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由青年學生率先在北京發起的中國民主運動以及它隨後遭遇的血腥鎮壓曾吸引全球華語世界的廣泛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尚未走出動員戡亂時期的台灣社會產生影響。34年後，在民主體制日漸成熟，本土意識也日漸成型的台灣，八九六四意味着什麼？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先生接受本台電話採訪，介紹了台灣人權團體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也特別介紹了八九六四與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生運動的關係。曾建元先生表示，台北的六四紀念已經從三十幾年前那種純粹的紀念六四或聲討中共，慢慢變成一個以人權、民主為中心的活動，讓台灣人除了反省自身的民主化歷程、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把視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為民主奮鬥的國家。
六四紀念：台灣人開始有更開闊的視野
法廣：台北的六四紀念晚會在6月4日晚上六點四十啟動。但組織者也圍繞這個特別的日子，安排了其它活動。
曾建元：我們跟往年一樣，都是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舉行六四晚會。今年的活動，我們在中正紀念堂的中央通廊有兩個展覽。一個是六四當年的史實特展，我們當年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相關的歷史資料，來做一個呈現，我們也把當時的一些中文報紙與六四有關的報道找出來，讓觀眾可以很快的就進入到當年的場景。另外一個是針對兒童設計的展覽，讓父母帶着兒童，去認識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專制，就是透過一些有趣的案例，讓父母跟小孩同時去思考這些問題。這些都是在中正紀念堂的室內。在室外呢，我們從6月4號的下午開始，連續有3部電影在廣場上來放映。有劇情片也有紀錄片。晚上六點40分開始，就是我們的晚會。今年晚會，我們邀請了台灣的各個關心中國議題人權議題的公民團體來共襄盛舉。同時，活動主題除了追念當年的六四之外，也包括香港議題，因為過去常年紀念六四的最重要的一個地點就是香港。現在香港的這個地位已經隨着（港版）國安法通過，而消失了。所以，很多在台灣的香港人，就在中正紀念堂，在台北，延續他們當年在維園紀念六四那樣的一個精神。所以今年香港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除此之外，烏克蘭戰爭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受到專制迫害的國家以及他們的問題，或者是他們內部的民族/民主問題，有一些團體也會在這次六四活動中，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做一些發揮。最後呢，活動也包含台灣本地的議題。因為台灣雖然現在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說是自由度的表現在亞洲名列前茅，可是我們自己知道，台灣的人權、法治的發展，還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所以我們也利用紀念晚會，檢討我們台灣現在的人權狀況。所以，台北的六四活動已經從三十幾年前純粹的紀念六四或聲討中共的活動，慢慢變成一個以人權、民主議題為中心的活動，讓台灣人除了反省和我們自身的民主化的歷程、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把視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為民主奮鬥的國家。我想，這是六四的這個主題這幾年來在台灣的變化，台灣人在這個問題上開始有更開闊的一個視野。
不忘八九六四對野百合學運的影響
法廣：請問這3部影片都是哪三部呢？
曾建元：有一部台灣的片子，《超級大國民》，是以白色恐怖時期的亂葬崗被發掘的過程為背景的一個劇情片。影片在台灣得過電影大獎。我們會把這部片子重新拿出來播。另外兩部是國外的作品……
法廣：也就是將紀念六四和台灣爭民主運動的努力和過程結合在一起……
曾建元：對，其實我們認為，如果去追溯六四跟台灣的關係，這其實都是在當時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脈絡之下。當時台灣還在動員勘亂時期，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國家。所以，大陸八九六四的年輕人當時的訴求主題，也曾經感動過台灣人民和台灣的學生。1990年台灣的野百合學運之所以能夠順利的完成民主轉型，也是因為台灣的政府跟台灣的人民計汲取了六四的教訓，不想讓台灣重蹈共產黨鎮壓六四的覆轍，才讓台灣能夠有更多的經驗或者智慧，走出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紀念六四的時候，也要把六四跟台灣的關係，做一個闡述。
台灣思考六四的意識形態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法廣：那麼，34年來台灣社會對六四紀念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是否有變化呢？
曾建元：其實變化蠻大的，起起伏伏。因為199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而且對台灣大量的招商引資，所以非常多的台灣人到大陸去發展。隨着那波大陸的經濟起飛，很多台灣人就認為說，可能中國也會走出另外一個發展模式。所以，對於六四的議題，談論的人慢慢地就越來越少人。另外一點，台灣的民主化也伴隨着本土化，在本土化思潮之下，他們怎麼去看待當年台灣聲援六四？當時，台灣的確還在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的社會當時還存在一種大中國的意識，可是民主化之後，台灣事實上有一段時間是想要擺脫這種大中國意識，所以很多人就不太願意再去談台灣跟六四的關係。所以，參與六四紀念的群眾結構其實經過很大的變化。最大變化就是最早是統派，也就是支持統一的這些群眾，他們慢慢的離開了中正紀念堂。後來，我記得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開始有台灣的本土派社團進駐到中正紀念堂，取代了原來統派社團的角色。這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以後，統派社團在台灣公民社會當中開始萎縮，參加的人越來越少。而台灣的公民團體呢，雖然他們在認同意識上面有別於統派的團體，但是從普世價值這個基礎之上，他們也同樣來聲援、支持六四。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呢，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所以現在，六四活動的群眾結構，它的國家認同基礎其實已經與30年前完全不同，現在不會去談統一的問題，也不會再去強調兩岸的同文同種關係，來說明台灣是否需要支持六四，而更多的是從普世價值這個角度，從如何促進中國民主化，讓它成為跟台灣同樣價值的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說明中國民主化有助於台灣民主的鞏固，或者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就是更多的是從價值或者或者台灣的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談六四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思考六四的觀念，它的意識形態的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法廣：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人數是否比以前更多呢？還是說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曾建元：其實是更多了，是一種穩定的成長。因為現在參與六四的群眾的結構在改變，越來越是年輕的一輩的人，更多的是從普世價值角度，來關心六四，參與者越來越以年輕人為主，也包括在台灣的外國的學生，或者是移民——他們也有很多人來參加六四。他們來參加六四紀念並不是只聲援中國大陸的六四運動，而是把六四，這個具有傳統性的一個機會，變成一個各國人民在台灣共同來支持人權、憲政這些價值的一個機會。這項活動的意義，已經有更多更豐富的詮釋了。
法廣：6月4日當天，台北光點華山劇院也將放映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雲與流亡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監製的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沙》。影片記錄的是2022年7月13日，在台灣藝術家鄭愛華家中庭院舉辦的一次劉曉波紀念活動。觀眾可以從中看到經台灣民間社會籌資、由鄭愛華女士創作的一組劉曉波紀念雕塑。不過，這組紀念作品自2018年創作完成之後，就陷入了無處安放的尷尬，始終停放在鄭愛華女士的家中庭院。廖亦武為此刊文感嘆「無處話淒涼——《劉曉波在福爾摩沙》」。如何解釋這種尷尬呢？曾劍雲先生表示：
曾建元：當然，台灣社會對劉曉波的認識主要是在精英或知識階層、文化界，一般老百姓大概也知道，但是因為劉曉波沒有來過台灣，所以他們對於劉曉波的認識都比較膚淺，也沒有太多的感情。這是事實。但是，關於這些大型的公共藝術作品的擺放，當時，製作團隊是想把它捐給政府，因為東西的確很大，它不是只有一件作品，而是三件作品的組合。佔地很廣。
我記得當時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前面的廣場來展出。當時的市長柯文哲只允許他們展出一天，不是很有誠意。台北市之外，各地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他們都有很多的公有的土地或場館。事實上，絕對可以找到典藏這些作品的地點，怎麼可能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呢。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地方政府對這個問題都比較消極，因為的確兩岸有很多交流，特別是地方政府間有交流。這些政治人物都會擔心：如果我在我的地方擺上了這個紀念劉曉波作品，又是利用公有的、地方政府的土地或者場館，那就表示對劉曉波的聲援，會不會讓共產黨認為這是在支持中國大陸的反對運動，在給共共產黨難看？會不會由此影響到兩岸的各方面的交流……地方政府或政治人物會有很多這方面的顧慮。這就導致這些紀念劉曉波的作品，竟然在台灣找不到地方可以立足，現在還是放在創作者他自己家裏的庭院。這真是非常離譜。因為創作者的家裏不是公共空間，而公共藝術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可以在公共空間觀賞。鄭愛華他們這個團隊，希望通過這個紀錄片把他們現在所面臨的困難，也就是適當的展出場地的問題拋出來。
不過，我已經告訴他們：台灣文化部兩三年前曾經召集相關的博物館和華人民主書院商討過，準備在未來，由華人民主書院承辦，在台南找一個適當的地點，設立一個民主文物館，把包括中國大陸六四、香港，還有其他國家，跟民主運動有關的文物，統一加以典藏。這是文化部支持的一個典藏的計劃。所以，如果我們華人民主書院近期內能夠找到適當的典藏場地，那我當仁不讓，我會來保管這些東西，給它一個很好的安置，未來向台灣和世界公開，讓大家來共同觀賞這些作品，也從這個作品當中，去了解劉曉波的思想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