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自由大學佩雷爾曼法律哲學中心的法學家伊莎貝爾·馮（Isabelle Feng）在法國《世界報》的論壇欄目寫道，中共當局正在加強對金融信息的控制，試圖掩蓋地方當局的巨額債務。
伊莎貝爾·馮首先描寫了幾個中國地方當局債務的例子。
5月26日，武漢市財政局在當地一份報紙上公佈了一個包含259個國有或私有企業的名單，要求這些企業償還欠武漢市的3億元人民幣。這一數額本身並不大，但這一動作對中國的一個市政府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之前，4月12日，貴州省宣佈無力償還1.2萬億元的債務。幾個星期後，雲南省也發佈了金額相當的類似公告。
這幾件事情證實了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處於災難性的狀況，其總額已經從2011年的10.7萬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30萬億元以上。這是不合北京當局的胃口的。很快，武漢報紙的相關版面和貴州省的「無法償還債務」的公告就從官方網站上消失了……
北京當局更加擔憂和中國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LGFV）的「隱性債務」有關的信息。地方政府融資工具是地方政府為從出售土地開始的重大工程融資而創建的金融工具，它非常的不透明。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和房地產市場危機已經使各省的金庫枯竭。前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2016年）2023年3月發表在經濟期刊《比較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估計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債務金額目前在30萬億至50萬億元人民幣之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估計，到2023年，這一數字將達到66萬億元人民幣，佔中國GDP的近53%。
風向變了
多年來，有關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信息一直是北京當局與外國金融分析師及外國金融評級機構爭論的焦點。在2000年代，這些機構給中國共產政權的信用評級都很好，但是，2013年，這些機構看到風向變了。當時，由於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債務急劇上升，穆迪和惠譽降低了評級。中共隨後指責這兩個機構想要「傷害」中國政權。2017年，標準普爾也下調了中國的評級，這時，北京當局指責標準普爾這一美國機構「無視中國的法律」，因為，中國的法律是將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債務排除在公共債務之外的。
伊莎貝爾·馮表示，中國意識到控制金融信息是有着戰略重要意義的。中國央行在當局的支持下於1994年同意成立大公評級機構，這一機構最初只是為中國本土投資者對中國公司進行評級。但是，由於北京深信自己是西方機構意識形態操縱的受害者，北京的目標是讓大公成為國際範圍內的評級機構。2013年，大公和一家俄羅斯評級機構（RusRating）以及一家美國小型評級機構（Egan-Jones Ratings）一起成立了世界信用評級集團（UCRG）。該集團為了能有信譽，任命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擔任其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並任命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為其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2010年，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因拒絕遵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透明度規則而被禁止在美國市場執業。在歐洲，大公則於2013年獲得了年輕的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的綠燈。部分原因是，在希臘債務危機之後，對英美機構佔據主導地位感到擔憂的歐盟，樂於見到中國競爭者進入評級市場。
擰緊螺絲
但是，大公很快就被視為北京進入歐洲市場的戰略棋子。2018年，大公因貪污以及和受評企業串通而被中國司法制裁！2019年4月，大公由黨國直接管理。奇怪的是，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又等了七個月才把大公排除在歐洲市場之外……
伊莎貝爾·馮寫道，雖然這一在習近平治下發生的擰緊螺絲的行動，讓中國能有可信的評級機構的希望破滅，但是，中國也是不會對那些要對中國經濟評級的人敞開大門的。必須壓制一切傳播壞消息的聲音……
因此，2021年出台的數據安全和保護法限制了跨國公司與其中國子公司傳輸信息的自由。2022年出台並實施的跨境數據傳輸規定，讓用戶無法從國外訪問中國的企業信息數據庫，比如天眼查等。即將於7月1日生效的新的反間諜法，根據黨的意願，把與外國人交換任何信息都定為非法。非政府組織「開放數據觀察」（NGO Open Data Watch）根據公眾獲取數據的難易程度對各國進行的排名顯示，中國已從2016年的第59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155位。
一切都讓人覺得，黨國一體的中國不再依靠透明度來吸引它急需的國際資本了。北京似乎準備只依靠編故事來吸引西方投資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