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認為自己的思想與五十年前那一場席捲法國的風暴有着莫大的關聯。"那是一場衝擊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體上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968年，巴迪歐不僅徹底拋棄議會民主制、法共和蘇聯馬克思主義，走向了毛主義，也和自己的恩師路易·阿爾都塞決裂，巴迪歐無法接受"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
另一位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的前輩，雷蒙·阿隆，對"五月風暴"的評價卻頗為刻薄："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仿佛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阿隆曾經出版《知識分子的鴉片》，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過激烈的抨擊，他對這場運動的觀感毫不讓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五十年之後，阿蘭·巴迪歐的激進左翼盟友（然而也曾對他提出過批評），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對那一事件也給出了與阿隆類似的評價："這場本應是左翼的運動，最終卻幫助資本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
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探討"五月風暴"對中國的影響，相反，探討中國對1968年歐美左翼運動之影響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棟。錢鋼先生在最近那篇《"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關於1968"五月風暴"的走讀》寫到："1968年，'法國'一詞在人民日報標題上出現100次，其中5、6兩月的77次全部與'五月風暴'有關，年度和月度語溫都達到'沸'級。人民日報將法國'五月風暴'和中國文革連在一起，強調它'是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這最多只能證明中國這邊利用了"五月風暴"來進行自己的政治宣傳，不能證明1968年後的中國政治受到過"五月風暴"的影響。
熊培雲在2008年寫過一篇《"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可以看做中國自由保守主義路徑的一種典型詮釋。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告別革命"，力求剷除或壓抑中西思想遺產中所有美化革命的成分，為漸進改良開路。熊文對"五月風暴"的詮釋，某種程度上也呼應着這樣的意圖："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70年代的廣泛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係消逝了，象徵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用一個法國學者的話來說，'五月'以後，法國的生活變得性感。從此以後，'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聖的指示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五月風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觀上完成了社會力量對政治力量的一種抗衡或者分權，表明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內涵。"值得一提的是，熊文對法國當局的應對態度，有不少讚許之辭，比如他將當時警察總署署長莫里斯·格里莫稱為"英雄"，"一位有教養的人道主義者"。這些說法可能不無事實根據，不過將"五月風暴"僅僅詮釋為一場"改良"運動，不僅有立場先行的嫌疑，而且對這場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在當下的中國知識界，與"五月風暴"牽連最深的，當屬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知識分子，這主要是因為所有當代最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要麼直接參與過"五月風暴"，要麼曾經對它作出過重要的評價或詮釋。我們不妨這麼說，如果在中國，有人認為自己是"五月風暴"在這片土地的合法繼承人，那他很大可能會是一個西馬研究者。在這些可能的"繼承人"中，由吳冠軍、藍江、夏瑩和姜宇輝所組成的"激進聯萌"，最為突出。
"激進聯萌"在網上簡稱為"激萌"，以引介當代歐陸左翼哲學為己任，他們引介的幾個重頭哲學家正是齊澤克、巴迪歐和阿甘本。與傳統的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相比，他們不怕在普通受眾面前拋頭露面，頻繁組織各種線下學術講座和對談，積極地傳播歐左哲學。與汪暉這樣享譽國際的學者相比，激萌的文章沒有太多地涉及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也暫時說不上有什麼創新之處。陸興華也是研究歐左哲學的，但與他這樣自我邊緣化的學院左翼相比，激萌又顯得跟主流過於合拍。可以說，在過去幾年裏，激萌有意地不在現實政治上站隊，以維護自己發展勢頭。夏瑩經常強調說："激萌不上街。"雖然巴迪歐自己就對那些空談激進毫無行動的學院知識分子有過辛辣的嘲諷。
如果激萌只是"犧牲政治換來學術"，那也無可厚非，畢竟當下也沒有什麼走上街頭的機會（所以我也不知道夏瑩這話針對的是哪些人），而通過學術播下"激進"的種子，或許比莽撞地四處出擊更有長遠的效益。不過，從激萌的表現來看，他們好像也沒有什麼"忍辱負重"的感覺：他們一邊批判消費主義，一邊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給"螞蟻短租"做廣告，一邊批判資本，一邊賣着激進哲學的周邊產品。
作為齊澤克的中國分身，吳冠軍在中國也一樣打着學術明星的頭銜，他不僅是激萌裏面曝光率最高、人氣最旺的學者，而且也是批判鋒芒最露，卻也最受惠於他所批判的事物的一位。2017年底，吳冠軍點評年度十大熱點事件，將馬雲的"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作為重點拿出來批判，認為這些沉浸於購物狂歡的人的欲望是被馬雲等人創造出來的。到了今年，他一個轉身就上了一檔叫《腦力男人時代》的綜藝節目，與李小璐談笑風生，並不吝於給一眾明星一些不痛不癢的褒獎。當然，這個本身也沒什麼問題，"娛樂至死"確實不完全等同於"消費主義"。齊澤克也上過很多節目，不過齊澤克上節目至少聊的還是嚴肅的內容，吳冠軍在節目上連一點哲學的插邊球都沒打，倒像是單純享受着自己在鏡頭面前說話的快感。
在2014年給澎湃做的訪談中，吳冠軍高度評價了齊澤克，並貶低了汪暉。吳冠軍認為汪暉的論著是地方性的、本土性的、特殊主義的，只是一種為了在國際學術佔領一席之地的"學術策略"，而齊澤克的論著才是普遍的、世界性的，齊澤克為第三世界的學人指出了另一條走向國際學術的進路。齊澤克的進路有沒有那麼神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光靠不斷拷貝齊澤克的說法，一定沒辦法走向國際學術。國際學術界有一個齊澤克已經夠煩了，不需要第二個。
在訪談中，吳冠軍這樣說道："在今天，學界與商界許多地方已經很相似，我碰巧兩個界都待過，兩者至少還保留有一個區分：投機或其它類似手段能夠'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確立一個人之真實學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槍拿出來的東西。"從字面上來看，吳冠軍至少是不反對利用"投機"來助推的。無怪乎在同一年，吳冠軍就在《同濟大學學報》發表了《"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講到上任國家領導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再講到現任領導人的"中國夢"，並一一列舉了那一年落馬的腐敗官員，作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代表。期間儘管穿插了拉克勞和巴迪歐，但是除了給"群眾路線"作出了一點新穎的哲學解釋，並沒有提出什麼制度上的落實之處，甚至連激進左翼一直強調的"民主參與"也隻字不提。要說這樣就能讓當局接納吸收激進左翼的元素，那不知是該說吳冠軍天真，還是說他狂妄到把讀者當成了白痴。
吳冠軍在方方面面都模仿着齊澤克，他在澳洲讀博時，有一段時間還學齊澤克留起了大鬍子，但有一個方面，他是斷然不敢模仿的，那就是齊澤克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說到這裏，吳冠軍可能會抗議說，他明明批了，去年的時候，他還發表了一篇抨擊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文章，怎麼能說他不敢批判現實政治呢？這種蘇聯笑話式的詼諧，具體表現在一個激進左翼學者身上，就一點也不好笑了。
去年年底，當吳冠軍批判完代議制民主，準備批判馬雲的電商帝國時，北京開始了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以崔衛平等學者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向北京市政府表達了抗議。包括吳冠軍在內的激進聯萌，沒有一個人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對"低端人口"的遭遇表示出任何的關注。同一個月，自稱"毛左"的北大畢業生張雲帆因為舉辦讀書會被番禺警方拘捕，後遭刑事拘留。期間，不僅有社會各界人士聯署要求釋放張雲帆，而且在民間，從毛派、托派，到自由派，都有人撰文聲援張雲帆及其他幾位左翼青年。激萌對此是歌舞昇平，高高掛起。今年Metoo運動在中國興起，藍江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長江教授瀋陽被舉報在二十年前性侵自己的學生，並導致後者抑鬱自殺，網上關注此事的人絡繹不絕，但激萌眾學者，仍然不在其中。後有北大學生因關注此事被約談，有聲援被約談者的學生遭學院報復，激萌也依舊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