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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李強首訪德法 難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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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清零」結束後的景氣預期沒有到來,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大打折扣,中共對西方的經濟利誘能力萎縮。 最後一點,習近平三連任後,國務院總理更像是習的一個跟班,其政策主導能力大為收縮,國外對新總理李強的重視程度可能沒有以前高,更願意直接與習近平打交道,這也制約着李強外交能力的發揮。

6月18日至23日,李強訪問德、法,並舉行第七輪中德政府磋商,出席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圖:2023年3月13日,中共總理李強在北京新聞發佈會上發言

6月18日至23日,李強訪問德、法,並舉行第七輪中德政府磋商,出席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李強作為國務院總理的首次出訪,為什麼選擇這兩個歐洲國家呢?

其實有迫不得已的因素。放眼西方世界,中共跟誰可以拉關係呢?

中共與美國「不是冷戰勝似冷戰」。日本呢?已撕破臉,秦剛當面斥日本外相林芳正「為虎作倀」,而美日聯盟已成為印太遏制中共的軸心。加拿大呢?去年11月加拿大推出印太戰略重點應對「破壞性的」中(共)國,現與中共互相驅逐領事。英國呢?蘇納克首相稱中共對全球安全與繁榮構成最大挑戰,英美於2021年6月簽署《新大西洋憲章》後,又於今年6月8日共同宣佈《大西洋宣言》,凸顯「特殊關係」,聯手抗擊中共。韓國呢?尹錫悅政府親美、和日、抗朝,對中共日益強硬,美日韓鐵三角使中共如芒在背,近日中韓交惡,相互召見對方大使。意大利呢?新總理梅洛尼重新審查與中共的「一帶一路」協議,意大利與台灣的關係也在逐步升溫,意中關係變數極大。澳大利亞呢?雙邊關係「解凍」,但速度不快。

似乎,只有德法。去年11月,德國總理朔爾茨成為疫情近三年以來第一個訪問中國的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中共高調宣傳,說朔爾茨在中共「二十大習近平三連任後來訪,頗有「對中(共)國友好的政治意味」,堪稱「中德經濟和市場規律對德國外交的一次矯正」。

今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馬克龍言辭極投中共所好(諸如法國和歐洲要走美國和中共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在台灣問題上歐洲不應跟隨任何人的步伐),獲中共超高規格的接待,甚至習近平親自陪同馬克龍前往廣州,品茶聽曲。

但是,中共對德法似乎歡喜過早了。第一,馬克龍的言論,大西洋兩岸都出現了強烈的反彈;法國惹火上身,急忙尋求平息。因此,我們看到5月G7廣島峰會,7大國空前一致,反對經濟脅迫,警告中共勿支持俄羅斯,支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馬克龍可謂從反面加強了西方的團結。

第二,朔爾茨政府是三黨聯合執政,對華政策內部爭議極大。今年3月,德國教育與科研部長施塔克-瓦青格訪問台灣,這為最近25年所僅見,中共向德方提出抗議和表達「強烈不滿」。4月,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來訪,秦剛親自去天津,陪同她一起坐高鐵來到北京。但在聯合記者會上,貝爾伯克打臉秦剛,擔憂中國人權,並指台海軍事升級對全世界都是「可怕的場景」,「單方面、暴力地改變現狀,對我們歐洲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5月,籌備已久的德國財長訪華被臨時取消。這都顯示中德關係暗流涌動。

不過,雖有隱憂,但中共急於外交突圍,為在西方世界打開一個想像中的缺口,仍勉強安排李強出訪德法。

李強此行,目的可能至少有二:分化歐洲和美國的對華立場,特別是在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問題上;儘快結束歐盟與中共的制裁戰(2021年圍繞新疆人權問題而爆發的),讓歐盟議會重啟《歐中全面投資協議》的批准程序。

可從德、法與歐盟方面來看,中共上述目的似難達成。

其一,俄烏戰爭讓歐盟流血,中共對俄羅斯的態度就決定了歐盟對中共的態度。中共貌似中立、實則支持俄羅斯。只要中共立場不進行重大調整,中歐(盟)關係就不可能有重大突破。雖然德法是歐盟內的主導性國家,但畢竟中歐關係制約着中德關係和中法關係(歐盟27個成員國,實行一致決策)。這就決定了,中德關係和中法關係即使前進,步伐也是有限的。

其二,中德關係密切,可默克爾時代畢竟結束了,朔爾茨政府面對現實,對華政策正在重塑,對中共的態度嚴厲多了。6月14日,德國推出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其核心仍然是「立足於歐盟和跨大西洋聯盟」。在這份39頁的文件中,中國被提及了6次。德國對華三重定位」:夥伴、經濟上的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我們注意到,近些年來競爭和對手的成分在不斷增加。」《戰略》具體提到,「中(共)國正在以各種方式試圖重塑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越來越積極地要求獲得區域優勢,並一再採取與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牴觸的行動」。「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日益承受壓力,人權也遭到漠視。中(共)國正在利用其經濟實力來實現政治目標。」德國的基本立場是,「中國融入世界貿易和全球經濟的進程不應受到影響。但與此同時,安全問題也必須得到解決。」

從中共方面,要推進與德法和歐盟的關係,也是困難重重。

一是最近幾年,中共外交越發強硬、僵硬,缺乏靈活性,缺乏轉圜能力,似乎只會戰狼外交了。從目前態勢看,中共非常想拉攏歐洲,但又不願意或不能在基本立場上做出重大讓步(比如西方最看重的俄烏戰爭和台海問題),這只會使中歐相互撞擊的力度越來越大。中共向左轉這個大問題不解決,西方不可能與中共走近。

二是中國經濟飄搖,「動態清零」結束後的景氣預期沒有到來,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大打折扣,中共對西方的經濟利誘能力萎縮。

最後一點,習近平三連任後,國務院總理更像是習的一個跟班,其政策主導能力大為收縮,國外對新總理李強的重視程度可能沒有以前高,更願意直接與習近平打交道,這也制約着李強外交能力的發揮。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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