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廣東湛江視察南部戰區海軍司令部時講話。（2023年4月11日）
在美中關係緊張、台海局勢升溫之際，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6日視察東部戰區機關時稱，中國「安全形勢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增大」，要求「深化戰爭和作戰籌劃」、「加快提高打贏能力」。習近平發表此番講話恰逢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抵達北京、開啟為期四天的「經濟外交」。
在今年三月出版的新書《下一場重大戰爭：美國及其盟友能否戰勝中國？》（The Next Major War：Can the US and its Allies Win Against China？）中，畢業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羅斯•巴貝奇（Ross Babbage）博士指出，由於中國面臨日益嚴峻的國內外挑戰，習近平似乎急於行動，他有可能發動一場閃電襲擊戰，例如針對台灣、南中國海、釣魚島或其他衝突。
「發動一場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重大戰爭將帶來高風險，但習近平可能相信中國的前景良好，採取果斷行動將共產主義中國變成印太地區的主導力量是一種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巴貝奇寫到，習近平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需要進行這樣的一場戰爭，並且努力讓中國最遲在2020年代下半葉準備好迎接一場重大戰爭。中國計劃的戰爭類型將涉及遠遠超出軍事領域，持續的時間可能要比通常所認為的長得多。
儘管據《金融時報》7月5日報道，習近平曾當面警告俄羅斯總統普京不要在對烏克蘭的戰爭中使用核武器，但巴貝奇認為，北京反而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受到誘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例如高空爆炸以癱瘓整個戰區的盟軍指揮和控制系統，或者深海爆炸後產生引發大規模破壞的海嘯。
該書得出結論，如果在2030年之前爆發這樣的戰爭，美國領導的聯盟將難以取勝並可能遭受毀滅性的失敗。他們還未認真討論戰術方案，也未着手建立後備替補隊或購買額外裝備，大多數繼續以一种放松的節奏進行日常活動，仿佛幾乎沒有可能要打比賽，而且上場能力參差不齊。
「一切取決於美國和合作夥伴的領導者是否願意以及何時會將戰鬥力作為首要優先事項。」巴貝奇建議，如果盟國和合作夥伴決定迅速採取行動，仍然有能力在三至四年內取得重大進展。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中表示，在這場習近平為延續個人權力和中共執政合法性而發動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將被迫付出慘重代價。在饑荒和流民四散的情況下，這個高度極權監控的警察國家也未必能夠完全掌控可能出現的政變、叛逃和流血事件。
「起初中共可能能夠鎮壓異議，但隨着食物短缺、能源耗盡，甚至連基本的烹飪用燃氣都不夠，人們會被迫到農村求生存，即使在那裏，很多人也會挨餓。中國整個國家將處於半混亂狀態（semi-chaos）。關於中共政權此時在國內可能嘗試進行的極端安全措施是否會奏效，存在着一個重大疑問……就連安全部隊的許多人也會受到苦難，可能會出現許多人從軍隊、政府等各個機構叛逃的情況。而且，你可能會看到許多人試圖逃離中國。」
巴貝奇是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非常駐資深研究員，也是澳大利亞坎培拉的戰略論壇（Strategic Forum Pty Ltd）的行政總裁。他曾在澳大利亞多個政府機構任職，為國防部長擔任過特別顧問，曾是澳大利亞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的戰略分析負責人。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羅斯•巴貝奇的採訪節選：
記者：美中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為什麼？
巴貝奇：美中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但的確存在非常非常嚴重的風險，其原因主要是習近平已經下令解放軍對台灣採取大規模行動做好準備，他一直堅持認為中共政權上會把台灣作為中國一省進行統一。當然，台灣人不太願意參與此事，但習近平堅持如此。他使用非常強烈的語言，決心很明確。我們所知道的內部演講等都強化了這一點。習近平在許多場合向公眾和中共黨員承諾，（收復台灣）這是一個優先事項，並且他已經採取了重大步驟來為此做好準備。
例如，中國現在的國防開支是經濟增長率的兩倍多，今年公佈的國防開支約佔GDP的7.2%。習近平還做了很多事情來建設軍隊。現在中國陸軍和海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中國在西太平洋擁有的航空兵是該戰區最大的。
當然，中國在（戰爭）準備方面還有很多其他活動。比如，（國防）動員法得到升級，還有定期進行的動員活動。一位相當低級的解放軍將領（何衛東）原本負責制定和準備針對台灣行動的主要計劃，現在已經迅速晉升，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中習近平的兩名最高級顧問之一。
此外，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驅動因素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和重組。習近平多次明確表示，現在安全和國防至少與經濟增長和發展同等重要。他將此作為首要任務，代價是巨大的，可能是以中國GDP增長的1%到2%為代價。習近平最近提到要為極端情況和驚濤駭浪做準備，他在這裏談論的是要減少中國受制於外部影響，包括在重大危機和戰爭中可能的惡劣影響。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經濟一直在努力轉向國內消費、國內經濟活動，減少外部因素包括貿易的總體影響。中國非常努力地想要實現自給自足，在某些方面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還不夠，在未來三到五年內也不太可能足以真正使中國從這種（戰爭）危機中得到隔離。中國正朝着一種奇怪的方向發展，如果再過5到10年，中國將開始更像是一個大號的朝鮮。
中國針對台灣的實際行動非常積極，包括脅迫行動、網絡（攻擊）等等。這不僅僅是針對台灣，還有針對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其他一些盟國的行動也非常積極。這是中國主要的四個機構所實施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試圖在任何軍事衝突之前削弱、破壞、分裂和干擾西方，使其更難以抵抗。
另一方面，拜登總統自當選以來已有四次在公開場合被直接問到，如果中國進攻台灣，美國會怎麼做？他四次都毫不猶豫地說，美國會毫不猶豫地去戰鬥，去幫助保衛台灣。
因此，印太地區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在台灣的未來問題上爭執不下。而且美國和中國對他們在危機中會做什麼都說的非常直接。因此不幸的是，爆發戰爭的風險現在看起來相當嚴重。
記者：習近平發動這場戰爭的時間表是什麼？
巴貝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已告知國會的委員會，習近平已命令他的軍隊在2027年之前準備好對台灣採取重大行動。
我認為習近平面臨的另一組問題是，目前國內情況不太好，經濟出現了嚴重問題而且急劇放緩。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還不到2006年的1/3，經濟加速增長、更加繁榮的前景正在逐漸減弱。中國在人口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問題，人口正在老齡化，勞動力正在減少，總人口正在下降，因此，生產力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也在衰退。
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總體前景確實給中國領導層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我認為習近平多次暗示這一點，也許他實施攻台行動的機會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正在關閉，這意味着中共領導人可能會在未來一兩年內選擇發動攻台行動，並很快引發一場大規模戰爭。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我認為北京方面的盤算是，到了2030年，情況可能遠不如現在對中國有利，因為美國及其盟友，還有理念相同的民主國家開始做好更充分的準備，更有韌性地應對中國可能帶來的挑戰。
所以（這個時間表）是動態的，它可以加速，這場危機可能會比許多人想像的更快、更早地發生。對於美國及其盟友來說，現在不應該、也沒有理由放鬆。
記者：中國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核心目標分別是什麼？兩者主要都想在西太平洋爭奪主導地位嗎？
巴貝奇：我認為部分目標就是如此。中國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國從西太平洋排擠出去，迫使美國撤退。中國希望未來至少與美國平起平坐，並且在鄰近以及其它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準備付出很大努力，如果這意味着他們可能不得不打一場戰爭，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
我們感到中國領導層中有一種想要並且事實上準備打一場長期戰的意識。他們的想法是，如果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能夠避免中國被擊敗，就可以繼續對美國和其它盟友在西太平洋乃至更遠地區施加痛苦，發動小規模的進攻，也許是意外攻擊，給美國造成巨大混亂並讓其付出嚴重代價。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中國領導層的考量是，最終美國人民的分裂分化會加劇，會在街頭爆發大規模的和平示威。最終，美國政府將被迫讓步，基本上按照北京的意願達成協議。
在美國這一方面，到目前為止主要的計劃重點是防止在海洋領域、島鏈地區遭受軍事失敗。有兩三條主要的島鏈，從北方的阿拉斯加和日本一直延伸到南方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澳大利亞，當然還有印度尼西亞。美國非常努力地確保，如果中國對台灣，或者甚至對日本或東南亞國家比如菲律賓，發動大規模行動，那將會非常困難。解放軍將會遭受巨大的損失，許多艦艇將被擊沉，許多海岸設施也將受到嚴重破壞。
另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是貿易，中國經濟繼續相當依賴的貿易。（戰爭爆發後）幾乎所有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幾乎會在一夜之間停止。中國將非常依賴與俄羅斯、或許還有中亞國家的貿易，但不會超過這個範圍，因為幾乎全世界都不會支持中國。
這將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問題，涉及從能源到食品以及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這樣的衝突將給中國人民帶來極端的困苦，相當於中國人在大躍進時期的可怕遭遇，也許還與文化大革命相當，儘管後者造成的死亡和傷害沒有那麼大。這是沒有人真正希望看到的，也包括美國及其盟友。但坦率地說，這將是中共政權發動侵略的結果，迫使盟友陷入一場我們都不想要的衝突。
記者：中國在戰時動員方面是否比美國有更多的行動和進展？中國的整個社會是否比美國更加適應戰時狀態？
巴貝奇：從全社會的層面上，我認為中國公眾正在進行比美國公眾更為全面、更為有效的準備。中國不僅僅是就可能發生衝突並加強宣傳各方，甚至鼓勵人們進入不同領域的工作，讓一些公司做好準備，擁有能力將製造業突然轉向軍事相關產品。中國的所有這些動員計劃和準備工作比目前的美國更為先進。
中國幾乎實現了半動員的社會（semi-mobilized society）。半動員是因為中國以不同的方式重組整個經濟，以在危機中保持主導地位和韌性。在民主世界中，很少有地方能夠看到像中國現今（關於戰爭）的討論水平、坦誠程度和資源分配的程度。
這實際上顯示出美國和西方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自滿情緒。而且坦率地說，西方媒體也沒有指出我們面臨的真正風險、指出中國正在發生的現實和含義，許多報道都非常膚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清晰認識和整體觀點，結合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在全社會進行的多層次準備，並向公眾解釋其含義。
當我私下與高級官員交談時，他們對我們所討論的大部分事情非常清楚，但大多數政治家不願意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在中國，中共一方面非常直接地向公眾講述自己的戰略目標以及重要性，快速軍事建設的意義，並以一種民族主義的敘述方式包裝起來，對許多中國人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美國及其盟友國家的領導人，只是非常謹慎地與公眾交流當下的現實情況。這也是我為什麼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
我們需要讓大部分人不僅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而且有機會進行自我組織，以各種方式在自己的社區中對抗這個問題。我平時不僅向政府官員等人提供簡報，還與企業高管進行討論。他們的反應幾乎總是相同的，「我們不知道這一切，為什麼以前我們沒有被告知？」然後下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忙？」大多數企業和個人並沒有真正的抵制意見，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被蒙在鼓裏，不知所措。我們應該保持開放並信任公眾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歷史表明，這不僅是公平的做法，而且勢在必行。
記者：如果今天爆發戰爭，美國及其夥伴能否在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爭中獲勝？美國及其盟友如何能夠確保獲勝，最優先事項是什麼？
巴貝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及其盟友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採取的行動。如果西方能夠是組織起來，這不僅是關於應對軍事挑戰，來自中國的壓力在其他三四個領域也將非常嚴峻，例如經濟。
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可能還沒有太多思考和意識到的是，他們在印太地區已經失去了近100年來的工業優勢（industrial superiority）。過去，美國的軍事能力得到了美國工業龐大的製造能力的支持。然而，在過去的25年中，情況已經發生了逆轉。2004年，中國的製造業產出只有美國的一半左右，但到了2020年，中國的製造業產出現在幾乎是美國的兩倍。這是因為中國的製造能力增長，一部分原因是中國自身的發展，而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國及其盟友將製造能力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地方和國家，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中國。這造成了巨大的問題。所謂的「民主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今不如昔，不再是羅斯福總統所描述的那樣。現在需要的做是對此進行復興，而美國無法獨自完成。
我們需要新的經濟和商業合作機制、製造業合作機制以及盟友之間的供應鏈合作等，確保基本需求可以作為一個團隊得到滿足。這是一個真正的團隊，一個值得信賴的團隊，而且規模相當龐大，其中包括許多非正式的成員國，但確實需要新的合作方式和模式，快速地行動。當東亞發生規模戰爭等危機時，我們可以共同做很多事情，但現實情況是，許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
另一個問題是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即中國已經針對台灣、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其他盟友採取了行動，每天都進行大量的網絡攻擊，試圖破壞我們、滲透進入系統、以各種方式削弱我們，利用社交媒體和其他手段來分裂我們的國家。現在我們需要對於來自中共的操縱和脅迫加強防禦。西方國家自冷戰以來並沒有對此給予足夠重視，而在中國，有將近一百萬人在四個主要機構中積極進行這些行動，並在危機中計劃進一步擴展行動。我們需要更加協調的盟友和合作夥伴機制，行動起來，不能一切如常。
記者：你在書中提到，「聯盟範圍內的規劃、準備和協調機制對於維持並最終贏得這場戰爭至關重要。」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機制？為什麼現在還沒有成形？
巴貝奇：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的，但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方式。例如情報合作，民主國家之間有很多這樣的合作，包括發展中國家和整個東南亞地區。在最高層面上，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的五眼聯盟，幾乎可以說是親密無間的合作。此外，還有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在高級技術開發方面進行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以及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樣的合作機制。
我們需要加強合作，發展新的機制，特別是在經濟韌性方面。雙邊夥伴關係可以發揮作用。例如，日本與美國，美國與澳大利亞，甚至包括日本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合作。這本書探討了危機爆發的後果，包括對主要經濟體的影響，可能出現的壓力點，緩解這些影響並度過危機的策略。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增加實質性的內容，彼此扶助的政治理解是必要的，但真正需要的是進行操練、試驗和具體行動，特別是在重新引導和重構供應鏈方面。
記者：柏林、羅馬和東京在1940年簽署了三方協定（Tripartite Pact），但彼此之間的不信任導致這只不過是一項鬆散的協議，防禦條款從未被援引。針對中國的挑釁，亞洲國家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類似北約（NATO）的一個更加正式、緊密聯結的集體防禦機制嗎？
巴貝奇：我認為亞洲版北約是不可行的，但我們可以與那些願意接受這一觀念的國家建立更強大、更正式的關係。現在，我們看到通常所說的軸輻式網絡（Hub-and-spoke），即以美國為軸心，延伸至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
例如，日本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國防和安全合作已經非常出色並且將進一步發展，雙方在政治上沒有嚴重阻礙。澳大利亞和韓國之間也是如此，還有韓國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之間也有很多合作，印度在南太平洋和東南亞等地區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一些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區的重要國家對於建立經濟和社會韌性感興趣並願意參與合作。
我們看到了這些互相重疊的合作安排，一種更加靈活的合作方式。儘管不太可能看到一個東亞版的北約，但我們可以做出快速而且相當有效的聯合行動。我們經常與這些主要經濟體和軍事力量進行類似北約的演習，進行一些很傑出的行動。例如，幾個月前在澳大利亞北部進行的大規模防空演習，我們不僅看到了日本、韓國、美國的飛機，還看到了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印度、德國、英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如果真的發生危機，我認為我們將能夠更有效地協同行動，超出大多數人的想像。
當下最重要的是軍事能力，但我們可以在避免政治障礙的情況下做更多其他事情，幫助這些國家建立網絡安全和經濟韌性，並積極合作以提升其情報和監視能力。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在經濟和商業方面（的合作）有更少的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