械設計工作。技術科坐落在路邊一排平房中間，房子是磚木結構，柱子是磚砌的，牆是竹篦編的，竹篦兩麵糊着泥巴，刷着石灰，表面不光但是很白，也還能夠擋風遮雨。
說起來只是技術科，卻總攬着四川消防機械廠全部技術工作。科長、副科長是不懂技術的公安幹部，不在這間屋子裏辦公，只有佈置或檢查工作的時候才來。真正做設計、工藝、技術管理的只有七個解除勞動教養以後被強制留在勞改單位的所謂就業人員。其工作效率之高絕非一般國有企業所能比擬。
一間大約二十四平米的房子裏擺了七張辦公桌，除了我以外，還有；徐炳泉（學徒出身，技師，六十多歲，經驗豐富，擅長機械製造與維修，解除勞教摘掉反社會主義帽子），余華年（技工學校畢業，三十出頭，工人技師，擅長車工、銑工，也能設計製圖，解除勞教摘掉反社會主義帽子），陶冶（四十餘歲，原重慶通用機械廠生產科長，機械製造，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劉洪福（三十多歲，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一九五五年畢業，原軍工企業技術員，機械製造，解除勞動教養卻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周恩光（三十二歲，上海交大一九五六年畢業，原軍工企業技術員，機械製造專業，英語基礎不錯，也是解除了勞動教養還戴着反革命帽子），肖祖貽（三十二歲，重慶大學機械系一九五六年畢業，原航空設計院技術員，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
七個人當中有一個曾是共產黨員，四個曾是共青團員，兩個非黨人士，本來都是革命隊伍中的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都被劃為敵對分子而強制勞動教養，不過戴的帽子名稱不同，因為當時上面說了工人當中不反右，讓大家放心地幫助黨整風，殊不知後來給戴了一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歷史或家庭出身有點問題的則戴一個反革命帽子，也加入了數以千萬計的「地、富、反、壞、右」隊伍。
誰知這樣做的結果到了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時惹了麻煩。右派可以改正，不是右派不能改正，於是紛紛申訴說都是因偉大的反右運動而進勞改隊的，希望躋身於右派行列，竟然爭着戴起了右派帽子。經過一番周折，除徐炳泉已經逝世，不知如何處理以外，其餘同仁皆得到黨的光輝恩賜恢復名譽、恢復職務、恢復二十年前的工資了。至於青春麼，自然是無法恢復的了。
一九五七年或一九五八年送勞動教養，按三年計算，一九六一年就該解除勞動教養了，解除勞教不再稱為勞教分子，但不能擅自離開勞教單位，經濟待遇不變，政治待遇就是改了個名字叫「就業人員」。到了一九六六年，技術科內這七個人連勞教帶就業總共被專政機關關押八九年了。那天，離上班時間至少還有半小時，我就匆匆地進了辦公室，心裏着急，因為需要儘快完成混砂機的設計和圖紙繪製工作。總圖已經畫好了，我打開圖紙思索着，審視着一個一個部件，想想還需要做哪些改進。
另外六個同事陸陸續續的來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就要開始了。這時候屋外電線杆子上面的高音喇叭忽然響起了廣播：「所有人員八點半到大禮堂集合開會。」
又是什麼緊急的事情來了？
近幾個月以來，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揭露「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話》的文章讓人目不暇接。「憤怒聲討……」「徹底摧毀……」「橫掃一切……」的口號越叫越響。「牛鬼蛇神」的帽子漫天飛舞，不知道哪天就會落在哪個人的頭上。鄧拓、吳晗、廖沫沙等北京市的領導層忽而成了反黨的黑幫。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篡黨奪權的反動分子，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勞動教養單位雖然是封閉性的，但從報紙上連篇累牘發表的文章中，這些關押在無產階級專政鐵籠里的群體，也預感到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必將掀起一場政治風暴，來勢洶洶，猛烈的程度絕不亞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向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開刀，旨在維護一黨專政。現在矛頭直指黨內高層和開國元勛，意欲力保寡人獨裁。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又將有成百萬的人被投入監牢，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了。
比較敏感的人似乎看到了即將降臨的災難和個人前途的渺茫，檢驗工李興貴觸電自殺身死，電器維修工賴培榮服毒，技師徐炳泉服毒自殺未遂，李某某持刀自殺（經搶救未死）。短短的時間裏連續發生多起自殺事件，使這個勞教場所多了一些陰森恐怖的氣氛。
六七月份召開了兩次逮捕大會，余洪熙、左湘、朱元善等七八人相繼被捕，四川消防機械廠一時殺氣騰騰，人人自危，驚恐不安的氛圍日益濃重。
我當時還沒有絕望，還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抱有幻想。
五月份我和患難之交李詩惠歷經三年相戀攜手進入婚姻殿堂，婚假期滿，她隻身回到遠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峨邊縣的沙坪農場。我還憧憬着美好的未來，為了小家庭的穩定，下定決心，往後靠技術吃飯，不再關心國家大事，更要遠離政治，只求和愛妻一起過平靜的日子。我沒有做過違法的事情，循規蹈矩按照共產黨的要求夾着尾巴做人，再大的政治風暴也不至於輪到我的頭上吧。
八點半到了，四百多名勞動教養期滿被強制留在勞教場所繼續接受改造的就業人員席地而坐，擠滿了「大禮堂」。
往常這樣的大會一般由管教股股長周以貴或張育新主持，今天換成了一車間主任王偉。往常是廠長張志超講話，今天換成了不認識的人，據說是駐廠工作組的組長。管他是誰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換來換去是勞改隊的幹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我們是「二等公民」，專政對象。
會議開始了，王偉高聲喝道：「今天是對『反改造分子』牛立華施行逮捕的大會，把罪犯牛立華押上來！」
我隨之站起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身後突然出現了四個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押解着我走到了「大禮堂」的側門，沒有宣讀逮捕證，也沒有讓我簽字，而是不由分說地由一個武警狠狠地給我戴上了手銬。
我站在禮堂門口，閉上眼睛長長地呼吸了幾口氣，平靜一下情緒，然後睜開眼睛看了看周圍，這個我曾經承受精神和肉體折磨長達七年之久的地方，我曾經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幻想得到理解和任用的地方，我曾經刻苦鑽研技術期盼還有機會報效祖國的地方，我曾經嘔心瀝血為之籌建了兩個理化實驗室的地方，就要告別了。
我無愧於心，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國家。我要昂着頭走出這個大門，不會垂頭喪氣，更不會低聲下氣。
忽然，管教幹事戴付卿來到了旁邊，他倒背着雙手，用難以名狀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和他目光相遇隨即垂下了眼瞼，看着地面。
大約過了兩分鐘，我看他走向武警，小聲的說着什麼。又過了大約兩分鐘，那個武警走到我的前面，用專用鑰匙把手銬打開鬆了兩扣，這時我才發覺自己的兩隻手都已經紅腫不堪了。
我抬眼看了一下戴付卿，他已轉身而去，只看見他的背影慢慢地移動、移動，漸漸地走遠了。
押解我的武警下了命令：走！我往左拐走出了禮堂旁邊狹窄的巷道，來到了廠內的主幹道，前面不遠處停着一輛中吉普。
我不緊不慢地朝前走着，回頭看了一下，四個持槍的武警緊緊地跟在後面，他們不是槍上肩，而是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日本鬼子進城的姿勢。一個除了手銬以外別無寸鐵的文弱書生在他們看來似乎是武功非凡的江洋大盜，我不由自主地用鼻子哼了一聲。
走着走着，對面來了一個熟悉的面孔，平時沒有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是勞動教養就業人員。他走到距我一米多遠的地方，用氣流和嘴唇的動作發出了「保重」兩個字。我條件反射似的也沒有讓聲帶振動，回答了兩個字「放心」。聲音很小但我相信他能夠聽到，遺憾的是我不知道這位難友的名字，只記得好像是一名車工，至今四十多年了，再也沒有見過他。
上了內部既有鐵欄杆又用軍綠色帆布遮得嚴嚴實實的汽車，行駛不過十分鐘，車停了。
我下了車，外面的太陽有點晃眼睛。抬頭看看，車停在一條比較僻靜的巷子裏，迎面一個鐵柵欄門，進去在門口略等片刻，押送我的武警打開了手銬，我兩隻手提着一個小小的行李卷站在一旁。從裏面出來兩個人，在旁邊的傳達室辦理交接手續，然後喝令：走！
這兩個人穿着警服沒帶長槍，是否有短槍不得而知，一個在前面帶路，一個在後面緊跟。幾彎幾拐我當時沒記清楚，這年十月份離開寧夏街看守所的時候，我有意的數了數，從臨街的大門開始到進入監舍一共要經過八道門，其中需穿過廚房的兩道門，戒備森嚴、令人驚嘆，要想越獄必定是難於上青天。
後來聽說，寧夏街還真跑過人，那個未決犯（其實應該叫犯罪嫌疑人）頭腦靈活，動作敏捷，膽大超人。他被看守所的武警提出監舍，在牆根下面站着等候審訊，看見一輛自行車和一頂帽子，靈機一動，把帽子戴上遮住光頭，推起自行車大搖大擺，連過幾道門，無人過問，據說出大門的時候還和站崗的警衛點頭示意，拜拜！成功地逍遙法外去了。
我隨着領路的幹警走到了一個院子，院子面積不小，長約四十米，寬二十餘米，足以容納一千人。院子的三面可以看到五米多高的紅磚圍牆，上面安着電網，院子的兩角兒有比圍牆還高出一截的崗樓。
高牆之內陽光灑地，靜若平湖，聽不到一絲風聲水響，喧囂的省城中居然有這樣一塊宜於參禪修道的寶地！
進門右手方向平行地豎排着四棟平房，大概就是監舍了。監舍中間巷道的鐵柵欄門正對着開闊的院子。那個幹警帶我走到第二棟監舍的門口，上三步台階，順着一米寬的巷道往裏走，巷道兩邊是單間的監舍。幹警的步伐很快，我也隨之加快速度，走到倒數第二間停了下來。
「把身上的東西掏出來！」他命令說。夏天穿的衣服不多，翻遍了所有的衣兜、褲兜，只掏出17.25元錢，他說：錢暫時保管，手錶呢？我說：我沒有手錶，他看了看的確是兩手空空，不再追問。
下一步是讓我把褲腰帶解下來，我不知道這是幹什麼，莫非進監獄要脫褲子？但是不得不服從，解下來腰帶又不知道往哪兒放，拿在手裏猶豫之間，抬頭一看，舍房外面的牆壁上有一個掛鈎，上面已經有好幾條腰帶，於是把我的褲腰帶也掛了上去。
他取出鑰匙，打開鐵鎖，拉開鐵栓，用力拉開厚重的木門，沒有說話，沖我用嘴一努，我知道是讓我進去，我的前腳剛踏入監舍，後腳還懸在空中，只聽得咣當一聲，木門被緊緊地關上了，差一點打到我的腳後跟。
緊接着嘩啦一聲，拉過了鋼栓，咔嚓一聲，上好了鐵鎖。
在這深庭大院，寂靜的巷道里，咣當、嘩啦、咔嚓顯得那麼突出、震耳、瘮人。
二、十七號監舍
我第一次進正式的監獄，不免好奇。先站在門內，上下左右巡視了一道，說了一聲：哦，這就是監獄呀。
這是一間長寬三米的正方形監舍，兩邊是一通到頂的磚牆，右邊的牆上貼着一張《監規紀律》，正對着門的後牆上開了一個窗戶，寬不過0.7米，高不過0.5米，和住家戶不同的是，這個窗戶的位置很高，離地面兩米開外，上面要接近屋頂的天花板了。窗戶靠裏面豎排着七根大拇指粗細的鋼條，外面是不透明玻璃。回過頭來看那個門，完全實木，給人一種十分厚實沉重的感覺，門當中有一個包着鍍鋅鐵皮的喇叭口形的窺視孔，裏面看不到外面，外面可以看到裏面。房間鋪的是木地板，擦得很乾淨。沿牆根一個挨着一個的坐着十二個人，門旁邊靠牆角的位置放着一個有蓋子的馬桶，蓋子上面垛着一個盛有一半水的臉盆。
靠門口坐着的那個人，用比較和緩的聲音喊了一聲：「坐下！」牆邊上幾位室友挪了挪身子，騰出了一個空當，我擠着坐在那裏。
隨即用目光掃了一圈，九平方米的監舍之內擁擠着的十二位室友面無表情，不動聲色。
靠門口的那位再次發話：「你叫什麼名字？」說着拿出一個本子準備記錄，看來大約是個組長或室主任，後來才知道在寧夏街叫「召集」。我應聲答道：「牛立華，」他立即在本子上寫「劉」，四川口音牛（niu）劉（liu）不分，姓劉的比姓牛的多得多，一般聽了很容易想到是劉。我伸頭一看馬上糾正說：「不是劉，是牛。」跟着拉長了聲音一字一頓的說：「牛-鬼-蛇-神-的-牛。」這時周圍坐着的幾位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有的用手捂着嘴。
這位「召集」不苟言笑，說了一聲：接着學習。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戴着眼鏡的室友拿起了一張舊報紙，有板有眼的讀着。那是《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社論，標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篇文章是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後發表的第一篇社論，由其親自擬稿並經毛澤東批閱修改，我讀過幾十遍，其中有些語言十分「精闢」，不妨抄錄幾句，時隔四十多年再來看看「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麼東西。
摘錄原文如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法律、藝術、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無論有着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
馬克思是研究經濟的哲學家，吸收前人成果（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等等），自成一家之言。其學說風行一時、流傳後世，雖不乏謬論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仍佔有一定地位。他的故鄉德國萊茵省特里爾鎮至今仍有紀念其貢獻的馬克思博物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及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專制制度的批判，包括對資本主義早期反人道的剝削現象、金錢至上等異化現象的批判，是有積極意義的。誠然，馬克思講過階級鬥爭，也說過無產階級專政，其主旨是建立幻想中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平等社會。古今中外存在這種幻想的不僅僅馬克思一人，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論說，近代康有為、孫中山也曾極力倡導。
但在這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馬克思的根本觀點卻被斷章取義地曲解為只是用暴力奪取政權了，陳伯達、毛澤東等自稱馬克思的信徒，竟然把馬克思主義也橫掃了一遍，極盡篡改、褻瀆之能事。
這篇文章的妙處在於泄露天機，它的確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縱觀毛澤東從進入政界到逝世的前一天，他的所有思維、全部精力，無一不是用在爭權奪利上，縱橫捭闔、爾虞我詐、口蜜腹劍、陰謀陽謀都是為了獨裁專政，臨死還要欽定接班人，妄圖讓他的老婆江青、侄子毛遠新執掌大權，甚至想讓通房大丫頭張玉鳳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常常自喻秦始皇，痴心秦始皇的家天下，什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人民服務」、「民主自由」、「革命是解放生產力」、「革命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等等都是愚弄和欺騙人民的口號和謊言。權！權！權！才是毛澤東一生追逐的目標，他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血腥的權字。歷史已經證明，歷史必將進一步證明，毛澤東的倒行逆施是自毀聲譽、自掘墳墓，其結果必然和他的主觀願望相反。
一九六六年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時對毛澤東還近乎崇拜，四十餘年的歷史事實教育了我，存在決定意識。
謊言只適用於沒有發生的、未來的事物。在千真萬確的事實面前，在已經過去的歷史面前，謊言只能是撒謊者的可恥記錄，必將遺臭萬年。
我們還在讀報紙，忽然聽見了腳步聲，坐在我斜對面的一個室友側耳靜聽，他說：文武張。我還沒明白是什麼意思，一陣響動，監舍的門打開了，門外這個人用手指着剛才讀報的那個室友說：「你出來！」他站起身子，扶了扶眼鏡，到門口穿上了放在過道里的鞋，跟着來人走了。
我漫無目標地問：「喊出去幹什麼呀？」剛才說「文武張」那位室友主動回答說：「不像是提訊，文武張事兒多。」我接着問：「剛來那個幹部姓文？」「不是，他姓張，文武路派出所調過來的，」他很快的回答說。我「哦」了一聲，再問：「你貴姓？」他說：「免貴，姓衡，衡孝泉。」他又主動說：「送你進來的那個幹事姓章，立早章。」我才明白是這麼回事，兩個幹事的姓發音相同，為了區別，把從文武路派出所調來的叫文武張，把那個叫立早章。衡孝泉還告訴我，被喊出去那個人也姓張，張敏。
說着說着，外面又有了腳步聲，舍房裏的人立即不說話了，正了正身子，擺出了一本正經的樣子。門開了，張敏回來了。這個文武張對着我說：「你出來！」我奉命站起來、把褲子提了提，挽緊一點，然後穿鞋，跟着這位張幹事順着巷道往外走，一邊走一邊數，這棟監舍巷道兩邊每邊有十間舍房，兩邊一共二十間。我所在的是十七號。
走出了巷道，下台階往右拐是一間幹部辦公室，我隨着張幹事進去。
他坐在藤椅上，讓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他說：「你進來幹了些什麼呀？」他態度很兇，說話很急促。
我想了想，才進監獄十幾分鐘，我什麼也沒幹呀？於是如實回答。
張又問：「你說了什麼話？」
我暗自回想，剛才說了什麼話呢？隨即回答說：「我沒說什麼話。」
他勃然大怒地說：「你老實點，進來就不老實，看怎麼收拾你。」
我再次回答：「報告張幹事，我真沒說什麼。」
他瞪了我一眼說：「你說什麼牛鬼蛇神？」
我不由得好笑，哦，原來是這句話，看來在監獄裏說話真得十分小心了。我不慌不忙地對他說：「門口那個犯人問我姓什麼，我說牛鬼蛇神的牛。」
「為什麼要這麼說？」他還是氣勢洶洶的樣子。
我說：「本來是黃牛的牛，但是我不敢說，我要是說了，就怕犯錯誤，革命的老黃牛是形容老幹部的，豈不是美化自己。我被橫掃進了監獄，就是牛鬼蛇神，所以說是牛鬼蛇神的牛。」我說完了以後，偷偷地看他的表情。
他聽了，愣了一陣，好像抓不到什麼把柄，也不好上綱上線，於是以教訓的口吻告誡我，進了監獄要嚴格遵守監規紀律，老老實實的交代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點頭稱是，心裏想着跟魔鬼打交道真不容易，說話、走路都要小心，到處有奸細，隨便一句話都可能上綱上線。
他站了起來說：「回去！」我立即起身，一隻手提着褲子，一隻手搖搖擺擺的走在他的前面回到了舍房，門沒鎖，我拉開鋼栓，開了門走了進去。又是咣當、嘩啦、咔嚓，這回不那麼瘮人了。
回到監舍里，還是繼續讀報。讀的人很認真，聽的人不在意，關在裏面總要想自己的事情。
過了一會兒，又聽見巷道里有響動，哪個監舍門被打開了，跟着雜亂的腳步聲，一群人有走的，有跑的。一位室友說：「放風嘍！趕快解手！」
我感到奇怪，怎麼不在放風的時候到廁所解手，而非要在舍房裏解手呢？臭烘烘的。
室友們七嘴八舌的告訴許多放風的注意事項，和這間舍房傳下來的規矩。
放風就在後面的小院，只有十分鐘的時間，洗臉、刷牙、解手、倒馬桶、洗碗、洗衣服、活動身體，呼吸新鮮空氣等等，必須在十分鐘內完成，很緊張。廁所的蹲位少，二十多人一下放出去解手，必然要排隊，耽誤時間，十七號舍房的先驅者們摸索出來的辦法是抓緊在放風之前解手，每天安排兩個人負責倒馬桶，一個人擦地板，其餘的人出去以後可以各干各的事情。這個優良傳統延續至今。
通常放風從一號監舍開始，巷道左邊是單號，右邊是雙號，一次放兩個舍房。至於哪兩個舍房一塊兒放風由幹部臨時決定，今天是一號和二號，明天就是一號和四號，後天是一號和六號，再後天是一號和八號。這樣做是避免舍房之間相互串通。我想了想，理論上的概率是十九天才能重複一次。
監獄裏的管理真是嚴謹慎密。以前共產黨員坐監的時候往往利用放風的機會傳遞信息，現在執政了，變成監獄的管理者了，要給坐監的人堵死這條路。高！
輪到今天擦地板的室友開始工作了，他拿起抹布在盆子裏浸濕，先擦門，然後從牆根起認真負責地擦地板，擦到誰的面前，誰都會主動地拿起裹成一團的小鋪蓋捲兒給他騰出空間，九平方米很快就擦完了。
從一號監舍開始放風，輪到我們十七號，大約需要一個半小時。等待放風的這段時間是舍房最輕鬆的時候，不用讀報，不用正襟危坐，十三個人在這九平方米的狹小空間內可以自由在的走來走去。舍房裏五個室友挨着個兒的解手，馬桶的直徑有半米左右，高也有半米，既不能蹲也不能坐，只有兩手扶着桶沿兒來個騎馬蹲襠式，好在中國人多數都熟悉太極拳。大家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室友還告訴我，只有放風的時候才能用水，可以洗碗、洗澡、洗衣服。輪到「立早章」值班，不管閒事，要是「文武張」值班，需要注意不能和別人說話，否則會挨罵甚至取消你的放風。
終於輪到我們舍房放風了，今天是「立早章」值班，打開門以後，讓提着馬桶的兩位室友最先出門，擦地板的那位端着臉盆緊隨其後，其餘的十個人陸續走出巷道，來到放風的地方。
寧夏街看守所這四棟平行的監舍是直通式的，每棟監舍的巷道兩端都有鐵柵欄門，前門對着大院子，出了後門是一個狹長小院。平時兩頭的鐵柵欄門都是緊鎖着的，放風的時候，前門緊閉上鎖，後門打開。小院的寬度只有五米左右，對面和左側攔着一道高牆電網，高牆下面有一個安着四個水龍頭的長方形水泥槽，院子的長度有三十米，右邊是敞篷式的廁所，只有屋頂，沒有圍牆和隔斷，便於看守一目了然。廁所旁邊有一間十平方米大小的洗澡房，裏面除了一根拖在地面上的橡膠水管子沒有其它設施。
兩間舍房一塊兒放風也就是二十六七個人，我看了看，那兩位室友用竹刷把緊張地洗刷着馬桶，沖了三道水，稱得上一絲不苟，比二十一世紀中國特色的食品加工廠還講究衛生。廁所里四個蹲位都有人，旁邊還站着七八個等着拉屎的難友，如果解一次大便需要三分鐘，排在最後的那位至少要等六分鐘，十分鐘的放風時間就去了大半，不由得想起了十七號舍房訂立的規矩真的英明偉大。我在水泥槽那兒洗了洗臉，然後在小院兒里來回的走着、看着。洗澡房裏有五個人脫的精光用冷水衝着身子，院子裏的空間就只剩下七八個人了，一個大高個兒站在監舍門口背貼着牆緊皺着眉頭一動不動，目光呆滯，旁若無人。其餘幾個在小院兒里舒展身體、深呼吸，擴胸踢腿。我突然想起了一首五十年代在中國很流行的蘇聯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一聲哨子響，放風結束。馬桶抬回來了，又端來了一盆乾淨水，依然垛在馬桶蓋子上。十三個人全部回到舍房，「立早章」走過來清點了一下人數，隨後又是咣當、嘩啦、咔嚓。
回到舍房裏，大家依次坐好，還是拿出那張刊登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報紙，由一個人在那裏讀。舍房裏既沒有鍾又沒有表，弄不清是什麼時間，估計十一點半了。室友說：要開飯了，跟着告訴我吃飯的規矩。監獄裏還是三頓飯，一天七兩糧食定量，早晨二兩乾飯，中午三兩乾飯，晚上二兩稀飯，基本沒吃過肉。每人每天大概有一斤蔬菜，新鮮蔬菜的含水量都是比較高的，蘿蔔、白菜等本身含水量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綠豆芽的含水量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經過煮、炒，去掉了一部分水分，可能就只有半斤了，半斤菜分成三頓，每頓就只能攤到一點點了，一小碗飯，一小撮缺油少鹽的菜就是最豐盛的午餐。
嘩啦一聲，是鐵柵欄門打開的聲音。一位室友說送飯的來了。果不其然，跟着就聽見鐵軲轆車的聲音，衡孝泉站起身來，走到門口，把鼻子貼近門縫用力地吸氣，說了一聲：「炒綠豆芽兒。」約莫過了半個鐘頭，送飯的小車才推到十七號舍房，我們已經在裏面排好了隊，我排在最後。每個人手裏拿着兩個碗，我只有一個搪瓷缸子。門開了，挨着次序把碗遞出去，一個炊事員盛飯，一個炊事員盛菜，我說明是今天才來的，要了一個碗、一雙筷子。今天的菜果然是綠豆芽兒，衡孝泉的鼻子真靈。
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肚子雖然餓了，卻捨不得狼吞虎咽，只有這一點飯菜，三口兩口吃沒了似乎有點欠缺，於是慢條斯理地一口一口地享受，四川話叫醞味兒，一口飯咀嚼幾十下才捨得咽下去，這才是真正的細嚼慢咽，符合醫生和營養師的要求。
吃了飯午睡，下午兩點半繼續學習。說是午睡，多半都睡不着。九平方米睡十三個人，頭腳交叉着也很擠，好在大家整天光着腳，不穿鞋襪，腳上沒有一點臭味兒，我才知道「人之初，腳不臭」。那個味兒是鞋和襪子帶來的。
上午讀報紙，下午是討論、發言。
三、如此審訊
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了第一部《憲法》。
第八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七條煞有介事地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關於法院的審判，第七十六條載明：「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第七十八條明確：「人民法院進行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
我被捕入獄是在一九六六年，在此之前經歷了共產黨蒙蔽、脅迫和操縱群眾，採取斷章取義、歪曲捏造、無中生有、任意扣帽子的「反右」運動，也懷疑那種無需調查、不經核實、不容分辯、連一紙法律文書都不要就把人送到專政機關勞動教養的違法行為，但是由於當時對共產黨的法西斯本質尚未認識清楚，還存有幻想，認為到了法院總歸要依法辦事，所以審理期間我採取的是低調的妥協姿態。
我滿以為司法機關一定能切實調查，認真審訊，嚴肅地對待法律問題，實際情況卻大大出人預料。
按照法定程序，一般審訊過程應該有如下一些步驟，(1)公安局預審，預審結案時由被告確認全部犯罪事實，或在預審記錄上寫出自己的意見；(2)檢察院進行審查、核實預審材料，確認是否起訴；(3)確認起訴後擬定起訴書並將副本發給被告，令其做好準備答辯；(4)依法公開開庭審訊、宣判。
實際是怎麼審訊的呢？
我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被捕入獄，七月十四日上午公安局的一名預審員黃立鼎提訊，僅僅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問了姓名、年齡、籍貫、案別等，絲毫未涉及具體案情，大概只能叫做立案登記。
過了一個多月，直到八月十八日才進行正式預審。這次換了一個預審員，增加了一個書記員。
在審訊過程中，我對那些與事實有出入，但還不是不着邊際的問題一般均未申辯，僅僅對那些毫無根據或顛倒是非的所謂控告做了必要的說明。
此次審訊終結時，我見記錄不夠完整，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較大出入，很容易被人誤解，因而請求補充和更正。對此，預審員頗為反感。我剛剛寫了幾個字，他就極不耐煩，幸好書記員讓我繼續寫下去，才使我得以對個別問題作了簡略的補充。為了不致引起預審員更大的不滿，對於記錄中的許多失誤都沒有切實追究。
我認為這是第一次預審，審訊員只蜻蜓點水似的問了幾個題目，沒有深入問題的實質，以後必然還要審訊，既然付諸法律肯定需要逐一地澄清全部事實，可以留待預審結案時再做最後認定。
誰知這次預審以後，就沒有再進行審訊，而且省略了預審結案這個必要的步驟，省略了由檢察院審查並核實材料的步驟，也沒有在出庭前把起訴書發給被告。而是突如其來地在九月七日正式出庭了。
法庭就在寧夏街監獄區裏面，從我所在的十七號監捨出來經過長長的巷道和三道鐵門走出監舍大院院子，外面又是一個院子，側面是一堵青磚砌築的高約五米的牆，往前走五六米有一排平房，約十一二間，就是審訊室。提出來的犯罪嫌疑人面對青磚站在這堵高牆下面等待提審。
我在牆下面站了大約十分鐘，被監獄的看守押送到審訊室。
房間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前面是一個高約25厘米的木製平台，上面一字排開三張辦公桌，那是審判員和陪審員的位置。下面的空地中間放着一個凳子，就是被告的位置了，進門後我坐下來才發現那凳子是固定在地面上的，不能移動，意在防止被告憤怒已極時抄起凳子打審訊員。
法庭由一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那位肥肥胖胖的女審判員坐在中間，她左邊是一位年近古稀、面目清瘦的老頭兒，右邊是一位年逾花甲、身材矮小的老太太，門口站着法警。
開庭伊始，宣讀起訴書，全文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
起訴書
(66)檢勞訴字第027號
被告牛立華，男，三十歲，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一九五七年在重慶長江電工廠猖狂向党進攻被劃為右派，因不服監督改造，一九五八年被送勞動教養，一九六一年十月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留通惠汽車修配廠就業至今。
被告牛立華，因反革命一案，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預審後移送本院審查起訴，經審查判明其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牛立華，解除勞教後，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極端的仇視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惡毒地全面系統地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誣衊說「三面紅旗下面執行過左」「總路線的基本點已經變了，還在喊總路線萬歲」「大躍進的成績是虛的……」攻擊肅反、反右鬥爭說「肅反擴大化，搞錯十萬人，翻案是不會停的」「中國現在被劃的敵人太多了，以後要出現修正主義」。並狂妄地說「中國不出現修正主義我就自殺」。
被告還極力醜化社會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自由」，說「今天社會就是不自由」。攻擊毛澤東思想是言行不一致「理論上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想批判哪個就找哪個的材料。若不想批判哪那個，問題再大也不了了之」。
被告因被劃為右派分子不認罪，一九六五年以來經常狂妄叫囂要翻案，說「我要告到中央去」，當其他就業人員勸阻時竟說「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燙，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又說「既然黨把我看成敵人，視我為草芥，我就視你為寇讎」，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綜上所述：被告牛立華，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惡毒地攻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狂妄叫囂翻案，在就業人員中造成極壞影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一、三款之精神，應依法懲處。
此致
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
檢察長陳清雲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台上這位又肥又胖的女審判員用成都方言讀完了起訴書，一名法警把起訴書副本交給我，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當時的感覺是：
(1)不由得怒火中燒，這份起訴書極盡斷章取義、歪曲捏造、無中生有之能事，非流氓和無賴不會採取這種手段，實屬卑鄙無恥。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怎麼中國共產黨的檢察院這麼不講認真呢？
(2)心中暗自高興，就起訴書所列的這些罪狀，不過是一點言論或者說思想問題，沒有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按照公開發布的政策，不足以判刑。
我鎮定了一下情緒，緩緩地對審判員說：「起訴書的絕大部分內容都不是事實。」
她說：「哪一點不是事實？」
我回答說：「開頭這幾句話『被告牛立華，男，三十歲，漢族，北京市人』是事實。」接着說：「由此以下，從家庭出身開始，都不是事實。我父親是會計，或者說主任會計，沒有資本，怎麼叫資本家呢？頂多算是小資產階級。」
那位老太太很積極，沒等審判員說話，她搶先說：「小資產階級就是資本家。」
胖胖的女審判員看了她一眼，用右手在桌子底下做了個動作，不讓她多嘴。接着對我說：「你家裏劃的什麼成分？」
我回答說：「據我所知，大城市沒有劃成分，你是成都人，成都市劃成分了嗎？沒有吧？北京也沒劃成分。如果劃了，以當地政府劃定的成分為準，資本家也好，地主也好，土豪劣紳也好，軍閥也好，我全承認。如果沒劃，就不能任意寫一個成分。」
那位不甘寂寞的老太太又說了一句：「解放以後都劃了成分。」
審判員搖了搖頭，又用手沖她擺了擺。從此以後那位老太太再也沒有說話了。
我當時在想；如果真的尊重人民，尊重陪審工作，尊重人民陪審，就應當聘請有一定文化水準、有一定法律常識、有陪審能力的人擔任陪審員。並應根據陪審員的不同情況陪審不同的案件，讓陪審員有可能充分了解案情，熟悉審訊過程中的一切問題，這樣才能發揮陪審作用。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設置了陪審員席位，卻採用瞞天過海的手段不讓陪審員了解案情，這不但是對嚴肅的陪審工作的玩弄，而且是對陪審員的侮辱。事後我才打聽清楚，中共掌握的法院在聘請陪審員的時候無需考慮其文化素養、司法常識、陪審能力，而是從街道辦事處的烈軍屬名單中找幾位家庭經濟比較拮据的老頭、老太太，每參與一次陪審，法院給付一元錢勞務費，可以買八斤多大米，夠一家人吃兩三天的，既照顧了烈軍屬，又減少了居委會救濟金的負擔。這哪裏是陪審！？完全是褻瀆司法、愚弄人民、欺騙輿論的遮羞布。是一黨專政，獨裁統治的特定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