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以"激進"為旗幟甚至噱頭的左翼團體，除了空談某某激進左翼的哲學家說過什麼，並不真心地對激進左翼理論的應用產生"興趣"。至少，真正的激進左翼，是絕對不會對自己所處國度的"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的，除非激萌能夠讓人信服地證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騷擾的女性和被打壓的學生，都不屬於"人民"。
倘若上面所說的一切尚屬"可以原諒"，那吳冠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則徹底撕下了激萌的"激進"偽裝，露出其國家主義者的狐狸尾巴。這篇一千字的黨八股，從頭到腳沒有任何一句話一個詞能體現一個哲學學者的素養。發出來之後，吳冠軍不無得意地轉發到華師政治系的教師群里，大方地接受同事們的祝賀，因為發一篇《人民日報》相當於發一篇權威期刊。看到網上的風向不對，他趕緊在朋友圈辯解說，這裏面有不少句子被編輯刪掉，他也沒有辦法。有朋友建議他將原稿發出來以正視聽，他沒有回應，不了了之。他又接着發了幾個微博澄清，說"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歐和拉克勞的理論都有重要的地位，他的這篇東西，並沒有違背他的初心。
事情發展至此，已經十分尷尬了。為了不讓吳冠軍覺得自己孤立無援，藍江和夏瑩發了朋友圈，力挺吳冠軍。藍江認為這篇文章並不能代表吳冠軍的所有學術，夏瑩則"重新定義"了"激進"："所謂激進，絕不意味着無條件地與主流對抗（和）盲目的行動，它僅以徹底性的批判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於是，一個影評，一種研究，之於學者的我們，都將是一種激進的（徹底性的）姿態。"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激萌的"激進"，只針對"不可見"的惡，不針對"可見"的惡，只針對"平庸之惡"，不針對"滔天之惡"。運用到吳冠軍的文章上，大概是說吳罵罵脫離群眾的官員，本身就是"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已經非常"激進"了，大家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在吳冠軍發表文章之後兩天，藍江做了關於"五月風暴"的演講，再次聲明他對反抗行動的肯定。藍江沒有看到，此國真正的激進左翼，並不在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之間，而在被他屢次忽略過青年行動者之中。
這一波的青年行動者，大多來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們的破土而出，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五月風暴"的原因一樣，至少不能輕易歸納為經濟方面。從長遠來看，中國階級結構的變化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經作為國家主人的工農階級，如今淪為弱勢群體，而國家並無相應法律政策來重新保障工農的權益，對於爭取這些權益的行動，當局也是以鎮壓為主。另者，當局在意識形態上的"左右為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緩解矛盾，官方對馬克思採取了名揚實抑的態度，引起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滿，並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稱為"皇馬（皇家馬克思主義）"，與之劃清界線。
自2012年以來，國內出現諸多的新的狀況，他們也有可能促進了這一波青年行動的產生，這些狀況包括：以學者、媒體人、維權律師、NGO公益人士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壓之後，留下了不少話語和行動的真空，急需填補；以"女權五姐妹"為代表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以更加大膽，更有策略的傳播方式，懂得利用新興媒體和流行符號，為社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響了後續的青年行動者；各種左翼社團，利用與官方意識形態相近的便利，在大學悄悄興起，並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網絡。在國際方面，BLM運動和Metoo運動當然不容忽視，在歐美各國的中國留學生，也越來越願意將國外的理念、學術、事件報道，通過微博、微信和知乎傳播到國內，某種程度上為這一波的運動奠定了一定共識。
粗略來說，這一波青年行動者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點：
首先，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感要高於對傳統的自由主義。作為"女權五姐妹"的大兔，不僅自認"左翼女權"，也曾多次關注女工的權益，並用馬克思的理論來批判血汗工廠。張雲帆曾是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會員，在北大做過後勤工人的調查報告，在廣告工業大會給"大哥大姐們"組織紅歌合唱隊和廣場舞。而北大約談事件中的岳昕，也一樣提到自己受到張雲帆的女友顧佳悅的影響，她在幾篇自述之中，字裏行間可以看得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因為是北大的學生，僅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獲得了這麼多注意力資源，與此同時，正在抗爭的工友們，獲得的注意力資源卻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無疑是對本應屬於工友們的注意力資源的盜竊。"
其次，這一波青年行動者，對女權主義也有高度認同。發起"米兔在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別研究的。被約談的鄧宇昊，正是因為要求北大校方公開瀋陽事件的相關信息，而瀋陽事件，正是中國Metoo運動的其中一個案例。在大兔被公眾號"酷玩實驗室"污衊為受到"境外勢力"操縱，張雲帆和顧佳悅立刻在網上發圖對大兔進行聲援。滴滴順風車殺人事件關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關乎女同性戀者的權益，同樣在所有青年行動者之中引起義憤。
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在這一波行動里，依然有所保留。張雲帆被釋放之後發了一篇自白書，裏面寫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社會問題，都會有人對問題的解決之道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這難道也是一種罪過？這是權利！憲法赫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論有'過激'，那'自由'毫無意義！"在過去二十年間，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說過類似的話。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張雲帆自稱"毛左"，但他和傳統意義上的"毛左"並不完全一樣，他對文革的語言也並不熱衷。另一位著名的"毛派"李北方曾經將Metoo運動斥為一場"白左"運動，而支持Metoo運動的張雲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類人，即使他們都認同着某個一樣的符號。
這波運動，還有一個隱而不彰的共同點，就是反官僚主義。張雲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羅織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發了相當多的不滿。2017年12月8日，孫婷婷被警察找上門，她要求他們出示警官證和搜查證，後者不為所動。他們把她帶到小谷圍派出所，詢問她關於廣工讀書會的事，她說自己並不了解。派出所的所長對孫婷婷說："你不說是吧？你死吧！那先隨便安排個罪名，關進去再說！"這些官老爺作派，加上孫婷婷後來在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們憤怒的聲討。北大約談事件的發酵，和北大校方的官僚主義也分不開。鄧宇昊被約談之後，岳昕等人連夜去搜尋他的下落，在交涉過程中，青年們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當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諉。後岳昕的輔導員叫來岳昕的媽媽，以遭到"境外勢力"操縱等莫須有的理由，將岳昕軟禁在家。北大校方的蠻橫無理，召喚來了一張"兩個北大"的"大字報"。
這波行動尚未結束，我們不知道它會將我們帶往何處，但僅就目前青年們展現出來的胸懷、擔當和勇氣，就足以讓偽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階段，我們必須分析，出現這種左翼內部的兩極分化的現象的原因究竟在哪裏。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老師與學生分道揚鑣的情況並不罕見，上一輩的學院知識分子，即使認同左翼，跟不上學生激進的步伐，也實屬平常。我們前面說到的阿爾都塞和巴迪歐兩師徒，也只是因為哲學理念不同而江湖再見。
除了部分歸因於雙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學院知識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我認為，出現這樣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官方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在1978年以後，中國將毛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修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適應中國社會的新情況，但"中特社"的一個基本預設在近十幾年來遭遇巨大的挑戰，那就是"共同富裕"。現任領導上任以來，一方面進行"政治改革"（非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構建新的意識形態，以彌合這種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十九大之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高高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但就其實質而言，與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經大相逕庭。可以說，這是一項未竟的意識形態工程，當局只是指了一個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成了當局招攬的對象，當局既不肯放棄馬克思主義，但又無法完全地回歸"初心"，如果西馬裏面有人能幫當局殺出一條血路，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一方面名正言順，馬克思主義的牌子完好無缺，另一方面憑着這些西馬學者在年輕學生中的影響力，還可以收編新生代的激進力量。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的民間馬克思主義者，對當局這種毫無誠意的"不忘初心"堅決不買賬，並不惜與這種國家主義決裂，鄭姿妍去年在土逗公社發的《中國左派的國家主義：從何而來，向何處去》，以及激流網最近發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左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都是這種立場的體現。
從意識形態學來說，吳冠軍發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以及他的《"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再加上《"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都是不合格的產品，顯然寫慣娛樂化學術語言的吳冠軍，難以駕馭死板又暗藏機關的黨八股。從後續引發的反映來看，吳冠軍無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為這個失敗的意識形態嘗試的眾多炮灰之一。不難預見，未來的意識形態戰爭（也就是我以前說的"精神內戰"），很可能就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這個戰場展開的：一邊是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當局的意識形態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邊是受到馬克思啟發的青年行動者，一邊是高牆，一邊是磚頭，高牆是磚頭做的，磚頭也可以砸爛高牆。
這一場戰爭，看似和自由派沒有關係，但除非選擇移民，否則一個自由派將難以避免在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選邊站的問題。有的自由派會認為，目前的抉擇好比國共內戰時期一樣，選了共產黨一邊的，大多都後悔了；現在的政權並不比當年的國民黨要更糟，在國際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國要比49年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要高得多。自由派為什麼不能站在皇馬那一邊呢？說不定它還有改革的可能。這種想法的錯誤不僅在於，將當下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49年前的共產黨類比是不恰當的，最重要的是，它還忽略了一個政治現實。
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之後，有傳言說防火牆將被迫打開。這種說法尚未被證實，但其可能性的存在，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強大，首先是中國政府的強大，並不是人民的強大。中國的強大，也不一定會讓人民受惠，比如說，如果中國足夠強大，那就不存在迫於美國的壓力打開防火牆的問題。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志士都認為只要祖國強大了，中國人就再也不會受到欺負。其實祖國強大了，很可能祖國欺負自己人民的時候，就再也沒有別的國家敢說什麼了。
有理性、有血性的自由派，應該認清自己的敵人是國家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應該堅定不移地站在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一同去爭奪每一個戰場上的勝利。
"五月風暴"，也只是其中一個戰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