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揮起了反對政府腐敗和爭取自由的旗幟，吸引了無數尋求民主的支持者，但最終以血腥的天安門大屠殺告終。
這場大屠殺引發了全球的強烈抗議，使世界關注中國的人權暴行。從那時起，中國無法擺脫國際社會對其侵犯人權行為的譴責和制裁。
然而，在過去的34年裏，中國共產黨並不僅僅是渡過了天安門危機，而且還建立了實用主義「軟實力」，對自由民主作為現代化的唯一途徑的原有共識構成了重大挑戰。
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民主世界又應該如何回應？
天安門大屠殺使普通中國公民感到恐懼，同時也在共產黨政權內部引發了危機感。中國的統治者在當時面臨着一個已經改變的國內外環境以及前所未有的對其統治合法性的懷疑。蘇聯和東歐集團的隨後崩潰加深了中國官員的困惑，因為他們懷疑中國共產黨是否會是下一個潰散的政權。
當西方在是否將與中國的貿易與其人權記錄掛鈎上猶豫不決時，中國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於1992年展開了他著名的南巡，推動中國的經濟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共產黨官員很快意識到三個現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共產黨是否掌權無關；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共產黨維持地位的唯一希望；為了維持其政治專制主義政權，共產黨將不得不贖買國內精英，以換取他們的忠誠，並誘使外國精英通過市場機會對中國的人權記錄保持冷漠。
隨之，中國官員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提高國內生產總值、賄賂和追求奢侈待遇。曾自稱為「無產階級先鋒」的共產黨精英要麼成為了追求快速致富的資本家，要麼成為國內外資本家的牽線人、庇護人和支持者。
正如美國政府的一份報告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政治權力與資本運作「共舞」。很多因素包括低工資、低人權標準和寬鬆的環境監管結合起來為國內外投機資本家創造了「黃金機會」。
總的來說，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是短暫的。隨着與中國的貿易與該國的人權記錄脫鈎，關於如何處理天安門後的中國的辯論轉向了「通過貿易實現改變」的理論。
該理論認為與中國的貿易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後者將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權利，從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通過貿易實現改變」的政策造成了集體囚徒困境，每個依賴中國市場的國家都根據自身狹隘的自利行動，不顧長期後果，更不會考量中國人民的福祉。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在中共一黨政權的領導下取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當習近平於2012年上台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技術和國防領域迅速追趕美國，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奇蹟」。
而習近平遠比前任領導人更雄心勃勃，並對「中國奇蹟」寄予厚望從中獲得信心，並將其作為一種軟實力，使他能夠拋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公開行使強權，挑戰全球自由價值觀，以實現雙極世界秩序為目標。
在他執政之前，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後的領導人試圖創造和擴大一種不同的人權理論，以宣傳為目的推廣儒家思想，並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將中共描繪為「傳統中國文化傳人」的形象，而是圖創建中國的軟實力。在類似的思路下習近平也努力推動中國的政治宣傳，如「中國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倡導「講好中國的故事」，以符合政治專制主義中共需求的方式呈現中國的歷史。
然而，儘管這些努力在贏得全世界人心方面幾乎沒有任何成效，但毫無疑問，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大大擴大了其全球影響力，向世界的每個角落進軍。導致這個現象的答案就在天安門屠殺之後的「中國奇蹟」之中。
天安門大屠殺使中國偏離了一條持續經濟發展可能帶來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道路，違背了前中共總理趙紫陽和其他開明領袖在大屠殺之前的設想。相反，天安門事件後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刻意的、統治利益集團主導的國家政策，與像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的「自發的發展」不同。這種方式使得現有的政府統治結構能夠吸收最有才華和雄心的社會精英成員。
這意味着中國閃耀的經濟增長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共政權一方面維持人民的恐懼使民間對權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勵他們特別是其精英階層不問政治、不問是非，並儘可能賺更多錢。這種方法確保了短期內最糟糕的資本主義在低人權和低道德的情況下展現了高效率和高競爭力。
就此「中產階級會帶來民主和人權」的預測在中國最終失敗，因為中國中產階級這個時期的成功歸功於他們與國家之間的特權關係。
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這種赤裸裸的務實主義獲得成功的動力下，中共此後利用這個實用主義的「軟實力」支持中國的持續崛起和擴張，並與美國競爭。這種專注於經濟利益無視價值觀和道德的「軟實力」可以描述為：忽視人權+鄙視民主價值+金錢。
中國的務實主義「軟實力」對欠發達國家特別具有吸引力。在與非民主國家談判「一帶一路」協議時，中共不在乎目標國家的人權侵犯、政府腐敗或寬鬆的環境監管，因此道義正直的民主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競爭。正如前美國官員拉里·薩默斯所說的那樣，他引用了一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話：「從美國，我們得到一場講座；從中國，我們得到一個機場。」
最近，中國在以務實主義「軟實力」為基礎上取得了一項重大外交勝利，成功地斡旋了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和解。藉助這一勢頭，中國現在希望繼續展現其實用主義的「軟實力」、以自身利益為導向斡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然而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方法對中國在發達民主國家的回報非常有限，但是，北京面對民主國家，越來越經常地直接進行經濟脅迫。不幸的是，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對中國的經濟都過度依賴，以及對中國市場的迫切需求，阻礙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更堅決和一致的回應。
因此，為了與中國的務實主義「軟實力競爭並戰勝它，我們需要一個基於價值觀的經濟北約，以服務於全世界的民主社會，作為一個捍衛所有成員的同盟以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將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置於面對發展中國家的軟實力推廣的核心，並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全球舞台上所取得的任何收益都只會增加其在國內外的專制政權控制能力的規模和範圍。但是如果去年的白紙運動-一場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首次全國抗議活動-證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儘管中共具備「軟實力」和硬實力，但是中國人民仍然渴望自由和民主。因此中國的變革是可能的。
而國際民主力量可以通過在國際舞台上與中國共產黨的務實主義「軟實力」作鬥爭來支持這種變革。
原文發表在英文刊物，Politi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