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9日，在中國深圳舉行的中國公共安全博覽會期間，人們聚集在大華科技展台。據一家美國監控研究公司稱，大華科技製造的帶人工智能的攝像頭似乎旨在壓制抗議活動。
此監控技術尚只是中國盛行的人工智能「預測性警務」的一個例子。
一家提供攝像監控技術、遭西方多國政府制裁的中國公司推出產品，結合人工智能技術，能在有人展開橫幅時，自動通知當局。
率先提出報告，指出大華技術公司產品具備此技術的美國信息監測研究公司IVPM表示，大華技術公司出品的攝像機所含之人工智能技術的目的顯然是要將抗議者消音。
在IPVM對大華科技提出置評請求後，大華隨即刪除了產品系統里關於「Jinn"的說明脈絡。然而，在已經存取的大華科技網站版本中可見該公司說明，指此科技的用途為「社會安全」及「社會治理」—這些都是中共當局將監控和逮捕合理化的常用詞彙。
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這幾年裏，這種人工智能技術和政府追蹤技術在中國被廣泛採用，而大華科技的這個系統只是這種AI技術快速成長的案例之一。
批評人士表示，中共各地警方大量採購此類技術設備已大幅增加當局限制社會自由、控制人民，和打壓特定群體的能力。
"系統會發出警訊"
根據大華網站存取頁面，該人工智能系統於2021年推出，並於2023年5月已經付諸使用。
此系統推出時間恰與2020年全中國各地警察大規模投資地理信息系統的時間點吻合。
2019年5月2日，中國杭州大華科技辦公樓上安裝的大華監控攝像頭。
IPVM公司的查爾斯·若勒（Charles Rollet）表示，目前尚不知哪些地區的公安部門會使用此項大華人工智能系統，但大華科技是提供中國警方設備的主力。
他說：「橫幅警訊的開發迎合了中國市場：大的政府部門，通常是警方。」「這套系統意在供警方或者某種形式的都市當局使用......總之，除非你是要追蹤抗議人士，否則沒道理要自動追蹤它們（抗議橫幅）。」
近年來在中國最知名的抗議行動--抗議中國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就是由一名男子在天橋上展開抗議橫幅開始--這顯示，該技術可能與警方相關（雖然不知道警方是否在該特定案件使用了橫幅追蹤技術）。
受美國、英國和澳洲政府制裁的大華技術為中共當局提供多種能利用生物識別數據執行預測性警務，以監督人民的人工智能技術。早先，大華技術公司內部文件顯示該公司提供臉部辨識人工智能技術追蹤維吾爾族人，也因此招致西方國家制裁。大華技術否認專門針對特定的族裔。
大華官網也曾發表一個在2020年拍的視頻，演示其人工智能系統拍攝道德橫幅展開的過程，但該視頻隨後被刪除。視頻解說表示，「如果在攝像頭範圍內監測到手持橫幅的人士，而且該行為持續相當時間，則系統會向警方發送警報。」
大華技術並未回應自由亞洲電台尋求評論的要求。
警務技術設備開發潮
橫幅展開監測技術是中共警方探索「人工智能發展和該技術如何投入使用」的延續，IPVM公司的若勒表示。
中國大量收集其人民數據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迅速擴展的人工智能技術為當局提供收集情報的新方式。
IPVM上個月也得到一份上海公安徵求人工智能追蹤系統項目採購邀請，展現中共當局有意利用所收集的大規模數據的企圖。
採購邀請告示說明：「傳統警務工作需要向數碼化、智能化、方便和簡單的在線運作轉型。」這個告示還說，「有效管理警務運作模型，使其發揮最大效用已成為公安科技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8年10月23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中國國際社會公共安全產品博覽會（Security China2018）上，一名男子的面部被中國國有監控設備製造商海康威視的技術標記在顯示器上。
該項目旨在創建自動報警系統，向警方通報上海松江區特定人群的動向。松江區是人口稠密的郊區，居民人口包括大量學者和大學生。
該項目尋求自動追蹤的「目標人群」包括維吾爾人；具有非法居留身份的外國人；重點大學教職員工；外國駐華記者；去過新疆或其他類似地區的外國人；接受新冠疫苗接種的人；嫌疑犯、性工作者和販毒者；以及用電量不尋常的家庭。
根據該網站隨後被移除的告示指出，松江公安局將項目交給上海巨一科技發展公司，該公司顯然專精承包政府合同。
上海巨一科技發展公司並未回應本台的置評請求。
如同大華技術公司一樣，松江區公安局在五月份 IPVM公佈調查報告後即移除招標公告，而且自由亞洲電台無法聯繫到告示所列專案經理人尋求評論。
"老大哥"的限制
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表示，上海項目所列26類「目標人群」是中共當局認定的「重點人士」。
王松蓮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上訪者、有前科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等等這些人都受到警方」身體上和技術上的監控。
2018年3月8日，中國準軍事消防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燈杆下站崗，配備安全攝像頭。
專門探討中共監控手段的書籍《完美警察國家》的作者傑弗里·凱恩（Geoffrey Cain）指出，當局使用人工智能追蹤人的手段既先進又毫不含蓄，正顯示出中共官方對監控的看法。
他們使用的參數——跟蹤橫幅的展開或標記家庭用電量激增（在上海公安的招標項目中）——往往是以倒推的手法，從那些可能與被禁止的行為有模糊聯繫的行為，先發制人地去找出當局要打壓的行為，例如抗議或挖礦找加密貨幣。
「這讓我想起大約2016，2017年中國開始大量使用技術監控手段的年代。」凱恩說：「他們會追蹤那些突然開始抽煙或喝酒的人，或是突然間購買可以製作帳篷材料的人。
「而且這類追蹤並沒有特定原因，他們只說這類行為很可疑。聽起來就像是他們隨意選幾個行為就說是不尋常的，」他說。
「好像當局是反着來的，先有果，才套個因。」
歧視和危險
但這些警務措施對受針對的族群有真正的影響。
特別是中共官方大規模監視維吾爾族人的行為是使官方得以迫害維吾爾族人的關鍵因素，人權觀察組織的王松蓮表示。
「不論維吾爾族人走到中國哪個地方，他們都會受到地方公安歧視性和針對性的執法，」王松蓮說。
「這也就意味着他們會經常受害--經常無法找到地方落腳，找不到酒店投宿。通常，當他們搭乘火車，他們會遭到調查和盤問等等。」
2021年7月15日，遊客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監控攝像頭附近拍照，一名警察在旁觀看。
根據媒體機構中國數字時代五月份關於中共警察添購地理定位系統的分析，中共警方投注資源添購追蹤系統的熱潮首見於2017年，其次是2020年，並於新冠疫情間節節攀升。
報告指出，「有些承包合約恰於政府添購其他特別針對維吾爾族人所開發的監控系統時間吻合，」「此外在有眾多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居住的區域也有相當密集的監控系統採購案。」
王松蓮指出，令人擔憂的在於「這些（人工智能監控）系統，視應用方式之不同，都使得中共當局能用不同方式侵犯人權。」
「當這些技術如此便宜又能廣泛應用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鑑於中國政府的中資影響力，它們擴散迅速，對全球人權產生不利影響，」她說。
若勒同意此看法。他說，「我可以想見此類監控執法的作為發生在其他國家。」「我想最大的風險在於，這給其他國家開了先例，也給了他國如何應用這些技術的主意，你明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