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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不住 習的日子相當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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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從官媒報道情況來看,習的日子相當難過。

第一,國安委為何多了一個副主席蔡奇:政局險惡

國安委自2014年成立以來,兩屆都是兩個副主席,一是國務院總理,一是人大委員長。本屆卻有三個副主席,李強趙樂際蔡奇,多了一個蔡奇。稍前,蔡奇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已經讓人極感詫異,這次居然又被塞進了國安委。

對蔡奇而言,可謂重返國安委。2014年3月,當浙江省副省長才四個月的蔡奇就急忙赴京,出任新成立的國安委辦公室副主任,次年4月升任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正部長級),直至2016年10月調去主政北京。這次重返,熟門熟路,國安委實權大概就落到蔡奇身上了。蔡奇權勢之重,難有人比擬了。

疑慮心重的習近平為何要如此人事佈局?應是對黨內鬥爭的極度不安全感。和習近平的可信者極少、乏人可用,寧可老將勞累,也不輕易冒人事風險。

第二,外部安全環境急劇惡化

習近平在會上強調,國家安全形勢複雜嚴峻,稱當前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其中,外部安全環境的逆轉已令中共焦頭爛額。

這與習近平「二十大」報告中關於國際形勢的如下判斷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要知道,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作出「戰略機遇期」的國際形勢判斷後,「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沿用,「二十大」才改變。

想當年,2001年中共加入WTO,主辦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會,一時春風得意。不料,2018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2020以來的疫情以及中共變態的「動態清零」、戰狼外交等等,已使中共處處碰牆。就拿5月召開的三大國際會議來說,無論是G7峰會,還是14國參加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會議,或者60國參加的第二屆歐盟與印太外長論壇,都不邀請中共參加(21世紀頭十年,胡錦濤可是多次參加了G7主持的南北會談),而且會議議題、公報或者達成的協議都劍指中共。中共的國際處境真是天差地別了。

第三,掩蓋不了的亡黨危機

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核心是其一黨專政的「政治安全」。這次會議強調「國家安全工作」的五個方面,「政治安全」排在第一。這顯示亡黨危機,讓當局日夜不安。

今年以來,從「白髮運動」到國人不顧生命危險「走線」美國,從胡鑫宇案件的全民關注到「農管」製造的全國騷動,從「人礦」一詞的躥紅到重罰脫口秀演員的輿論反彈,以及殺村官事件的一再發生等等,說明中國遍地乾柴烈火,社會形勢岌岌可危。

其實,高層或者黨內、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群體,普遍認為中共這艘船快要沉了,挽救不了,得趕快找救生艇、穿救生衣。習當局也是心知肚明,所以這次會議一是打雞血——「國家安全戰線要樹立戰略自信、堅定必勝信心,充分看到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同時,也對黨內外、國內外進行恐嚇——「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結語

「底線思維」一詞習近平多次講過,但這次多了個詞:「極限思維」。「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這話習近平可能內部講過,也在一些中共官員的公開講話中出現過,但在中央層級的會議中,在國安委會議上或許這是第一次。這兩個詞聯用,顯示出這次國安委會議的殺氣騰騰。因為中共的一貫做法是,在最危險的時候表現最兇狠;而最兇狠時也是它最虛弱的時候,用兇狠的表現來掩蓋內在的虛弱。

中共的「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是什麼?看看歷史就明白了,不過是搞「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之類的瘋狂運動了。不過,今非昔比,中共的輕舉妄動恐怕只會把小命丟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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